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主要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

摘 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六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共性特征，并总结其原因和规律，进而通过对比历次金融危机的救治措施，提炼出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金融危机；原因与规律；比较；启示
    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拉美债务危机（1982—1983年）、日本经济衰退（1990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等六次涉及面广、影响大的金融危机。从全球范围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转变，提高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是我国在后危机时代需要重点思考的战略性问题。
    一、近三十年来主要金融危机的基本情况
    这六次典型的金融危机共同表现为：起源于一国或一地区，金融市场或金融系统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力，造成金融体系混乱，并突出表现为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风险不断累积，而使整个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一）拉美债务危机（1982—1983年）
    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金融危机起源于外债引起的货币危机。当时，西方商业银行看好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发展势头，在政府担保的背景下，大力向其贷款。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三个拉美大国的净银行债务从1977年的365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末的3350亿美元，约为发展中国家总外债的一半，对外借款成为这些国家为贸易赤字融资的主要方式。随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利率大幅度提高，投向拉美国家的资本有减少的趋势。但这时，拉美国家总体负债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借款国平均每年要用其出口创汇的50%以上来还本付息。1982年，墨西哥宣布不能按时还债为先导，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爆发。
    （二）日本经济衰退（1990年）
    1985年，五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同意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促使美元贬值，日元、马克升值。日本经济因日元升值而受挫，日本政府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猛涨，形成“泡沫经济”。同时，日本银行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储户对银行丧失信心而发生挤提，导致银行最终破产倒闭和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产生了银行危机。1985—1989年，日本银行贷款的增加额为128万亿日元，其中62万亿是贷向不动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20世纪90年代，银行的贷款的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不良资产，银行不良资产占GDP的2～3%（日本GDP总值为500万亿日元）。1989年，日本收紧货币政策，刺破资产泡沫。1990年股市崩溃，1991年房地产价格狂跌，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衰退。
    （三）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
    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爆发，根源是统一后的德国实力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均衡，其导火索是芬兰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实行自由浮动。当时，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用马克表示的份额不变，由于马克对美元汇率升高，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相对份额也提高。而英国和意大利经济一直不景气，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但统一后的德国出现了财政巨额赤字，政府担心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而提高利率，引起了外汇市场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
    （四）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
    1982年的债务危机后，1986年的石油价格暴跌再次重挫墨西哥经济。经过艰苦调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通货膨胀得以控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墨西哥中央银行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储备。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同盟于1994年初生效。1994年12月20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贬值，通货膨胀再次飙升，墨西哥经济重新陷入严重衰退。
    （五）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7年泰铢贬值开始，危机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形成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金融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并波及到美国、新西兰及欧洲。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国际货币投机者洞悉了泰国经济金融体制的脆弱和缺陷而进行的趋势性投机，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存在重大缺陷。
    （六）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法规，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次贷市场急剧扩大。同时，金融机构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信用增级后，受到各国投资者的欢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规模，从1995年的65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2006年末的1.3万亿美元。但从2004年中期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房贷利率也随之攀升，加剧了贷款者的还贷压力。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违约及停止抵押赎回权数量不断攀升，并衍生出一系列事件（诸如贝尔斯登破产、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被美洲银行收购等），演化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六次金融危机前的共同特征分析
    
    （一）经济持续增长掩饰了经济结构问题
    以东南亚为例，泰国、韩国和菲律宾在1997年前已连续15年保持6%~8%的经济增长。而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保持在4%左右。其中，1987—1990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4.9%、6.0%、4.5%和5.1%，在历史上极为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4年危机前，墨西哥同样经历了较长的经济繁荣期。总的来看，在这些经济体持续繁荣的吸引下，资金不断投入，加剧了经济体的不平衡，经济结构问题被表面上的持续繁荣所掩盖。
    （二）外部资金大量流入
    经济持续高增长以及政策因素吸引了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反向资本流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外部资金以流动性极强的短期债务和热钱为主要形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危机前的泰国为吸引外资，实施了一系列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措施，鼓励从国外以低成本借入美元，导致资金大量流入。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危机前，都经历了大量外资流入的情形。
    （三）国内信贷快速增长
    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国为维持固定且相对较高的汇率，导致国内流动性明显增多。例如，1981—1997年，韩国、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各国国内信贷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3%、17%和25%。而金融自由化使外币贷款非常容易。比如，墨西哥利率自由化改革使银行以粗放扩张来降低成本，银行贷款以每年20%-30%的高速增长。日本在经济泡沫时期，金融资产收益大幅上升，促使企业大举从银行贷款并投资金融资产，法人企业在1985—1990年间共筹集405万亿日元中，有185万亿来自金融机构贷款。
    （四）普遍的过度投资
    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信贷快速增长和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乐观预期下，危机前各国普遍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资产价格泡沫隐现。例如，1986—1995年，韩国、泰国以及印尼等国的投资占GDP平均比例分别高达33.9%、36.3%和32.6%，导致电子、汽车等一些关键工业部门以及房地产出现生产过剩。1990年前，日本兴起投资股票和土地热，企业和个人大举借贷投资金融资产和土地。
    （五）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过于乐观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投机性强的资本市场。例如，日本股票市值从1981年的81万亿日元剧增至1989年的527万亿日元，而同期日本GDP增长不到一倍，股票市盈率已达到250倍的异常水平。危机前，泰国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比高达25%，商品房空置率偏高，股市、楼市乃至整个经济出现过度繁荣。1993年末，危机前的墨西哥股市也同样极度繁荣，以美元计价的股价达到1985—1989年平均水平的10倍。
    （六）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
    危机前，这些国家贸易状况不断恶化，逆差持续扩大，造成了对维持本币币值的信心丧失，使得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70亿美元猛增到1975年的310亿，逆差的持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大量依靠对外债务融资，从而增加了利息负担。1990—1996年，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7%，而且由于不恰当地维持高汇率使得竞争地位不断下降，外界对泰国维持币值能力的信心开始动摇。
    （七）货币普遍被高估
    危机前，这些国家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货币普遍被高估。例如，在“广场协议”背景下，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984年的251上升到1986年的160。泰国、墨西哥等国在危机前都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本币逐渐被高估。
    三、金融危机的救治措施比较
    （一）财政政策
    发生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为防止财政大幅恶化，这些国家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例如：拉美债务危机时，各国要求压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欧洲货币危机时，英国政府减少对外举债，缓建一些政府的工程项目；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要求政府官员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出国访问；马来西亚1998年政府支出削减18%，部长工资降低10%等[1]。
    （二）汇率政策
    世界银行统计，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比例始终高于固定汇率国家。发生经济金融为危机时，汇率动荡，为控制汇率暴跌局面，有关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动用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印尼也多次进场干预，具有一定成效。
    （三）货币政策
    发生经济金融危机时，加强对商业银行贷款的管理，控制货币发行量，尽力使货币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相一致。例如：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时，部分央行审慎地运用存款准备金制度、“窗口指导”、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并对中长期贷款贷前进行了严格的审批，对市场流动性也作了从紧管理。东南亚及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对房地产业的贷款额作了限制。
    （四）消费政策
    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始终是救治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例如，日本为振兴萎靡不振的经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利率，居民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减税购买住宅使东京等大城市的新建住宅销售量大幅回升。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鼓励国民购买国货，多次举行“泰人助泰、食国产、用国货”的廉价国货集市。马来西亚号召国民减少进口货的消费，韩国也大力提倡使用国货。
    四、启示
    （一）深入客观分析金融危机的实质有助于准确认识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危机的发生虽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特别要注意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结构性矛盾的积累问题，微小的外部冲击都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有利之处。日本经济衰退促进产业向我国转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强劲，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制造业投资比重迅速提高是为明证。东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增强吸引外资优势和增强出口优势，也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国际地位。越南的金融危机放缓了我国产业向越南等国家转移的步伐。
    （二）优化经济结构才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强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不会形成对外过渡依赖。而且，随着生产要素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2]。
    （三）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维护金融稳定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熨平经济的大起大落，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优势，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货规模和信贷投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效益偏低等问题。应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投向[3]。
    （四）注意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提高金融监管效能
    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后危机时代，在进一步完善微观审慎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应重点构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体系，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内容应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银行逾期贷款比率和坏账率、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增长率、外汇储备与短期国际债务的比率、预算赤字、经常项目逆差、利率和汇率政策等。同时，在完成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后，应该进一步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制度[4]。
    参考文献：
    
    [1]范香梅，邹宁静.金融危机的本源及其救助措施探究——基于三次重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1（1）.
    [2]李东星.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J].特区经济，2009（12）.
    [3]李东荣.浅析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成因和防范——从东亚和拉美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J].金融研究，2003（5）.
    [4]叶谦，沈文颖.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成因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