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的演化——评蒋自强、张旭昆等著《经济思想通史》

作者简介：金祥荣，浙江大学经济学院310027
    浙江大学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曹旭华、罗卫东等学者所著《经济思想通史》一书，不久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全书共分四卷，230余万字。经济思想通史是连贯阐述各个时代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内在联系的经济思想史论。它一方面立足经济学前沿，叙述各种经济思想（理论）的渊源关系及其演化路径；另一方面立足史学视角，梳理这些演化进程背后的规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求谙熟经济学各种思想体系产生和发展的脉络，详实掌握各种经济思想内容，而且必须具备细致而敏锐的史学视角，在史实叙述中构建关于思想产生演化的历史逻辑框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大力引进和推广西方经济思想上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工作，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沿用“苏联范式”停留在介绍叙事的层面，而且往往“有古无今”，“有外（国）无中（国）”，真正系统全面地阐释经济思想演变的研究十分鲜见。《经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作为一部古今兼收、中外并蓄的经济思想史巨著，其出版无疑是标志中国学者研究经济思想史取得最新进展与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一、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本身：对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创新贡献
    《通史》按照经济学的三次革命（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批判重商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在时序上分为四卷，第1卷主要讲述的是前古典时期的经济思想，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之前的主要经济思想。第2卷则主要描述自亚当·斯密创建古典经济学体系到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发展与演化历史。第3卷是边际革命之后到现代经济学框架基本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最后一卷则描述了凯恩斯革命及凯恩斯革命之后的当代经济学发展及其经济思想的演变。因此，全书的基本脉络还是遵循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是主流经济学的演化路径。关于这一演变模式，本书的两位主要作者，蒋自强教授和张旭昆教授早在7年前（1996年）合作出版的《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中就得以阐述。在那部著作中，作者在（主流）经济学说史界公认的两次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和两次综合（约翰·穆勒综合和马歇尔综合）的基础上，增加了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体系的革命和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古典综合。这一创见得到了我国已故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的肯定。而《通史》则在该书基础上进行了极大的扩展与完善。这种扩展与完善主要是试图在所谓主流经济思想框架内融合另外两条线索：一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本书中同样是以三个阶段来划分这一经济思想史演变历程，即古代中国的零星经济思想、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生演变过程，在本书中主要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创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和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三部分内容。应该说，三条线索总体上仍然是彼此并行，各成系统的，其交汇主要体现于三处：一是主流经济学发展线索交汇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回顾和描述中；二是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交汇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回顾中；三是主流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思想演变主要交汇于“西学东渐”这一部分内容。
    近几十年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来研究一些非经济研究领域，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而《通史》一书将经济思想及其载体论著看成是一种特殊产品，把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运用到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就是说借用经济学分析物质产品生产的方法来分析思想产品的生产，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本身。这不仅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较大创新意义的尝试，更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用经济学方法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思想产品的生产机制分析。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宗旨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交代的，此书“所注重的并非告诉读者在某某人，某某著作中，有某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观点，而是力图说明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发展过程和演化模式”（见前言第2页）。
    该书认为，在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动因时，需要注意经济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所必然存在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见前言第1页）。说明经济学说的演化，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生产和使用思想产品的所有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对供给者（经济学家）和需求者（公众、政府及经济学家团体）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分析正是科学哲学所忽视了的。经济学家并非喜爱挑剔、并非固执、并非喜新厌旧。他们既非脾气怪僻，也非超凡脱俗，而是和其他人一样，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去从事经济思想产品的生产。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追求的利益，在性质上与各经济主体有所不同，具有更高雅的光环。他们更多地追求声誉和学术成就最大化，当然也不回避金钱。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投入是通过学习积累起来的知识。他们就像投资者选择最佳投资机会那样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的特点进行“投资”活动——选择能获取最大预期声誉和学术成就报酬的研究课题。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受到信息和制度等因素的约束，也像投资者一样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注：参见张旭昆：《思想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在《通史》中，作者通过对各位经济学家生平等介绍，着意刻画了经济学家这种“经济人”的理性。
    《通史》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揭示促进经济学演化发展的机制。首先，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作用于对思想产品的需求。这是因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主要决定着经济理论的“问题”面。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会造成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集合的变化，造成经济理论中“问题”面的演化（参见序言第3页）。《通史》分别从每个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其变化，系统梳理了决定其理论起源和演化的“问题”面。李嘉图关心的是谷价问题、通货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马歇尔关心的是贫困问题是否必然的问题，凯恩斯关心的是失业问题，而马克思、恩格斯关心的是阶级利益矛盾及其制度问题等等。即使在《通史》的第一编《古代和中世纪前期的经济思想》中，作者也花了大量力气，整理史料，挖掘和研究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其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史》对“问题”面演变研究的“分析范式”也是对以卢森贝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说史的挑战和变革。《通史》纠正了传统经济学说史把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全概括为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状况的变化，把一切经济行动包括私人经济选择和行动全概括为阶级集团行动或阶级斗争“运动”的做法，比较注意阶级分析方法在经济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中的适当作用，从而对如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等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做出了更有力、更科学的解释。
    经济学说的发展不能单纯从社会需求等思想史外部的因素去加以说明。任何一种新思想产品的产生，必须依赖某些早先已经存在的思想产品，《通史》称之为“技术”面的积累和供给，并贯穿全书探索了这一思想产品的“供给规律”。马克思的经济学以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技术”为先决条件；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必须以关于价值决定的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为先决条件，凯恩斯经济学必须以马歇尔的均衡分析、北欧学派的投资—储蓄分析为先决条件。而对经济萧条的解释，社会早有需求；凯恩斯考虑的问题，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都曾经考虑过，但由于必需的“技术”积累不具备，尤其是投资—储蓄分析在那时尚未出现，所以他们都只把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全部，忽视投资也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定有效需求的规模时具有巨大作用。因此，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都只能以消费不足来解释萧条，不可能提出凯恩斯后来所提出的理论。在《通史》这种分析框架及其探索下，印证了经济思想的产生和演化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秩序和自身的内在逻辑。
    尤为重要的是，《通史》注重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变化决定着的需求与经济理论“技术”面发展的供给之间的交互作用，借用经济学中的供求模型技术对经济思想的产生和演化加以说明。在《通史》中，用这种供求交互作用机制来说明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场合比较普遍。例如，如何说明边际革命兴起的原因，一直是经济思想史上未有圆满解答的问题。国内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大多数论著，一般沿袭苏联经济思想专家布留明的论点，认为边际革命的兴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有联系，并把这种“联系”纳入阶级分析的框架加以说明，未免失之牵强。当代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倾向于从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等方面来探讨边际革命的兴起，也是不全面的。《通史》则同时从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内在逻辑以及个人心理素质、知识结构诸方面探讨边际革命兴起的原因，显得更具解释力。
    二、以卢森贝为范本的传统经济学说史的终结
    正如《通史》所界定的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各种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它的研究范围大于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史或经济学史。但是，这种研究范围上的大小关系，并不影响它们必须在理论和研究范式、方法上的一致性。长期以来，国内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和教科书，一直沿袭以卢森贝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说史的“苏联范式”，至今没有根本变革。《通史》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标志着以卢森贝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说史“范式”（以下简称“苏联范式”）的终结。研读《通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批判和变革了无限夸大阶级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把经济思想产生和演化的一切动因都源于阶级矛盾的“苏联范式”。以卢森贝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说史，无限夸大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范围。这一范式武断地把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简化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变化，再把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集缩简为只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推断经济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化的一切动因都源于阶级冲突，从而对经济思想史上的许多重大现象做出了错误解释。根据《通史》的研究，边际革命的产生，就不能完全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尤其是英国更是这样。《通史》在分析经济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动因时，深入探究经济学家所处时代面临的整个“问题”集及其选题行为，尽可能做到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阶级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动因时的作用。
    2.《通史》批判和变革了“苏联范式”把经济理论简单概括为阶级意识形态这种“贴标签”式的评判方法。“苏联范式”抹杀经济活动中的一切个体理性和选择，把一切经济行动和选择都装进阶级范畴，以此概括出的阶级利益矛盾和制度理论作为评判一切经济思想的价值标准。例如，把边际主义说成是在垄断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传播而杜撰的新的辩护理论。（注：参见伊·戈·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上卷）第一章第十节。）用贴标签的方法来评判理论，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化就无从谈起。《通史》首次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大主流放到一个分析框架中，分别考察它们的演进规律及其一定的交互作用，既有足够的描述，又有充分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例如，在《通史》的第2卷第一篇题名就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形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及其向现代经济学的演化》。顾名思义，《通史》不仅研究古典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起源和演化的作用，而且注意研究它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3.《通史》关注不同类别科学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强调研究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对经济思想产生和演化的影响。“苏联范式”忽视科学文化背景对经济思想演化的作用，把心理学在效用理论中的应用说成是唯心主义心理分析，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及其边际分析方法说成是“庸俗的外衣”。而经《通史》的研究，一般的科学—文化背景的状况及其发展，既影响到经济理论的“问题”面，又影响到“技术”面。经济学家们总是在一定的科学、文化背景的制约下意识到各种现实问题的。而几乎所有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中吸收有用的概念、推理技巧用于经济学，包括马克思。这种例子简直比比皆是。
    当然，《通史》所创立的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本身的研究范式，才是对以卢森贝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说史“苏联范式”的根本否定。《通史》这种“范式”上的变革，将对推动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走出传统“苏联范式”的窠臼发挥重大作用。
    三、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由于《通史》是一部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具有创新性的著作，是由6位作者共撰的集体作品，每个人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也由于他们同样面临所处时代多种制度约束因素，《通史》研究中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根据我们的粗浅理解归纳，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第一，每位作者对《通史》推出的“研究范式”存在不够一致的理解和运用，这在书中有许多的体现。第2卷第一篇《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及其向现代经济学的演化》，取题之意是要着力研究古典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化的作用，但通读全篇，研究范式总体上仍保留着传统范式的较多痕迹。除了第3卷第一篇和第4卷第一篇以外，其余各章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类问题。第二，强调要正确估量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范围，正是《通史》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书中较多篇章中还存在不适当地强调阶级矛盾对经济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化的作用。在梳理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这一“问题”面时，较多篇章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三，有待进一步加强对“问题”面的研究。在“问题”面研究方面，《通史》创建了自己的“分析范式”并注意应用于该书。但在解释许多重大的经济思想产生现象时，对“问题”面的研究有些显得浅或粗。即使如解释边际革命的产生，我们认为该书作者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较小关联”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参见第3卷第4页）。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这样一个重大转型，标志着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的重大变化，必然推动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集和选题行为的根本转变，经济学从以生产为起点和供给为重点向以消费为起点和需求为重点转变。第四，把我国某些国家领导人的经济观点和政策主张列入《通史》研究，很值得商榷。因为《通史》中提出的国家领导人很少能列入经济学家队伍，他们也很少有对经济思想“技术”面的贡献。
    我们认为，上述《通史》中存在的不足，也正是经济思想史研究还须努力的重要方面。除此以外，当代主流经济学已形成的发达的学术分工到底对经济思想产品技术和供给及其积累有什么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线索；正如《通史》也指出的，应加强经济学说史、哲学史、数学史等不同类别的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也应加强前沿性的、经常性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