宏观调控政策到了求变关口

    “十三五”开局之年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2016年面临的最大挑战，笔者认为“闯关”最贴切不过。2016年要闯三道关：一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二是围绕供给侧的一系列改革，要触动很多利益；三是2016年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运转。
    目前实体经济正经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面对实体经济的现状，宏观政策的效用递减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货币政策的内生性紧缩现象也普遍存在。货币流通速度较2010年累计回落了14％，企业的资金周转率连续两年下滑，社会融资总规模也发生实际收缩，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累计同比持续为负，生产领域的通缩压力也大幅上升，企业部门面临高债务问题。
    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库存积压、僵尸企业众多等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压力相当大。可以看到，前期大规模投资导致的钢铁、煤炭等重资本行业的产能过剩矛盾到2014年底仍在继续，即便2015年开始缓解，也还需要较长时间来消化过剩产能。截至2015年11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5个月同比下降。PPI如此长时间的同比回落，以前仅仅在2008年至2009年、1997年至1998年等经济疲软的时段出现过。从目前形势看，如果不能闯过这一关，结构性问题将会拖累中国经济深陷困境。
    面对如此经济现实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动向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中央对2016年提出的政策思路是“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做的主要是加法与乘法，求大、求量、求速度，却因为发展过程中引发的问题日益严重，众多深层矛盾集中爆发，导致中国经济被迫转型升级。现在提出加减乘除并举，显然强调的是多用减法和除法，来为经济发展中的多种矛盾“拆弹”。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过剩、降成本等正是为了纠正过去一味求快的发展方式，放慢脚步化解矛盾，攻坚经济转型升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文所言，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不是新一轮大干快上，不能靠粗放型发展方式、靠强力刺激抬高速度实现“两个翻番”，否则势必走到老路上去，那将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
    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在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并不在市场，而在于体制。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了大多数的投资，大量资金投向“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三高一低”项目。此外，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中，相当一部分由国企垄断或国企主导，大型国企在信贷、土地、财政等多方面有诸多特权，资源配置的偏向使其有足够的力量扩大产能以提高政绩。
    道理非常明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化解产能过剩这一顽症必须从根源出发。一方面，政府应该放权，完善市场经济，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政府应该成为协调者、管理者和信息提供者，在资源上、法律上、政策上向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应该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一是要对内开放，打破行业垄断，破除市场准入限制，准许民营企业进入。只有持续地开放市场，才能实现自主调节，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对外投资开放，加大“走出去”的步伐。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都要有国际化的大视野。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能否企稳关乎世界经济局势，从短期来看，这将考验决策层对宏观调控的把握。经济政策的确已到求变的窗口，但行之有效的改变往往比纸上谈兵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