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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是否增加了企业的审计负担?(下)

http://www.newdu.com 2018/3/7 《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张国清 夏… 参加讨论

    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2007-2011年的所有A股公司,本文执行以下样本筛选程序:①剔除没有披露年度审计费用或所需财务数据等缺失的公司;②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③剔除同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这类公司在美国必须强制执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与本文的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背景相悖;④剔除无法判断其是否执行了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⑤剔除无法确定其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的公司;⑥剔除2011年度强制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最后获得8002个样本,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所需的数据来自CSMAR、Wind资讯、锐思、巨潮资讯以及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网站。
    
    四、主要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表2列示了变量分组描述性统计情况。1013家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其审计费用均值为13.27,对应控制样本的审计费用均值为13.17,Z统计量(-2.706)表明两类样本的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差异,假设1a得到支持。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其审计费用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8.3%。根据Kinney&Shepardson(2011)的研究,首次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美国公司,其审计费用比前一年度平均增加约50%。因此,尽管我国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审计费用显著增长,但增幅与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背景下的美国相比要小得多;2339家获得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其审计费用均值为13.39,5603家对应控制样本的审计费用均值为13.21,t统计量(6.49)表明,两类样本的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差异,意味着获得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与控制样本相比,其审计收费显著更高,没有支持假设2。此外,多数控制变量在获得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组与控制样本组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还计算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LnFee和Clean之间显著正相关,没有支持假设2。LnFee与大部分控制变量都显著正相关或负相关,表明大多数控制变量都能够影响审计费用。有些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8且显著,但在本文所有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VIF最大值为6.41,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多元回归结果
    (1)对假设1和假设1a的检验。我们建立模型(1)以检验假设1,并以2007~2011年期间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测试样本、以同年度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控制样本进行检验。为了使得研究结果稳健,我们进行了Pooled回归和分年度回归,结果列示在表3中。测试变量ICA在Pooled回归、2007-2011年度回归中的系数为正或负,但是,统计上都不显著,假设1没有得到支持。这表明,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费用的其他因素之后,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并没有比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更高,额外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相对而言并没有增加企业的审计负担。
    
     
    建立模型(2)以检验假设1a,并以2007-2011年期间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1013家公司作为测试样本、以对应前一年度作为控制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列示在表3中。测试变量Year的系数为0.071,且显著(t值为2.23),但是,2006~2011年度审计费用均值为13.173、13.197、13.259、13.285、13.361、13.416,年均增长3.66%。而根据表2,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其审计费用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8.3%。因此,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显著增长可能是由于审计费用的年度自然增长。鉴于此,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2007-2011共五个年度哑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Year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t值为1.31),假设1a没有得到支持。因此,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与前一会计年度相比,其审计收费更高,但是,在控制审计费用的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年度固定效应之后,审计费用没有更高。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审计收费更高,不是由内部控制审计引起的,而可能是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增长。关于假设 1a的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不一致(Raghunandan&Rama,2006;Kinney&Shepardson,2011)。
    (2)对假设1b和假设1c的检验。本文建立模型(3)以检验假设1b和假设1c,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First的系数为正或负但都不显著,Second的系数为正或负但都不显著,Third的系数为正或负但都不显著,假设16未得到支持。这表明,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费用的其他因素之后,与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相比,首次自愿执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没有更高,再次或第三次自愿执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没有更低;Disrece的系数为正或负也都不显著,假设1c没有得到支持。这表明,与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相比,没有连续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没有更低,审计费用可能具有粘性。
    
    (3)对假设2和假设2a的检验。建立模型(4),并以2007-2011年期间披露标准或非标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测试样本、以同年度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控制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列示在表5中。测试变量Clean在Pooled回归、2007-2011年度回归中的系数为正或负,但是统计上都不显著,假设2得到支持。这表明,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费用的其他因素之后,公司是否获得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没有影响。根据表2的研究结果,假设1a得到支持。也即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会使得审计师的审计努力增加或审计风险更大,进而体现为更高的审计收费;如果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能够代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根据审计风险模型,公司获得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会使得审计师的审计努力降低。如果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公司获得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可能就没有影响。测试变量Modified在Pooled回归、2008-2011年度回归中的系数为负,但统计上都不显著,假设2a没有得到支持。这表明,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费用的其他因素之后,公司是否获得非标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没有影响。总之,在控制了审计费用的其他影响因素之后,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类型对公司审计收费没有显著影响。
    
     
    控制变量中,Size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系数均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公司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Segment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系数均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公司的业务分部数量越多、经济业务越复杂,审计收费越高;Lev、ST的系数在所有回归模型中一般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公司的财务风险越高,审计收费越高;State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系数均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属于国有产权时,审计收费更低;Foreign的系数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公司交叉上市时,审计收费更高;Big4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系数均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国际四大及其国内合作所审计收费更高;AuPion在所有回归模型中一般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公司获得非标财务报表审计意见时审计收费更高;Delay在回归模型中系数均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表明审计延迟越大,审计收费越高。这些控制变量基本上与本文的预期一致,且与前人的研究相符(Hoitash等,2008;Elder等,2009;Munsif等,2011;张宜霞,2011)。
    3、进一步检验与敏感性测试
    (1)再次、第三次或非连续内部控制审计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对假设1b和假设1c的再检验。对于假设1b和假设1c,我们利用一一配对的方式进行额外的检验,也即采用类似于检验假设1a的方法(包括非参数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所得到的主要研究结果类似。
    (2)敏感性测试。我们进行了如下敏感性测试:第一,模型中的ICA、Clean可能是其他自变量的函数,例如前面的变量相关分析表明,Clean与一些控制变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这样就产生了自选择或内生变量的问题。我们采用两阶段OLS回归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第二,对于一些控制变量,我们还采用其他的度量方法。例如,用主营业务收入代表公司规模,用净利润计算资产收益率,用前五大股东的持股之和度量股权集中度。各种敏感性测试下,主要的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五、结论
    基于我国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的制度背景,本文探讨了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审计是否会增加审计费用,首次、再次、第三次或更多次、或者非连续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如何审计费用,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类型如何影响审计费用。根据2007~2011年期间自愿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并获得标准或非标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公司的年度样本2412个以及控制样本5590个,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费用的其他因素之后,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并没有比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更高,额外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相对而言并没有增加企业的审计负担;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与前一会计年度相比,平均而言增长18.3%,但是,在控制了审计费用的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年度固定效应之后,审计费用没有更高。首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审计收费更高,不是由内部控制审计引起的,而可能是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增长;与之前的一个会计年度相比,第二次、第三次或更多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审计费用年均分别显著增长5.13%、6.18%,上年度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但本年度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审计费用年均显著增长10.85%。在控制了审计费用的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与之前的一个会计年度相比,第二次、第三次或更多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或者上年度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但本年度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不会显著地影响审计费用;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费用的其他因素之后,与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相比,首次执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没有更高,再次或第三次自愿执行内部控制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没有更低,上年度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但本年度未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审计费用没有更低,审计费用可能具有粘性;在其他情况相同时,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类型对公司审计收费没有显著影响。总之,在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背景下,内部控制审计没有增加企业的审计负担。
    此外,本文还发现,与美国相比,我国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和获得非标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比例都低得多,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中国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比美国公司更好。在美国,SOX法案大大地增加了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违背SOX法案的任何条款都面临着重大的法律后果,导致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Elder等,2009),因此,审计师会非常慎重地对待内部控制审计,可能会通过发表非标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来警示财务报表使用者和进行自我保护。而我国目前关于CPA在内部控制审计中的法律责任还没有相关规定,使得CPA在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的风险意识还比较淡薄,这可能是未来需要强化的。
    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有益于内部控制审计成本效益性有关的争论,而且可以为将来自愿或强制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对于管制者、审计师以及对未来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产生抱怨的公司都具有信息价值,因为它能够帮助他们评价内部控制审计的影响并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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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国清(1976-),男,江西崇仁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资本市场与财务会计、审计以及政府会计研究。E-mail:gqzhang@xmu.edu.cn;夏立军(1976-),男,江苏如皋人。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的领域是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问题研究。E-mail:surexl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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