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调节学派论全球金融危机（中）

关于危机爆发的原因
    三位经济学家在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原因分析置于自己已经提出的理论框架内，从自己擅长的角度来剖析危机发生的深层根源。布瓦耶倾向于从工资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将国际不平衡主要归因于工资关系的新变化所产生的结果；阿格利埃塔延续了他之前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产积累特征的分析，强调企业治理发生了变化，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受到“股东价值”模式出现负债的衍生结果的影响；利比茨将危机分为三个层次，一直溯源至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上。
    布瓦耶认为，福特主义不仅仅是一次生产领域的革命，也是社会关系特别是工资关系新构型的结果。从经济角度看，福特主义的工资妥协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和稳定，这刺激了投资，并使得国内的生产和利润得到发展。然而，一方面在收入分配的冲突加强时该体制依靠的是通胀加速，另一方面寻找利润的增加意味着逐渐向世界市场开放。于是，企业主变得对国内妥协相对冷漠，因为他们在国外找到了销路，工资变成了成本，而不再是国内需求的组成部分。在此情况下，沃尔玛主义取代了福特主义。沃尔玛推行国际化是为了长期降低成本，同时通过反工会战略阻止其雇员从他们的报酬增长中获益。在宏观经济领域内，这完全意味着另一种增长体制，该体制的建立基础是雇员的非稳定化和劳动合同的碎片化。
    根据布瓦耶的分析，这种工资关系的新构型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全球经济由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的盈余这两部分重组而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停地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其工业产品充斥着市场，并促使其他大部分经济体非工业化。相反，中国当局把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放在了美国财政部，这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有利于降低长期利率，还有利于缓和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欲望。第二，利率的降低有利于形成一个新的金融战略，即贷款给穷人用以资助他们看病、送孩子上大学以及获得住处，这种做法可能会成为巨大利润的来源。于是，由于穷人具有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银行让他们支付非常高额的利息。只要经济的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持续不断，这个战略就会成功。然而，当美国经济形势出现逆转时，这一切于2007年轰然崩塌。
    阿格利埃塔指出，企业内部的治理模式如今发生了变化，在集体谈判的框架内分享生产力进步的社会契约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已经逐渐被金融在企业内部掌握权力的治理模式所取代。企业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通过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持续的增值量，而是通过将企业瞬时交易值最大化来增加产值。我们已经从社会契约框定的长期积累模式，过渡到“华尔街”模式：企业被视为资产集合；金融夺权引发了计算标准的修正；在资本的历史成本中，市场价值占优势反映了股东的利益至上。根据这一原理，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效率很高，因此，对股东的价值最大化吸收了其他所有合同方在市场均衡价格中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被市场中介——商业银行所俘获，然后逐渐延伸至诸如对冲基金之类的市场行为体，总之，就是一些寻求其自有资金增值以及旨在短期内获得高额利润的实体。由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福特制资本主义’向'股东价值资本主义’的转变”⑧。自90年代初开始，在商业银行的施压下，企业开始要求15%甚至20%-25%的收益率。于是，在股东内部出现了真正有利于中介的权力攫取，这些中介主要是奉行“华尔街逻辑”的中介。这些行为体需要很强的资产流动，正在发生变化的企业也希望将中介视为可以随时进行清算的资产。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兼并一重组的巨大浪潮愈演愈烈。这个浪潮导致负债的衍生结果。
    阿格利埃塔注意到“股东价值”模式导致了三种负债的衍生结果。第一种衍生结果是企业必须摆脱与资本的内在收益不相容的金融赢利水平。因此，必须在分母上下功夫，也就是要减少资本。于是企业开始购买股票，通过债务融资。第二种衍生结果是对工资的巨大压榨，世界劳动市场的开放更便于实现这种压榨，因为世界劳动市场可以令生产力收益与工资级别分离开来。由此引发的结果是以储蓄减少为中介，消费与收入脱钩。储蓄减少主要是由于90年代初以来，家庭的负债比收入累积得更快，家庭财富的增加只是依托于不动产价格升高的假象，实际情况是这些家庭的金融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以至于难以应对价格的突然上涨。第三种衍生结果是公共债务的增加。减少资本税的压力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国家不再生产公共物品，因为无力为此融资，特别是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另一种是公共负债的攀升，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从阿格利埃塔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三种衍生结果不仅为当时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主要的诱发因素，也为今天的债务危机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利比茨在分析危机的原因时将危机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危机受到了抑制，这是2008年9月的流动性危机。在次贷危机突然爆发的时候，负责无清偿能力的债务人证券的银行不再受到信任。很快，央行日以继夜地大量发行货币，以减少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国家的介入使得跨银行信任得以重建。那次危机结束。随后出现了第二层危机，即借钱给无法清偿的债券经纪人的放贷方危机。这是一次真正的偿付能力危机，阿格利埃塔也看到了这层危机，称之为资产型通货紧缩。尽管关于“复兴”的乐观言论甚嚣尘上，但是利比茨认为事实上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经济增长几乎为零。即使增长率达到2%以上，也没有摆脱危机的阴影，因为生产率每年增加2%或3%。这种水平无法为就业提供积极的前景。再后来，第三层危机显现，危机在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中找到了根源。在欧洲，社会保障体制可能仍然发挥着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的稳定作用。当财富由于资产型通货紧缩而崩溃，随着工资与利润相比实现稳定化或者甚至出现轻微增长，雇佣劳动者可能会赚取更多的相对工资。但是如果不进行分配税改革，这种做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关于危机的特点
    
    三位经济学家一致认同此次危机具有与以往危机明显不同的独特性，但是三人分析其特点的角度有所不同：布瓦耶认为全球性是此次危机最大的特点，危机发源于美国，迅速传播到其他地区，这个过程也就是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更新能力和多样化的趋势；阿格利埃塔认为此次危机酝酿的过程及其最终爆发反映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西方金融业在全球的投射；利比茨则认为多重危机的共生是这次危机的主要特点，特别是生态危机的突显，这是本世纪的新生事物，也是区分当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要因素。
    关于此次危机的性质，布瓦耶认为：危机是系统性的，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就轰然崩塌；危机是结构性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鼓励消费的持续金融创新所带动的经济发展已经结束；危机是全球性的，由于美国经济的地位，全球贸易额前所未有的暴跌将经济衰退迅速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他提出，产生于美国的危机通过三个主要渠道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第一，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都采纳了由金融创新和家庭信贷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二，许多国家从引入大量资本中获益颇丰，于是向全球化金融敞开大门。但当美国金融市场逆转时，对重大风险的意识就会在全球传播，在不只是将金融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体内，信贷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第三，当金融冻结的后果转移到经济上时，全球贸易就会崩溃。根据资本主义采用金融化的程度和形式的不同，这三个渠道的结合情况是非常不同的，由此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六组不同的经济体。
    第一组是采用美国新模式的国家，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事实上，如果从金融领域和大企业机构的规模来看，比起华尔街之于美国经济，伦敦金融城对于英国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布朗会寻求最有效的途径阻止因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而张开的裂口进一步扩大，并对具有破产危险的银行资本给予公共支持。第二组是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及其他新加入欧盟的国家。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就是许多国家的外汇负债可能增加，除非它们能够保证出口收入足以按期偿还相应的债务。这类国家重蹈了亚洲国家1997年危机的覆辙，其中冰岛的崩溃达到极限。第三组是依靠利息的国家即原材料生产国，主要是石油国家。这类国家重返国际舞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委内瑞拉获得了某种地缘政治权力。通过积累大量的储备金，这些国家在世界金融中介组织中发挥了作用，主要是通过设立主权基金，向即将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投资。这些国家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更依靠利息，比起民主国家更专制、更独裁。第四组国家是由日本、德国、瑞典、丹麦等国家构成的，它们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创新和出口的活力上。这些经济体中的大多数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们的教育、培训、医疗非常社会化，旨在培养出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世界经济中都能凭借能力的可塑性找到自己位置的公民。所有这些国家都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危机中受到过锤炼，它们具有一个强大的优势：能够向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经济增长强劲的经济体出售专业装备以及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基础契约不包括金融支持，更多地是企业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联合，这一点无论是从德国的就业补贴计划中还是从丹麦的灵活保障制度（flex-sécurit6）中都可以得到证明。第五组是大陆经济体模式的国家，以印度、中国和巴西为代表，似乎有着美好的前景。这些国家受益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出口不过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动力。考虑到中国大规模的出口部门及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将中国归入这个模式可能会受到质疑。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部分是由中国企业的投资带动的，这些企业旨在获得市场份额，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官方对于出口锐减的充分而敏捷的回应证明了中国具有一定的自主余地，这种自主余地也是另外两个国家同样具备的。此外，这三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拥有另一个优势：不屈服于华盛顿共识的诱惑。相反，它们大力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和模式，这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国家所特有的社会关系特点而为之的。尽管国际金融社会为促成其完全的放松管制而对这些国家反复施压，但是金融业在这些国家内仍然受到集体监管。最后一组国家主要是指拉美国家，长期的国际介入已经引起了组织形式和国内制度的脱节，阿根廷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具有代表性。当前危机在诸如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中表现得特别严重，因为墨西哥在出口、金融、投资和移民上已经变得非常依赖美国了。
    “这些不同组的经济体变得相互依赖，但是它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互补，而不是正面竞争。全球化已经突出了资本主义的分化，当前的危机更新了这种多样化。”⑨金融并没有完全征服整个世界，旨在保证某种金融稳定（特别是汇率稳定）的地区一体化区域正逐渐建立起来。
    阿格利埃塔指出，由于苏联的解体，资本主义在90年代初似乎没有了国界，美国式的“华尔街”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无限制的金融开放被许多新兴国家奉为教义，它们被迫接受并践行西方式的制度：价格自由、私有化、财政紧缩，以获得大量的国际资本，这就是“华盛顿共识”。于是，90年代，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负债大幅度攀升。大量新兴国家（拉美和亚洲）的负债的大幅度攀升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那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导致1998年开始进行增长体制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一次增长体制的真正重塑，不管是韩国还是泰国都是如此。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赤字国变成了盈余国，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变成了不再听令于该组织并找了经济政策自主权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取外汇储备以求自保。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被打破，出现全球经济失衡的开端。华盛顿共识不再能使各国达成一致。但是这也使西方国家大大加快了负债的速度，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储蓄维系了发达国家负债的极低成本，信贷杠杆更加剧烈，一系列的金融业务变得赢利率极高，也促成了最终导致危机的所有金融变革。
    但是1998年，也是金融创新的一次进步：信贷衍生品市场出现。有些人认为金融创新实则为全球经济埋下了地雷。确实，极其强大的金融产品被发明出来：银行在其资产负债表中被迫持有的信贷可以被转嫁到任何一种级别的债务中。伴随着转嫁风险的新可能性，市场金融变得很普及。因此，人们通过衍生品市场发展一种信贷体系的通道，极大地加强了投资银行在金融其他领域内的权力，在1999—2000年网络泡沫出现了第一次警报之后，这种做法构建了一个体系，这是能够将一种经济因素的负债转移到另一种经济因素的负债上的信贷机器。从此，资本主义体系只能通过债务运行，而该体系最终在2007-2008年不堪重负。
    利比茨提出，在金融危机的背后，可以看到双重危机：一方面是对工资放松管制的政策所引发的危机，这种放松管制由于全球化而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在某些区域内出现的环境问题，如今全球范围内正在遭遇生态系统的限制。这两种危机又与食品危机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是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福特主义危机都不曾出现过的新特点。食品危机的发生有三大根源。第一，出现新的消费者。全球有支付能力的人口增长。此外，大部分人的饮食结构中动物蛋白的比重越来越大。当人们的饮食结构从以植物蛋白为基础过渡到以动物蛋白为基础时，用于生产必要农作物的土地面积会翻15倍。第二，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个体而言，气候的变化表现为一些极端的但间歇性的事件，如暴风雨、酷热等。但是就全球范围来看，一起或多起气候事故正在持续发生，如作为全球小麦主产区之一的澳大利亚三年来遭受着干旱的影响。总之，需求增加，供给减少，由此导致物价激增。于是，布罗代尔所言的“旧制度的危机”再次显现：土地供应不足。第三，各国正在探索的摆脱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具有加重生态危机的风险，这是由于全球仍处于生产本位主义的复兴中：人们想通过为汽车提供绿色燃料而减轻能源消耗，但是这将导致农业土地面积的受损。
    利比茨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各不相同的危机是如何结合起来的。他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失衡是通过富人借钱给穷人进行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过程就具有了一种地理维度：中国的储户将钱借给美国的穷人。生态危机诱使食品和能源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严重冲击了80年代后受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而日益贫困的雇佣劳动者的真实收入。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大量的储蓄，寻求一定程度的自我赢利，这就使得美国的次级房贷得以运转。但是银行对于债务的处理，习惯于变卖借债人的汽车用以抵债，而不是中止他们的住房货款偿还。随着次贷债务的出现，银行发现借债人更愿意放弃住房而挽救他们的汽车，因为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睡在车里，并且从一个城市搬去另一个城市找工作。
    注释
    ⑧⑿Michel Aglietta et Alain Lipietz，“A la recherche d'un modèle de croissance"，Esprit，n°11，2009，p．28-46．
    ⑨（Robert Boyer，“Transformations et diversité du capitalisme" ，Esprit，n°11，2009，p．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