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与森的跨学科对话：科学哲学视阈下的福利经济学贫困化及其解决

内容提要：主流经济学在1930年代之后的工作几乎完全在按照罗宾斯设定的逻辑实证主义路径进行。但是，普特南和森都意识到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造成了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贫困化的本质原因是科学哲学观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二分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遗产。普特南和森的工作由于创造或使用“缠结”概念而彼此缠结。“缠结”概念证明了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解决在哲学上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需的。普特南和森之间的对话对于森的福利经济学的新研究纲领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森发展了“缠结”概念，并且开始利用它来处理正义和非正义这样的元伦理学问题。
    关键词：事实和价值/经济学和伦理学/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缠结
    作者简介：汪毅霖，中共大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辽宁大连116013
    “福利经济学贫困化”(impoverishment of welfare economics)的概念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身兼经济学和哲学双料教授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87年出版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中首先提出并加以阐释，其要旨为：既有的福利经济学由于受不合理的哲学观的影响，把研究范围和方法限制在一个不合理的狭隘框架中；由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所造成的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使得福利经济学使用着“不充分的评价准则”①；未来的福利经济学需要重建哲学上明智的评价准则，新的研究纲领需要经受住严格而有根据的挑战。就是说，经济学家需要通过与科学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的合作来构建福利经济学的新研究纲领。
    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本质上反映了科学哲学观的缺陷。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哲学观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强调“实证原则”和“唯科学主义”导致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二分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逻辑实证主义源于并且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遗产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二分，表现为数理和计量之类的工程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流行，以及对于价值判断的贬斥。
    经济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霸权始终受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质疑。在这些怀疑者中，阿马蒂亚·森和他的哈佛大学同事、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当代的代表人物。自新世纪以来，他们在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观问题上展开了良性互动的对话，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残余——“事实—价值二分”——所导致的“经济学—伦理学二分”进行了激烈而有效的批判。这场对话始于普特南2002年的著作《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得到了森的积极回应，②以及普特南的再响应③。由于普特南和森在各自领域的崇高地位，他们的这场对话也吸引了Vivian Walsh、④Martha Nussbaum⑤等的参与。可以说，科学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这场跨学科对话方兴未艾。
    普特南和森彻底清算了导致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逻辑实证主义“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的谬误，提出了福利经济学下—步发展的科学哲学基础，捍卫了解决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新研究纲领。
    然而国内不论是哲学界还是经济学界对于这场对话都知之甚少。科学哲学界对于这场对话的介绍和分析还仅停留在对普特南2002年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一书内容的介绍上，缺乏深入的学脉梳理、全面的比较分析和对于后续发展的追踪；而国内经济学界的情况更糟，几乎集体失声。考虑到这场对话对于确立科学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意义，这种无知令人感到遗憾。
    一、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科学哲学背景
    1920年，庇古(Arthur Pigou)的《福利经济学》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子学科的正式诞生。庇古的范式被称为“旧”(old)福利经济学，其以基数人际可比效用理论为前提。这一前提的可靠性随着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1932年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的批判而被深刻质疑。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罗宾斯的观点是当时开始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界的一种反映。虽然1932年的著作并不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直接反映，但在基本观点上却惊人的一致，这也是为什么“罗宾斯在1935年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⑥之后，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解释自身的观点：罗宾斯在1938年的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之所以坚持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二分，是因为政策领域中“每个人具有相同的获得满足的能力的假设，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⑦。晚年的罗宾斯在1981年的文章中更坚称：“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对不同人的满足程度进行比较。但这仅是我们的估计，不存在有说服力的客观测量。”⑧
    因此，分析罗宾斯提出的“经济学—伦理学二分”的观点就必须思考其提出的科学哲学背景。逻辑实证主义诞生于1920年代的维也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英伦的学术界产生影响，该学派最显著的特点体现为“实证原则”：一个句子，当且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能否运用实证原则是判断一个学科是否属于科学的依据，所以(除逻辑和数学之外)科学只能研究经验可证的事实；由于不可证实，当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就已经超过了科学的领域。根据豪斯曼和麦克弗森的概括，⑨对于事实和价值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夸张二分如下表。
    
    正是在实证原则问题上，罗宾斯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基数人际可比效用理论提出严厉质疑。罗宾斯认为，效用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存在共通的基数度量单位，所以“说甲的偏好比乙的偏好重要……含有习惯的估价因素在内，因而本质上说是规范的，在纯科学中是没有其位置的”⑩。
    效用是否可比极大程度地限定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如果不允许进行人际比较，就不可能有符合实证原则要求的可接受的伦理观点，因为“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的义务。这两个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法则之间有一条明确无误的逻辑鸿沟”(11)。由于片面遵循实证原则，致力于成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坚守逻辑实证主义“事实—价值二分”的教条，从而“经济学—伦理学二分”就成为逻辑实证主义反映在经济学中的新的教条。
    罗宾斯教给经济学家们一句逻辑实证主义的断言：价值在科学中没有位置。此后，主流经济学在1930年代之后的工作几乎完全按照罗宾斯设定的路径进行，福利经济学研究要么被抛弃，要么就找到一种刻画经济领域“最优”的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标准。帕累托标准的盛行表明经济学家显然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在内的“新”(new)福利经济学的大量工作都是以不涉及人际比较的帕累托最优为基础。然而在1951年，“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社会福利函数存在逻辑悖论。在坚持人际间效用不可比的前提下，不可能定理的出现源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每个参与者在个人偏好上的不一致性。而偏好的形成则依赖于伦理、习俗等社会性因素。试图摆脱伦理学的努力到头来却使得福利经济学自身陷入困境。
    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到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产生源于“经济学—伦理学二分”导致的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进而在1980年代后开始构建福利经济学新研究纲领。实际上，早在1970年，森就意识到“经济学—伦理学二分”背后隐含着“事实—价值二分”这一更深重的病灶：“隐含在虚无主义争论的推理中的价值和事实之间的两分法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它基于一个对价值判断本质的极为有限的认识。事实上，因为对价值判断本质认识的不足，福利经济学中的争论常常是无结果的。”(12)
    但是，森等经济学家的反思和创新并不足以撼动主流经济学界对于逻辑实证主义和“经济学—伦理学二分”原教旨主义般的迷信。与此相反，二战后，随着奎因(Willard Quine)对两个教条的批判和库恩(Thomas Kuhn)的历史学派的兴起，主流的哲学走出了狭隘逻辑实证主义的陷阱。显然，科学哲学的潮流倾向于反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研究中方法论的多元化，认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实证原则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遗憾的是，尽管哲学家们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进行了长期的批判，但这一主张仍然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青睐。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依赖于名誉扫地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以至于误认为福利经济学中无法根除的价值判断是其污点，经济学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狭隘科学观蹩脚的模仿者。可以说，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本质上反映了主流经济学的哲学观的缺陷。经济学和科学哲学的互动史同经济学家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逻辑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影响了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而正是他们在经济学家中最热衷于反形而上学。
    二、解决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科学哲学可能
    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起始于盲从“事实—价值二分”所导致的“经济学—伦理学二分”。所以，讨论解决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哲学可能就必须先推翻“事实—价值二分”，而正如对罗宾斯观点的概括，“事实—价值二分”的根源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因而，只有打破狭隘的实证检验原则，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解决在哲学上才有初步的可能。
    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需要被批判的原因在于：它要求每个孤立的含有科学意义的陈述都必须具备验证方法。但这显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大多数的纯粹科学理论创新，在开始阶段都是大胆假设，不可能首先考虑实证的可能性和结果，相应的“实验性检验方法和证明手段是在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3)。在纯粹科学研究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创始阶段只在纯理论层面被接受，直到天文技术得到大发展后，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引力透镜和黑洞才得到了验证；霍金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极度依赖于大量无法进行实证检验的条件和假设，但我们显然不能否认该理论的重要性。如果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若一项陈述就其本身内涵来说根本不具备验证方法，那么这个句子就是毫无意义的——大多数科学理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针对逻辑实证主义在检验原则上的狭隘性，普特南强调，“各种不同的表象、各种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理论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情境之下是同等地好的。”(14)这种观点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拒绝事先限制人类将可以拥有什么样的证实手段；而逻辑实证主义把证实手段的范围局限于数学演绎加上科学实验。
    普特南通过对自然科学史(主要是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的梳理认识到，“实际上，许多理论必定是基于非观察的根据而被拒斥的”。无独有偶，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托马斯·库恩在1979年提出评价科学理论的“五种价值”：第一，理论应当精确。就是说，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第二，理论应当一致。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适合自然界一定方面的公认理论一致。第三，理论应有广阔的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它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第四，与此密切联系，理论应当简单，给现象以秩序，否则现象就成了各自孤立的、一团混乱的。第五，尽管不那么标准，但对于实际的科学判定却特别重要的是，理论应当产生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就是说，应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前所未知的关系。这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都是评价一种理论是否充分的标准准则。这样，科学就成为“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15)，对理论的检验可以不必以实证为唯一标准。于是，价值判断和伦理学由于不能进行实证检验而必须与事实和经济学严格区别的观点破产了。
    学术研究不能止于批判，更应该重视建设，旧观点的破产引出学科发展的新的基本问题。“解决福利经济学贫困化”所要面对的基本哲学问题可以设定为：既然“事实—价值二分”和作为其结果的“经济学—伦理学二分”赖以成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已经被推翻，那么，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替代性视角来理解事实与价值、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呢？之所以称其为基本问题，是因为，只有建立一个超越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解范式，经济学才有可能摆脱逻辑实证主义不良成分的萦绕，解决福利经济学贫困化在哲学上才有完全的可能性。
    对于这一新的概念框架的关注，正是普特南和森的学术汇集点，他们的工作由于创造或实际使用“缠结”(entanglement)概念来解析“事实与价值”以及“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而彼此缠结。“缠结”是普特南借自量子物理学的概念，量子缠结是量子整体论的一种表现，即相互缠结的量子成员组成的复合系统的量子态，并不仅仅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量子态之和。换句话说，离开了对于关联性的认识，单独考察各个组成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普特南和森用此概念意指：事实理解依赖于价值，价值判断也无法摆脱事实；经济学和伦理学可以通过再次融合而彼此受益。
    普特南对“缠结”的认识来自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遗产。普特南在阿马蒂亚·森等1993年编辑的文集中曾撰文指出：事实与价值的“缠结”是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哲学的一贯主题，但却在杜威去世后被盎格鲁—美利坚哲学界所忽视。普特南指出，缠结既存在于私人领域，也体现在公共领域，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个人和团体不可能“在事实上达成一致”。按照实用主义传统，“真实的问题需要一个语境和一个主题。这一点就像适用于伦理问题一样也适用于科学问题”(16)。
    在普特南的哲学框架内，“缠结”的含义是双重的：价值判断既存在认识论上的用途，也有伦理上的意义。当“缠结”被借用来指称事实和认知(epistemic)价值之间的关系时，其争议相对较小。为了证明事实与价值的缠结并不仅存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承认的事实与认知价值之间，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的崩溃》中，普特南用“厚伦理概念”(thick ethical concepts)来解释事实和伦理价值间的“缠结”(正是这种缠结使得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二分法不再有哲学依据)。“厚伦理概念”并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普特南在相当长学术生涯里磨砺而出的结果。
    普特南认为自己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当前模式的理解开始于1981年出版的《理性、真理与历史》，此后便“一直沿着价值术语既是概念上不可或缺的又是不能还原成纯粹描述术语的这一思路进行论证”(17)。在该书中，普特南明确引用了Iris Murdoch的观点，强调“粗心”、“冒失”、“固执”等词，相比最抽象的价值词，如“善”、“恶”等，在事实道德评价中有特殊的重要性。当对某人的“粗心”、“冒失”、“固执”等事实的描述合取时，几乎没有必要再说某人是“恶”的。从而“在事实本身处于……这样的层次上时坚持价值独立于事实就困难得多了。”(18)
    在1992年出版的《重建哲学》中，普特南还引用了John McDowell的观点，“一个词必须与某一组‘评价旨趣’相联系，以便像这个厚的伦理词语起作用的方式那样起作用，同时说话者必须意识到那些兴趣，并且能够富有想象力地认同它们，以便像该语言的老练的说话者那样把该词应用于新的事例或境况。”(19)在此书中，普特南正式从Bernard Williams那里借用了“薄伦理概念”和“厚伦理概念”的区分：“薄”(thin)伦理概念，即“抽象的伦理概念”，诸如“善”和“对”；“厚”(thick)伦理概念，即“较多描述性、较少抽象的概念”，如“残忍”、“鲁莽”、“贞洁”等。
    值得一提的是，“厚伦理概念”在含义上非常近似森在剑桥大学时的导师Maurice Dobb所提出的“丰富描述”(rich description)(20)观念。“丰富描述”意指我们不可能忽略一些重要事实，因为这种丰富和有效的描述能够引发我们的道德判断。森在为Dobb所写的传记和其他文章中多次引述了“丰富描述”观念。森对“基本价值判断”和“非基本价值判断”的区分——“一个价值判断对一个人是‘基本的’，若此价值判断在所有可能想象得出的情况下都适用，否则是‘非基本的’”(21)——明显受到了Dobb的影响。普特南认为，他的厚伦理概念大致相当于森的非基本价值判断。
    “厚伦理概念”从其诞生之初就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的崩溃》中，普特南以归谬的形式证明了非认知主义者反对“厚伦理概念”的两类错误反应：(1)厚伦理概念只是普通的事实概念，不存在伦理含义；(2)厚伦理概念可以截然区分为描述成分和价值判断成分。(22)
    在经济学中有大量可以用“厚伦理概念”解释的存在缠结性质的语词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例子再次证明非认知主义者的两类错误。比如，对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描述就可以按照“厚伦理概念”来理解。
    先是对第一类错误的证明。在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人们能够说某种东西X是有价值的，但某种其他的东西Y也有价值，且更重要。比如，高通货膨胀肯定具有负面价值，但是与高失业率比起来，我们也许更倾向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假设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反向替代的)。此时，管理或影响宏观调控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就可以为自己扩张流动性的行为辩护：我承认通货膨胀对百姓的福利有负面影响，但是我之所以不加以控制，是因为否则就要面临极高的失业率，这对于福利的影响更大。这种辩护显然意味着高通货膨胀是对的。正因为“高通货膨胀率”具有价值评价的性质，才使得高通货膨胀率有时候是对的这种评论在逻辑上成立。
    其次是更重要的对第二类错误的证明。一方面，“通货膨胀”这个词对于很多经济学家和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显然具有价值评价的用法，例如，乙问甲，A国在目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状况如何，而甲的回答是，“当前正经历着超过4％的高通货膨胀率”。如果4％在A国大多数人(当然甲和乙也都享有这种共识)看来是衡量通货膨胀率的重要心理关卡的话，这意味着甲对A国目前经济状况的不满和低水平评价。甲不必再补充说，“所以经济状况很差”。当然，甲可能说，“若不是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状况看起来就还算不错”。但是，甲不可能说，“通货膨胀率很高，且经济状况很好”，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这个词也能被纯粹描述性地使用，例如，一位经济史学家会说，“1923年的德国通货膨胀达到数万亿倍”，虽然“数万亿”这一数字听起来很有震撼性，但是这句话中的高通货膨胀率却只是描述了一项事实。
    经济学家在面对“高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学中大量类似词汇时，实际上默认了有时将其用作价值评价，有时用作描述性术语。森明确指出，只有在作为特例的唯一情况下，即“如果伦理学仅论述基本判断”，罗宾斯所认为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研究对象——事实和价值——的“区别是存在的”(23)。
    回到“解决福利经济学贫困化”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缠结概念暴露了我们在经济学中遇到的对于事实和价值的形而上学的二分至少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形而上学的二分并不是一种区分，而是一个无法证明的论点：事实和价值判断不会互相包含和影响；第二，在事实和价值绝然二分的论点中，对于事实概念和价值概念的理解都存在致使错误。正如普特南证明了的：事实不是纯客观的，价值(不论伦理价值还是认知价值)也不是纯主观的，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从而宣告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即使是帕累托最优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的标准，也有隐含的价值判断——每个人实现他的效用最大化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人的该项权利一样重要，故而也是一个厚伦理的缠结概念。所以，缠结概念是普特南继承实用主义传统，超越逻辑实证主义的学术结晶，是理解事实和价值、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可靠的替代范式。福利经济学贫困化的解决在哲学上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需的。
    三、对福利经济学新研究纲领的科学哲学解读
    罗宾斯提出和证明了作为福利评价指标的效用具有人际不可比的性质，这意味着对于庇古如下观点的智力合法性的挑战：收入的再分配会增加社会福利。而福利经济学恰恰要求我们对收入分配的道德作出有意义的讨论和精确的声明，涉及使用或不使用人均收入作为唯一的福利测量的道德性，涉及对教育、减少疾病、减少营养不良等承载着价值的问题的安排。所以，1932年之后，福利经济学的贫困使得其无法评估经济福利。
    反之，森要解决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就需要通过寻求替代(效用)的福利评价指标，将经济学与伦理学重新结合到福利经济学中。在构建福利评价指标问题上，森的思路并不是回到古典功利主义，即仅靠引入基数且人际可比的效用信息。森指出，主流福利经济学直接或间接地严重限制了用来进行社会福利判断的信息。福利经济学的贫困不仅是因为其使用的效用信息的贫乏(序数且人际不可比)，即使使用丰富的效用信息(基数且人际可比)，福利经济学仍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性约束。
    在森的研究纲领中，“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是最关键一环——福利评价指标。能力方法是一个广泛的框架，用来评价和估计个人福利和社会安排、指导政策设计、为社会变革提供建议，其主要特色是跨学科性质(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和多维度视角(multidimensional aspects)。超越效用指标和基本物品理路，森认为，物品和服务并不是左右个人福利的唯一方式，在广义的社会情境(context)内，物质和非物质的条件都应该在能力评价中处于中心位置。
    按照最简单的定义，“能力”是行使“有价值的功能”，(24)而“功能”(functioning)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投票选举、在公共媒体发表言论观点、上教堂做礼拜)等等。“能力”显然是一个混合的概念，无法轻易区分描述(descriptive)部分和评估(evaluative)部分，“有价值”意味着“能力方法”引入了明确的价值判断，要对个人的偏好域进行限制，即个人不能随意妄为。因为一些人的实际偏好倾向是反社会的，所以要把一些代价高昂的偏好(如暴发户对奢侈品的过度偏好)和明显对他人有害的偏好(比如周幽王和尼禄的偏好)排除掉。“有价值”正是承认给定人与人之间意见的不统一，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价值观方面的社会选择。
    在森构建的福利经济学的新研究纲领中，他和能力方法的追随者所“使用的几乎每一个术语——‘有价值的功能’、‘一个人有理由珍视的功能’、‘良好的营养’、‘过早的死亡’、‘自尊’、‘能够参与共同体的生活’——都是缠结的概念”(25)。这自然会对普特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也解释了普特南为何会以森的工作作为其哲学观的重要例证；同时，“普特南的这一做法产生了一种交互的效果，即普特南付出的巨大努力保护了森的工作的侧翼”(26)，夯实了森的工作的哲学基础。
    普特南和森的对话的成果之一是：森不仅接受了普特南以缠结概念对其福利经济学新研究纲领的解读，并且拓展了缠结的概念本身。与普特南一样，森也把祛除事实与价值二分迷信的早期工作追溯到Ludwig Wittgenstein。但森的贡献在于指出Wittgenstein的哲学转向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同在剑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Piero Sraffa的影响——这为证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存在一种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证据——Wittgenstein承认Sraffa教给了他一种看待哲学问题的人类学方法。(27)追寻这一人类学的智识路径，森指出，缠结是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问题，并不仅是经济学和哲学的特殊关注。这种包罗万象的联系影响我们的思想、理解和交流，事实和价值的连接点是习俗，人们在交际习俗(conventions of communication)的帮助下，经常会从观测性的描述中得出包含价值判断的结论。因而，“事实和价值的缠结只是一种方便的简写形式”(28)，典型地经常遇到的是三重缠结：事实、习俗和价值(森从Walsh那里借用了这一说法，并且承认普特南已清晰地表达出这种含义)。
    在森看来，借助习俗而形成的对于合理的价值的伴随事实的共通理解，使得人们可以正常和有效地交流，不仅在日常生活，而且在实际收入、贫困、不平等之类的理论概念上。虽然“糟糕”、“好”、“更好”显然是价值判断性的词语，但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们和人们看到的许多事实密切相关。人们不仅在使用这些词语时不会发生歧义，而且不难理解为什么可以达成这种一致。习俗和我们的经验与优先偏好有关，考虑到人类一致的生理和心智的构造，它们很容易被共同接受。比如，理性正常的人不可能真的认为有暴雨的日子是个“好”天气，暴风雪是个“更好”的天气，显然，它们都是“糟糕”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人们对于何种天气能够形容为好却有默会的共识，这显然是习俗在事实和价值之间起了搭桥的作用。如果有人非不承认这种默会知识上的共识，那么他大可争辩因为好天气是价值判断，所以暴雨雷鸣也是一种好天气，至少他个人认为好。但是，这种强词夺理的争辩只能进一步暴露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荒谬。就连把伦理学从经济学中剥离的始作俑者罗宾斯也承认，“习俗具有巨大的重要性”(29)。
    普特南和森的对话的另一项成果是对森的福利经济学的新研究纲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森在处理正义和非正义这样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问题时，开始越发注意缠结的中心地位。
    得益于和普特南等人的广泛讨论，森逐渐认识到，罗宾斯关于价值观和事实二元对立的基本命题其实有着极其广泛的含义：即使我们借用效用以外的其他实证信息(例如能力)来进行社会的伦理判断，罗宾斯所强调的伦理判断和可测度的实证信息之间的鸿沟，依然不能被彻底填平。比如，社会和他人帮助一个人增加能力(如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是否应有限度和考虑成本，因为教育是有成本的，一个人天赋越低，达到同样教育程度的社会成本就越高，于是付出高昂的成本来增加人的一点能力可能会变得不合理。于是，森的能力方法虽然具有很大的道德吸引力，但在实践的公共政策领域却面临难题：是否应该和如何以有限的社会资源促进个人能力的发展？即社会是否应该为了辅助能力贫困者而牺牲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和效率，这种辅助性投入的界限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需要通过思考正义和非正义这样的元伦理学命题来寻求答案。
    森把这种元伦理学难题交与公共讨论解决，因为对于森来说，能力的选择是协商民主的任务，(30)我们不能给出一个能力的最终清单，这些清单因不同目的而被使用，且每个目的可能需要自己的清单。而既然公共理性的运行(public reasoning)及其争论是追求正义时的中心，缠结就是正义观研究的中心概念，因为公共理性的运行及其争论过程中的可交流性依赖于参与者“思维和行动的共享模式”(shared mode of thinking and acting)(31)。公共讨论中的思维意指发现最佳方案——这显然是价值判断；行动意指解决实际存在的个人间利益冲突——这明显基于事实描述。(32)
    但是，在森的框架内，并不清楚公共理性讨论的程序如何运转，并且也不敢肯定民主的结果能体现公平的最低条件，这不幸成为森的新研究纲领的一个缺环。公共讨论的核心难题表现为一种双向任务：“伦理客观性依赖于开放的公共理性的运行，而反过来说，公共理性的运行则紧密地系于讨论者地位和观点的中立性质”(33)，这一难题的实质是在存在多元价值观和多重善观念的情况下，如何坚持协商民主的合理性和中立性。
    于是，公共讨论是否能使得异质个体间的价值诉求朝向合理的方向收敛，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为保障。这就在一个新的语境下显示了三重缠结中习俗的核心地位：人们如何认识正义和公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经验问题”(34)，“经验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伴随着价值来到我们身边的”(35)，它受习俗的影响而又反馈凝集为习俗。只有习俗能够降低价值观的差异，实现在特定的事实状态下，对于该事实的价值判断有接近共识的理解。
    然而，习俗的性质并不必然是普世性和开放性的，也可能存在狭隘性和封闭性的习俗，后者不仅无法为达成理性共识服务，反而会加深公共讨论中的利益分歧。就是说，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接受的是一种普世而开放的习俗，它会兼顾不论远近亲疏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这正是为什么森在2009年的新著中会不吝篇幅地介绍亚当·斯密式的“中立观察者”(impartial spectator)(36)的概念。通过启动中立观察者这一反馈设置，可以从观察者的开放的(open)视角居高临下地审视和挑选应该被接受的习俗，避免合理性被“地域性的思维惯例”(local conventions of thought)(37)所限制，于是就可以公正地考虑到所有现实的个体的利益。可以说，三重缠结的概念，尤其是习俗的引入为弥补森的新研究纲领的缺环提供了可能。
    结论
    普特南和森的合作和对话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缠结”及其附属的“厚伦理概念”、“基本价值判断”的概念体系的产生和应用从科学哲学的高度澄清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实质，彻底打破了福利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中的迷思；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福利经济学的新研究纲领的发展也证明了缠结概念适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森的研究纲领被称为“古典理论的第二阶段”(38)，第二阶段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学对伦理学的问题和概念的关注，同时能够继承第一阶段所创造的严密分析工具。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分，第二阶段的研究纲领需要抛弃逻辑实证主义残余对于经济学思想的混淆，没有纯的预测经济学，也没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可以被装进贴着福利标签的隔离的盒子里。“所谓事实和价值二元对立的崩溃，不是说我们无法对事实和价值观进行区分，而是针对是否存在不同的思考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它们之间的对立被共同的‘缠结’大大减弱了”(39)。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排斥伦理的特征，与其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学脉渊源相悖，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教职就是道德哲学教授。普特南与森的对话与合作也许是恢复经济学古典传统最有可能的一条路径。
    注释：
    ①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3页。
    ②Sen, Amartya, "Walsh on Sen after Putnam",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1, January, 2005, pp. 107-113.
    ③Putnam, Hilary, and Vivian Walsh, "Entanglement throughout Economic Science: The End of a Separate Welfare Economic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2, April 2009, pp. 291-297.
    ④Walsh, Vivian, "Sen after Putnam",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3, July 2003, pp. 315-394.
    ⑤Nussbaum, Martha, "The Tragedy and Human Capabilities: A Response to Vivian Wals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3, July 2003, pp. 413-418.
    ⑥Walsh, Vivian, Rationality, Allocation and Reproduction,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6, p. 18.
    ⑦Robbins, Lionel,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A Com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48, No. 192, December 1938, pp. 635-641.
    ⑧Robbins, Lionel,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1,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ine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May), 1981, pp. 1-10.
    ⑨丹尼尔·豪斯曼、迈克尔·麦克弗森：《经济分析、道德哲学与公共政策》，纪如曼、高红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
    ⑩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4页。
    (11)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0页。
    (12)阿马蒂亚·森：《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胡的的、胡毓达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13)Putnam, Hilary, "The Corroboration of Theories",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La Salle: Open Court Press, 1974, p.57.
    (14)Putnam, Hilary, Words and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6.
    (15)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8页。
    (16)希拉里·普特南：《客观性和科学—伦理学的区分》，载阿马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主编《生活质量》，龚群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17)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18)希拉里·普特南：《理性、历史与真理》，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19)希拉里·普特南：《重建哲学》，杨玉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等86页。
    (20)Dobb，Maurice，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Ide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145.
    (21)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应奇、刘训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22)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23)阿马蒂亚·森：《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胡的的、胡毓达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24)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应奇、刘训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25)Walsh, Vivian, "Sen after Putnam",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3, July 2003, pp. 315-394.
    (26)Walsh, Vivian, "Sen after Putnam",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3, July 2003, pp. 315-394.
    (27)Sen, Amartya, The Idea of Justi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120.
    (28)Sen, Amartya, "Walsh on Sen after Putnam",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1, January 2005, pp. 107-113.
    (29)Robbins, Lionel, "Robertson on Utility and Scope",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20, No. 78, May 1953, pp. 99-111.
    (30)普特南近年来也愈发关注公共讨论对于价值批判的含义，进而与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多有交集。不过与森的思想资源多来自社会选择和公共选择的早期理论不同，普特南继承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杜威的自由和民主理论的学脉渊源——“对杜威来说，理智的公共探究行为是民主的全部所向”。普特南指出，民主化的理智的“探究要在最后取得成功，就既要求实验，又要求对那种实验的结果的公开讨论，这个发现并不是某种先天的东西，而是我们从具有指导探究的不同模式的观察和实验者学到的东西：从诸如顽固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和诉诸所谓先天理性的方法的失败中学到的东西”。参见希拉里·普特南《重建哲学》，杨玉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等205页。亦可参见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31)Sen，Amartya，The Idea of Justice，London：Penguin Books，2009，p.121.
    (32)詹姆斯·M.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朱泱、毕红海、李广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4页。
    (33)Sen, Amartya, The Idea of Justi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122.
    (34)詹姆斯·布坎南、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类承曜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35)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36)Sen, Amartya, The Idea of Justi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125.
    (37)Sen, Amartya, The Idea of Justi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125.
    (38)Walsh, Vivian, "Smith after Se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January 2000, pp. 5-25.
    (39)阿马蒂亚·森：《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余江译，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7期，2008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