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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P的产生:一个历史的考察(下)

http://www.newdu.com 2018/3/7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杭州)2012年20期第1~29页 刘军 刘戈 参加讨论

三GNP怎样来到了美国
    (一)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及其影响
    Kuznets作为GNP核算的创始人的论点来自Carson(1975),她指出Kuznets在30年代对国民收入的估算形成了GNP核算的基础。然而,Carson并未详细地描述从国民收入估算转变为 GNP核算的过程,但这实际上同她指出的Kuznets的概念与经济分析局(BEA)的概念在1942年的分裂是相矛盾的。
    Kendrick(1970)和Carson(1975)都指出在1942年BEA和Kuznets的分裂,但并未对此作出详细的分析。Kuznets的学生们则重点强调了Kuznets的概念与现行的经济测算有着根本差别。这种差别的原因在现代文献中很少涉及,因为,他们与从Kuznets的定义到GNP的平稳演变的思想是相抵触的,相反,他们的建议在1941年打破了“Kuznets的定义”,并且在英国工作的鼓舞下,美国商务部开始进行GNP估计,进而形成了1942年的GNP核算。
    1Kuznets与美国第一个官方的国民收入估计
    20世纪20年代,Kuznets在NBER取代King开始了他的估算美国国民收入的生涯,当时 NBER定义的“国民收入”是对美国经济中公司的“全部账面收入”进行的计算。
    作为大萧条的结果,美国国会试图搜集更好的国民收入数据。1932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商务部“对美国1929、1930年及1931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进行估计……由BFDC(即今天的BEA)进行这些估算”(Senate,1932)。BEA委托Kuznets从事这项工作。
    Kuznets带来了King的国民核算的某些思想,并且花了两年时间(1931、1932年)决定怎样测定国民收入。最终于1934年1月提供了一份长达261页的报告,这样,便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报告中,Kuznets提出了两个国民收入概念,“生产的国民收入”即生产的所有产品和个人为个人所提供的服务总和,扣除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资产和原材料的价值。“支出的国民收入”指个人收到的货币工资及实物性收入,假设企业没有储蓄。提交了1934年报告后Kuznets离开了BEA,由其学生Nathan和Martin接管了这一工作。Nathan负责并发表了1935年和1938年的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核算仍然使用了生产的收入/支出的收入的结构。这一结构一直使用到1941年。
    2Kuznets的国民收入含义
    Kuznets回到NBER后继续从事国民收入的测算工作。生产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国民收入保留在了Kuznets的核心概念中。Kuznets估算的起点是排除了所有公共支出的人们所消费的所有产品与服务总量。“这种估算需要从所有支出中扣除军队支出,大部分广告支出,金融和投机活动的大部分支出,这些活动对于我们的现代文明或许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严格地说,它是一种成本。所有的我们现代文明中的这些支出如地铁、奢华的住宅,作为市场上产出的净产品包括在了我们通常的估计中,但它们并不真正代表为个人的净的服务。”(Kuznets,1937)
    企业的支出是一种“必需的苦恼”,对人们的消费并没有直接的贡献。类似地,政府支出也不能加到净消费上,应该从国民收入中排除掉,“因为它并不真正代表为个人的净服务”。而在英国或我们现行的GDP定义中,所有的政府支出都应视为国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从 Kuznets对美国经济的测算中我们无法得出GNP的思想。
    如果政府支出,诸如军队项目从生产的货物与服务中调整出去,那么,假如经济中私人可消费的产出下降,国民收入也将降低,这将直接打击到增加政府支出建议的拥护者。因为按照 Kuznets对经济的定义,其增长是指私人可消费货物与服务的产出总量,并非私人和公共的全部支出。对Kuznets来说,政府仅仅是一种中间手段,这一点类似于Clark在英国的建议。
    3Kuznets 1941年的国民经济核算
    当英国政府1941年出版国民经济核算时,Kuznets也出版了他的《国民收入及构成1919—1938》一书。在该书中,他仍坚持1933年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对国民收入的定义:“尽可能准确地确定一个国家居民所消费的对经济活动及对他们的财富存量的贡献”。国民收入是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净产出”。有趣的是对于非消费项目的扣除扩展到包括非法的或不道德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并不增加福利(Kuznets,1941)。
    总之,Kuznets 1941年开发的国民收入概念,并没有计划把生产的国民收入重新概念化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总量。相反,他只是对30年代美国的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拓展,对私人生产的货物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进行了测算。这与1942年BEA提出的GNP核算正好相反,特别是在政府的处理方面。
    4Kuznets思想的影响
    过高地估计Kuznets在美国经济测算及概念化中的影响是困难的。作为1934年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美国国会尽管对使用国民收入测定福利存有争议,但BEA仍然采用Kuznets的国民收入的定义直到1941年。1941年,Kuznets的助手Nathan离开了BEA国民收入处处长的位置,另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M.Gilbert担任了这一职务。1942年,Gilbert和Bangs合作发表了“一个GNP系列”,这个系列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GNP核算。此时,Gilbert已经表达了他想脱离 Kuznets的思想的看法。“当他成为国民收入处处长后,他开始探索使用Keynes的术语来解释现实的经济形势。他试着将需求管理带入国民收入估计中”(Carson,1975)。不过,年轻的BEA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理论。在BEA内Kuznets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5BEA背离了Kuznets
    Gilbert在1941年提交给美国统计学会的信中说:“1941年,这一数字合计达到近1200亿元。给它命名时有点犹豫。‘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希望用按市场价格计算以明确同Kuznets教授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相区别”(Gilbert,1942b)。BEA的概念较之Kuznets的定义更加宽泛,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包括了以企业税作为资金来源的政府支出。 Kuznets将政府支出作为中间投入处理,从而排除在国民收入之外。Gilbert在估算国民收入时包括了全部政府支出的一部分,没有包括国防支出部分。当Marcuss和Kane称赞BEA在1942年这一开创性的工作时,指出其根源仍在于Kuznets。对于BEA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来说,仍然需要在“GNP”的新概念和Kuznets的国民收入的影响之间做出妥协。BEA像Keynes一样,在估算用于战争的资金中,摒弃了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事实上,Kuznets与GNP不能共存,认为由Kuznets到GNP逐步演变的思想是成问题的,因为在对政府的认识上两种观点是正好相反的。最终年轻的BEA经济学家们成功地取代了Kuznets的福利方法。
    (二)美国的选择:Keynes还是Kuznets
    1941年Keynes参加了财政大臣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说服美国增加他们对战争的支持。Keynes带上了最近完成的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因为美国政府并不信任英国旧的政府核算。美国国务院首席统计学家White甚至建议对英国的政府财政进行“审计”。
    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使Keynes感到灰心。在给他的朋友的信及给政府的报告中抱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做事情这样慢”。他坚持等待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华盛顿与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会谈。持续的压力使得Keynes感到不堪重负,他需要一天12小时地说个不停,以便说服美国人明确英国的要求。
    最令人沮丧的是Keynes被派去谈判的租借协议进展缓慢,对Keynes来说,这些美国不同的政府部门缺乏一个明确的等级制度,并且这些政府部门都有各自的一套核算办法。
    Sweezy和Vanoli提到当时Currie在联邦储备局已经估算了“联邦政府对国家购买力的净贡献”。Patinkin和Carson则指出联邦储备局1941年7月在《联邦储备公报》重新发表了英国的 GNP白皮书。在Keynes 1941年访问美国时NBER与Kuznets仍在忙于估算国民收入,而BEA还在估算生产的国民收入。迄今为止,学术界忽视了价格管理与民用供给办公室(OPACS)的工作,这一机构负责为战争对美国资源进行动员。为此,他们需要估算包括私人消费、私人和公共投资及政府支出。
    1价格管理与民用供给办公室(OPACS)
    OPACS在1941年详细地计算了“GNP的组成部分”,这比BEA发表的第一个GNP数据早了1年,比M.Gilbert提交给美国统计学会的论文早了半年。1941年6月10日在Keynes与 OPACS进行了第2次会谈后,Salant给Keynes写信谈到OPACS的国民收入估算已经成形。为建立美国的GNP核算,Salant与Keynes进行了多次通信交流。
    OPACS使用了BEA的国民收入生产数字作为起点,但对其进行了调整,加上了政府投资及联邦支出。他们计划将这些数据用于下个财政年度来估算全部产出及资源的利用。Keynes马上得到了这些结果,就像他在英国白皮书所做的那样,仔细检查了预测的假设,对其理论结构表示赞同。Keynes在写给Salant的信中说,“我很喜欢我们的讨论。不要因为我带有批评的态度,就表明我不欣赏你们所做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我赞同它们胜过我的批评。我接触到的东西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它值得去批评”。Keynes鼓励OPACS继续从事这项工作。(Keynes,1941)
    尽管Keynes曾经批评OPACS的工作,“我非常抱歉与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高度赞赏他们的才能以及他们正在做的工作”,“Gilbert、Humphrey及Salant,他们有这么多正确的东西,并且思路是这么清楚,根本不需要担心人们对他们的批评”(Keynes,1941)。
    2哪个Gilbert
    Moggridge认为与Keynes会见的Gilbert博士是M.Gilbert,BEA GNP核算的当然继承人,这是一个错误。M.Gilbert是BEA《目前商情概览》的编辑及BEA的一名经济学家,虽然很快他担任了BEA国民收入部主任,但他并不是整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与Keynes会见的是 R.Gilbert,M.Gilbert的堂兄。
    R.Gilbert受雇于美国总统Roosevelt的经济顾问Hopkins。Hopkins认为R.Gilbert是美国民主党的“智囊”型的人物,因此劝说其离开哈佛大学加入了政府。R.Gilbert是许多加入政府的哈佛经济学教授之一,他是一个坚决的Keynes主义者,被形容为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开始时R.Gilbert为Hopkins撰写书面发言并就经济政策提出建议,随着Hopkins年事已高而经常住院,R.Gilbert开始越来越多地负责就经济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
    并非M.Gilbert,而是来自OPACS的R.Gilbert,在1941年6月10日,与Keynes在Keynes居住的五月花旅馆里就GNP核算进行了会谈。尽管就应对通货膨胀的适当的政策仍未形成共识,但两人都认可了GNP的核算结构。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几乎是Keynes抵达美国后, OPACS的R.Gilbert就建立起GDP核算。事实上,因为R.Gilbert在1940年就加入了政府,他已经在为战争与政府的资金与物资准备而担心。
    3OPACS促进了政府支出
    R.Gilbert在OPACS建立研究部之后,Currie通过与Gilbert的定期通信告知Roosevelt总统“政府内某些能干的经济学家正在做着”国民产出的测算及可能的扩张的工作。1940年12月, R.Gilbert就开始了促进政府为战争而准备的努力。为了说服政府扩张政府支出,OPACS产生了多个研究备忘录(1940:27 Sep.;1941a:25 April;1941b;1941c:17 June)。在1940年这种意见是按照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国民收入概念(即Kuznets的国民收入生产概念)设计的。1940年12月9日OPACS发布了一份备忘录,主张为了战争的准备及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需要更高的政府支出。“国防支出的增长肯定对经济形势发挥重要影响,并且成为扩张的重要来源”(Gilbert,1940a)。国防支出对消费品支出有连锁效应,但对经济并没有直接贡献。备忘录的真正目的是计算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净贡献,强调的是政府支出将会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此时, R.Gilbert成为Keynes著作的热心读者。为了更好地估计一个国家的战备状态,到1940年, Keynes就怎样定义国民收入发表了多篇文章。R.Gilbert谈到“英国今天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每一个政府和非政府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些错误”(Gilbert,1940b:2)。
    在1940年12月2日发表的备忘录里,Gilbert指出:“我们的国防需要充分动员我们的经济力量,这就是说,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倘若我们进行战争,可以肯定地预言,我们必须限制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我们不得不减少投资,减少除军备所需之外的生产能力的补充。这时,我们需要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效率”(Gilbert,1940b)。
    在1月份,Roosevelt向公众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主张“要对所有的一切国防开支作出承诺,因此,当前需要的是迅速和尽可能增加武器装备的生产”。R.Gilbert不相信这一切(促进政府支出)因为存在政治风险。R.Gilbert的思想可能影响了Roosevelt,但问题是正在流行的国民收入的定义。为了应对战争,R.Gilbert希望Kuznets定义的国民收入下降,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情况变坏。以Kuznets的概念为基础并不适合R.Gilbert的目的。在给 Hopkins的信中,Gilbert强调“这份备忘录涉及的最重要的是国防规划”,即政府支出的扩张。“是的,有很大的阻力,所以,我想为在1月份安排的三份总统咨文准备一些材料。”Gilbert写道:“在我看来,在这三份总统咨文里包含着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国家政策的基本要点。在接下来的4年里,不仅仅是战争可能到来,而且是我们将负担什么,按我的意见,总统应该向他的人民提出这一问题。”(Gilbert,1940:2 Dec.)。
    4R. Gilbert试图回避国民收入问题
    为了主张更高的政府支出同时回避Kuznets的定义,Gilbert(1940c)的12月份的备忘录题为“财政政策”,并建议政府应重新考虑他们的核算方法,以便随时代要求的变化制定更灵活的财政政策。1941年4月Kuznets出版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19—1938》一书。接着 M.Gilbert与D.Yntema 1941年6月发表了Kuznets式的国民经济核算。
    Gilbert想使更多的政府支出用于军备,但是增加政府支出,不可避免地会减少私人消费。OPACS担心,因为“基本材料——钢、铁、铝、锌”将会不足。1942年财政年度的报告预计伴随着政府支出的扩张可能产生原材料瓶颈。报告认为“可以预期生产方式将会发生显著的转型,以国防为目的的产业将会迅速持续地增长。……非国防产业的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设备的生产将会停止增长甚至开始下降”(OPACS,1941)。当私人购买力从耐用消费品转移时,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增长,这将替代某些国民收入的下降。对OPACS来说,麻烦的是它对配给制度的管理,增加军备生产的活动并不会损害经济。
    OPACS离开了政府的国民收入定义开始估算包括“军事需求加一般民用需求”的GNP。在《国防扩张中的主要经济因素》的技术附录中,明确了这些计算。GNP把资本和非耐用品及服务加在了一起,并非仅仅是Kuznets的私人部门产出。相反,货物与服务的消费“包括了军队的消费”,资本品“包括了私人厂房和设备、住宅建筑、战争物资和国防建设、公共工程及净出口”。在未能说服政府增加开支,因为这将减少国民收入,也未能说服政府对战争支出进行单独核算以避开这一问题的情况下,Gilbert和OPACS试图重新定义国民收入的含义。他们像当年Keynes那样,将政府支出直接计入国民收入。当Keynes到达美国后,与Currie和Hopkins进行了会谈并且介绍了英国的GNP核算。这就可以明白为什么R.Gilbert的直接上司和朋友为其和OPACS介绍了Keynes。对Keynes来说,他们的尚未成熟的美国的GNP估计与受Kuznets支配的BEA相比更可取。Keynes谈到BEA和OPACS的差异时指出“在华盛顿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访问期间我已被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和政府公务员所深深打动”。这些年轻经济学家就是R.Gilbert、Humphrey等。同时他们在政治上都居于较高的位置,为总统直接服务。与此相比,在1941年M.Gilbert和BEA仍然以Kuznets为精神支柱。1942年,BEA出版了扣除了军事投资的GNP核算。根据Kuznets的看法这些属于“非生产”。M.Gilbert和他的小组之所以试图使用GDP方法,是因为OPACS的估计对经济政策及总统的重要的经济顾问Currie、Hopkins、Gilbert产生了影响。很明显,M.Gilbert急切地想改变BEA的概念。早在1940年《目前商情概览》发表的国民收入一文中,他讨论了战时支出和国民收入的关系,但回避了Kuznets强调的福利问题。没有证据表明在1942年之前BEA认为应估计GDP,很自然,M.Gilbert挫败了Kuznets的国民收入概念,这应从他的堂兄和哈佛的老师那儿寻找答案。
    (三)围绕GNP发生的多次争论
    在英国,Keynes已经说服财政部围绕公共和私人支出重新定义经济。为了取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将这些账户带到了美国,并且影响了OPACS。
    在美国,OPACS主张增加政府支出以准备自1940年初开始的战争。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这些支出可能对国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作为回应,OPACS试图使政府接受双重或三重预算,但并没有被采纳,问题最终归结到国民收入概念的运用上,即是否将政府支出直接纳入经济的测算中。
    自1932年以来,Kuznets一直负责美国国民收入的测算,并将其定义为人们消费“货物”产出的能力。直到1941年NBER和BEA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都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的。1941年M.Gilbert从Kuznets的助手R.Nathan手中接管了国民收入的测算工作。他的小组都同意需要把国民经济核算和Kuznets拉回到货物与服务上,从而远离福利。自1941年BEA开始强烈反对测算福利的思想,但并没有独立的经济理论去解释这一切。在1942年,当他们成功地将福利概念从国民经济核算中剔除时,他们接受了R.Gilbert和Keynes的GNP概念。
    BEA估计国民收入的方法在英国或者OPACS与Kuznets之间作出妥协并不容易。当Keynes的GNP与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出现僵持时,结果1942—1944年在M.Gilbert、Kuznets和 Stone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1Gilbert-Stone-Kuznets的争论
    Stone当时在中央统计局作为Keynes的助手负责英国的国民收入估计时发现BEA定义的国民收入相当不方便,这种不方便特别表现在企业税的处理及与公共管理机构相关的部分。Stone试图修改美国的数据以符合英国的定义。在这一过程中,他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逻辑问题。关于经济问题是:我们所希望测算的是什么及我们应该怎样测算。对Stone来说,逻辑问题则相对简单,他是指需要在使用要素成本价还是市场价格计算之间作出决定,而这存在某种惯例。Stone所关心的是与英国不同的美国人对经济的定义。
    英国与美国的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在美国的核算中还残留有Kuznets的国民收入概念。 M.Gilbert在《经济学杂志》中迅速作出了回复:“我同意Stone对我们国民收入测定中公司收入税、雇员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及存货重估价处理的反对意见。我们试图在将来修订我们的定义。”(Gilbert,1943)。尽管Gilbert试图对Kuznets的核算体系作出修改,然而Stone对此仍持怀疑态度,
    对Kuznets来说,政府对货物和服务的支出类似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意味着对待政府将像企业部门一样“赢利相当于预算盈余,而亏损则相当于预算赤字”。
    按照Stone的看法,BEA应发表政府投资数据,不再使用Kuznets的成问题的政府的定义,而应将政府处理为“类似于经济中私人部门使用的最终服务”。Gilbert回避了政府资本账户的估算,正是由于他承认Kuznets计算的“官方”的国民收入生产数据。Gilbert对Stone及英国的读者解释说“BEA在国民产出和支出的估计中尽量避免净的概念。因为经济学家们可以从总资本支出中对折旧的简单扣除而得到净资本形成”。BEA并不想估计美国的政府资本账户,因为他们仍然在Kuznets的影响下挣扎着,而他仍想估计不同于GNP的国民收入。为了解决这些和其他的技术问题,1944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邀请Kuznets参加。
    21944年关于国民收入测定的三方讨论
    参加会议的有BEA的M.Gilbert,E.Doblin,G.Jaszi,C.Schwarz,W.Shaw,D.Yntema,E. Denison及加拿大的G.Luxton与英国的R.Stone。
    尽管BEA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Stone主导了争论的过程。在达成的协议中发现,Stone和英国的核算处在领先地位。因此,Denison的报告中列举了“商务部关于国民收入、GNP等的重要改变,并产生了一系列决定”,而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到英国体系有任何的改变。
    会议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Stone回忆说“会议是非常友好的”。美国人则回忆道:“讨论受到了激励和引导,部分是通过劝说,部分是通过妥协,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Gilbert特别回忆了他与Stone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接受了英国的方法论,最后三方报告指出,在今后绝大多数定义和概念将完全一致。最终英国劝说美国改变了它的官方的经济的定义。
    会后,Denison的报告发表前Stone应邀对其进行了评论,他对其作的唯一的更正是国民收入的定义。Stone删去了Denison的定义“国民收入测算了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得到的收入,这些提供者指居住在或暂时离开国内的个人及因参与生产而取得收益的政府单位”(Dension,1944),代之为“国民收入测算的是一个国家的居民由于提供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而得到的收入”(Stone,1944)。
    最后的报告中,Stone删去了他认为不必要的内容。Denison谈到,国民收入所以出现“个人”,“政府单位”主要是Kuznets的影响。对Stone及Keynes、Meade、Rothbarth及OPACS来说,政府本身就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必要包括在定义中。这是为什么Stone删去它的原因。
    当报告指出“政府服务可以按提供他们的要素成本估计”时,并非由于Gilbert及其他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推动,主要是由于会议上所有三个政府的共同主张。Denison进一步指出“为了更明显地将我们的处理与Kuznets区分开,我更喜欢习惯用语”。来年BEA的国民经济核算包括了军事支出,所有的政府支出成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在Stone的推动下,使得BEA从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中脱离开来,最终接受了Stone即Keynes的概念。这其中一个例外是美国仍拒绝对政府资本账户进行明确的估计。对于这种奇怪的处理与会者一致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需要作出特殊的决定”。Vanoli抱怨Denison的报告“令人遗憾地没有解释英国人反对的原因”。其实,这是由于Kuznets对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仍是一种隐隐呈现。Kuznets明确反对在国民收入中包括政府资本支出。事实上,一年以后,Kuznets勉强同意在战争期间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可以允许国民收入计入政府资本支出。这打开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包括政府资本账户之门。但是,Kuznets又说明,一旦和平到来,这种资本支出应从国民经济核算中去掉。在政府资本账户的估计上Kuznets在BEA年轻的经济学家面前仍占据优势,他仍在为他自己独立的理论而努力。
    3Kuznets的反对及BEA的回应
    1944年在BEA遇到Stone之前,Kuznets在NBER的支持下,发表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他指出“在一个非军国主义国家内,战争的出现作为最终使用的新形式,影响了大部分的资源,需要一个国民产出概念,但它本质上与和平时期是不可比的”(Kuznets,1944)。
    “这里使用的概念不同于商务部流行的概念。商务部的GNP假设所在的政府支出都是最终产品,鉴于我们保留了战前估计采用的假设,即企业支付的税收(排除由于战争引起的增加)代表了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所以是中间而不是最终产品……在制定GNP的概念时,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同意(认为)去改变假设。”(Kuznets,1944:2)
    Kuznets的定义不同于正在逐渐流行的BEA的定义。政府是大量服务的中间生产者,所以他们的支出不应计入国民收入。另外,战争物资的生产情况对Kuznets来说也是一个问题。目前对战争物资的支出并未按Kuznets的意见视为消费产品。暂时将政府支出定义为资本投资,并认为在战后可以修改为提供的消费品。但即使如此,政府的资本投资也只是对某些私人公司的补贴,这仍使政府处于经济中的一种中间位置。“关于政府活动的问题,其含义取决于假设的正确性,本质上,在决定一国的总产品中应使政府支出成为一种重要的独立变量”(Kuznets,1945:31)。Kuznets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回应Kuznets 1944年的国民经济核算,《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邀请了该研究领域三位重要的专家对Kuznets教授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并请Kuznets进行了答复。这三人是 M.Gilbert,哈佛大学的H.Stachle和美国就业部的W.S.Woytinsky。经过争论,Kuznets重新引入他的定义的尝试失败了。这一定义并不实用也缺乏统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也许是,Gilbert看到的Kuznets 1944年提出的国民收入概念是一种对Gilbert 1942年在BEA提出的类似的妥协。当时他提出的GNP核算包含了Kuznets的思想。“战前他的概念与商务部的概念两者是交叉的,尽管在统计上更像后者而不像前者”(Gilbert and Jaszi,1944)。在1942年,Gilbert并不想使用 Kuznets的定义,现在Kuznets也被迫使用了GNP定义。BEA重新恢复了活力,在1947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包括了军事支出,从而将全部政府支出计入了国民收入。
    1948年Kuznets针对最近发表的GNP核算,提出了解决GNP遗留缺陷的一个概念结构。他的主要论点仍然是不能把所有的政府支出视为对最终消费的贡献,因为这样的一个假设意味着无论政府在什么地方的开支都成为政府现行支出从而带来“增长”。因此,GNP核算“注定要成为一个最经常使用的也是误用的经济信息来源”。
    到1948年GNP核算在BEA扎下了根。因此,当Gilbert、Jaszi、Denison和Schwartz从容地应对Kuznets的批评时说:“面对我们的工作中使用的方法,我们相信他在相当程度上阐明了他的主张。这是有益的,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的机会。经过认真的考虑,我们在美国国民收入的实际测算中不采用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BEA重新回到了OPACS、 Keynes、Stone及国际社会那儿。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Keynes积极参与了英国第一个官方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定,这一核算经过他的修改和讨论最终以1941年白皮书的形式发表。自1941年开始Stone在发展国民收入测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Keynes积极参与了英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工作。我们认为,Keynes是将公共和私人支出放在一起计量这一思想即GNP的创始人,是Keynes说服政府改变了立场发表了国民经济核算,说服Stone和Meade改变了他们关于国民收入定义的观点,最终改变了英国,是美国关于经济的定义。
    Kuznets和BEA在1941年之前采用了与现行体系根本不同的定义,事实上是在Keynes的帮助下,由另外的美国政府部门说服其接受了GNP的定义。Kuznets并非GNP的支持者,相反他是GNP最坚定的反对者。1932年,美国政府出于了解经济现状的需要,邀请Kuznets提出了测算经济的官方定义,而这一定义的目的主要是来测算私人的福利总量。直到二次大战,总统经济顾问之一的R.Gilbert开始推动增加政府支出。但是以Kuznets的概念为支柱的决策者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专家,仍然反对增加政府支出的建议,认为这将减少私人消费,从而减少国民收入。通过发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争论,美国的官方定义被英国的GNP所取代。
    在这里,我们并非说Meade和Stone不重要。特别是Stone对国民收入后期定义的成形和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应当承认,Stone和Meade完成了一个计算国民收入的非常复杂的任务,但这只能在Keynes的理论框架和实际帮助下才能实现。
    Tily正确地指出在国民经济核算历史上Keynes的地位被大大低估了,但这并不是一个按 GNP定义经济的简单的事件,GNP的传播是由于它比其他的定义更好。1947年Stone的论文发表后国际社会接受了GNP,与美国同意英国对经济的定义是一种巧合。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一定义,是因为战争的威胁以及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做的大量工作。这种合作的持续和发展,创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对于经济的定义。
    注释:
    ①作为对国民经济活动总量测定的指标,目前普遍采用的是GDP。在SNA中,通常认为GDP是一个测定生产的指标,GNP则是一个测定收入的指标,两者在数量上相差一个国外净要素收入。事实上,两者都是对一国家经济最终产出的价值测定,本质上并无区别。由于本文是对这一指标的产生进行历史考察,而 GNP产生在前,故更多地使用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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