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出版学术研讨会综述

    内容提要：2012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出版学术研讨会”在经济学院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山西大学和北京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与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分别代表北京大学和经济学院致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程郁缀教授、北京大学档案馆与校史馆馆长马建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萧群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磊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教授之子陈仲健先生等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项目主持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国亮教授就项目进展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院长主持。前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刘兰兮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研究员、前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赵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陈桦教授、山西大学刘建生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魏明孔研究员等学者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围绕《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学术价值与特点、史料整理在经济史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及如何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契机推动经济史学科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学者们在深切缅怀陈振汉等老一辈经济史学家治学精神同时，对这部经济史资料汇编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这部凝聚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三代学者心血的巨作，为研究清代经济演变和运行提供了全方位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必将成为学科的奠基巨石，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与创新。
    现从以下几方面，对研讨会进行综述。
        一、《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的意义
    萧国亮教授回顾了该项工作的历程。“《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的重要科研项目，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已开始，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科学长期规划中，被列为几个重要的资料整理项目之一。但在“文革”动乱中，项目被迫停止，1978年拨乱反正后才重新开始。1989年，由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顺治—嘉庆朝)》(农业编)出版，之后又因故停顿10年之久。2002年，在北京大学和经济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得以重新启动，由萧国亮教授主持，录用叶明勇、武玉梅两位博士后，整理完成了《商业手工业编》与《国家财政篇》，与《农业编》一起，于2012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以后，又录用燕红忠、刘文远两位博士后，继续整理工作。2010年，燕红忠完成了道光朝经济史资料的辑录和整理，2011年至2012年，刘文远初步完成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经济史资料的辑录与整理，多达650余万字。预计两三年内，《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就会正式面世，届时这部与共和国同龄的经济史资料整理工程也将终成完璧。
    无论从编选历时之长，还是规模之宏巨来看，在经济史资料中，这部书都罕见其匹。然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中，随着大量清代原始档案的整理公布和数据库建设的不断加快，以传统学术手段对《清实录》进行如此系统整理是否还有必要，这是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心存疑惑的。对此，与会专家经过深入讨论，对《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的重要意义给予了新的评价。
    (一)《清实录》本身的价值
    尽管有过“实录不实”的争论，学界对《清实录》本身的价值还是认可的。特别是随着对《清实录》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应该说形成了共识。由于《清实录》资料来源都是宫藏秘籍和官府档案，使其全面性和权威性得到了有力保证，有的学者称之为清代史料之渊薮①，毫不为过。
    研讨会中，经君健研究员从《清实录》的编纂特点出发，论述了其重要价值。他认为，《清实录》既是清朝皇帝的实录，也是王朝的实录，内容涵盖非常广，具有突出的全面性；由于按时间先后编排，为所有重大事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以及结果、影响的记载，体现出现鲜明的系统性。因此研究清代政治、文化、经济任何方面的大事，《清实录》为人们呈现了一系列基础史料和基本线索，在此基础上查阅档案、政书、方志、文集、日记、碑拓、游记等其他方面的资料，互相补充，互相印证，能够得到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研究才能深入下去。可以说，研究清代的任何问题，《清实录》是不得不查，而且是首先要查的，对研究清代历史意义重大。刘兰兮研究员也认为，《清实录》对清代历朝皇帝言行事功的记录，内容翔实，涵盖清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活动，具有无可替代的资料价值。
    陈振汉先生曾指出，编辑《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本书中的资料还能作为故宫清政府档案中的经济史资料索引”②。但清宫档案正在迅速地数字化，并且不断公开化。是否《清实录》就失去其价值呢？萧国亮教授认为，即使清宫档案全部完成数字化和公开化，仍不能替代《清实录》在清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目前保留下来的清宫档案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残缺不全，有些档案已经难以找到，但《清实录》却把它记载下来；第二，正如陈振汉先生所说，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只能是按照某种理论概念设想某时某地应有某种事态，或者根据传统内容范畴，从漫无边际的各种文献档案中去沙里淘金般地搜寻资料。这在数量不大的图书文献资料或如地方志这样的分类编纂书籍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全盘通读来索寻史料；但在故宫档案(估计约有1000多万件)，特别是其中题本、奏折这样数量浩瀚，一个人不易全部通读，而又难望在相当时期内能有明细分类篇目可资利用”③，而现在出版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就可以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书、研究工作者可以此为线索，去查找相关原始档案。因此，萧国亮教授认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与清宫档案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关系”。
    郭松义研究员从治学门径的角度认为，完全依赖计算机技术，收集和理解史料往往是不完整的。一些年轻学者，特别是国外回来的，一来就要看档案，但是到了档案馆，就觉得头绪烦乱，手足无措。对这种情况，郭松义研究员说，清代保存下来的材料太多，要研究清代的问题，首先要打好基础，打基础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看《清实录》和《大清会典》，把基本情况搞清楚，再去查档案，脉络自然清晰，会很快找到所需资料。而如果没有基础知识和基本轮廓，直接去查档案，是不科学的。而且档案除了数量庞杂以外，还有残缺，要整理出系统的资料，例如某些数据，还离不开《清实录》。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实录》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二)对《清实录》中经济史资料分类整理的必要性
    经君健研究员经过总结，认为《清实录》有四个特点：一是“长”，记载内容长达300余年；二是“多”，多达4400多卷、4000余万字，极为浩繁；三是“杂”，以编年纪事为体，混编不分类，显得较为杂乱；四是“没有索引”，要想查找所需资料，除了通读，别无他法。在研究政治史时，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何时发生，按时间去查，还较为方便，但如果查阅经济史资料，就非常困难，无法确定地从其中的某朝某卷中找到所需资料。这四个特点就决定，整理《清实录》中的经济史资料，分类编辑，对于研究清代经济史极为重要，“它节省的不是一个人的时间，而是节省了社会时间”。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太新研究员也有同样看法，他认为，《清实录》内容庞杂、卷帙浩繁，既是治清史者的必读书，也给研究清史带来繁重负担，特别是在进行课题研究过程中，不得不在资料收集上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因而减少了思考时间，使研究停留在表层。对《清实录》经济史资料进行整理，可以极大节省学者的宝贵时间，使学者在有限时间内从事更多的研究工作，做出更多贡献。
    董志凯研究员认为，《清实录》卷帙浩繁，内容详实，其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资料超出了已有经济社会史成果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和范围。但这些资料散录于数千卷中，很难利用，许多重要资料查阅不易，搜罗更难。刘兰兮研究员也认为，《清实录》中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多散见于各朝分条记载中，研究者要查找某个专题的资料，往往要查遍全书，这无疑局限了研究者对《清实录》资料的运用。因此《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为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是一项功在千秋，惠及后人的举动。卜键研究员以自己翻阅566卷《明世宗实录》检索资料的艰辛为例，强调了对《清实录》中经济史资料进行整理的必要性。
    (三)信息时代《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不可替代性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关《清实录》全文数据库建设也取得了重要突破。通过数据库的全文检索功能，查找资料十分便利，是否《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就过时了呢？对此，萧国亮教授认为，运用数据库检索出来的经济史资料，是无法替代《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
    其一，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关键词、多少关键词，都不能从数据库中检索出一部完整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因为计算机检索遵循的是数理逻辑，而历史学家遵循除了数理逻辑之外，还有解释的、理解的逻辑和对历史的解释能力。
    其二，利用数字化的《清实录》和计算机的检索确实是可以把任何一条《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中的资料检索出来，但是这样得到的经济史资料虽然在形式上可能一模一样，但从功能上来说却完全不同。史料的功能就是解释学所说的“文本”。“文本”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还蕴藏着历史的意义。历史科学的任务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去揭示“文本”中的历史意义。而这种理解与解释的基本条件就是情境或者说语境。作为编年体的《清实录》，其资料的时空背景比较清晰，但它难以避免的缺陷就是把理解历史演变所必须的情境淹没在编年叙述之中。计算机检索充其量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准。而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却给予读者一个清晰的理解资料的情境，这正是用关键字进行检索所不能获得的重要信息。
    其三，从事《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工作的奠基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他们对清代经济史具有独到的理解，用自己的“视域”，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对《清实录》中的经济史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选择、编排，既体现了经济学的问题意识，也是对中国类书编纂传统的继承，其中必然反映出他们的历史观。现在出版的这些资料，提纲挈领，结构严整，其实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清代宏观经济通史的长编，学者使用极为便利。这一切更是计算机检索所无法替代的。
    二、《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主要特点
    对这部凝聚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三代学者60多年心血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特点，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总结。刘建生教授用“权威性”“系统性”“基础性”“主干性”“综合性”“不可替代性”六个特点，高度概括了《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与赵迺抟先生的《披沙录》一样，堪称经济史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刘兰兮研究员分别从该书的版本选择、编辑思路、资料遴选、学术视野等方面作了全面评价。虞和平则从“基本价值”“特殊价值”“优势价值”三个维度，明确指出了《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价值所在。尽管角度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特点与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容的全面性与系统性。
    虞和平研究员将这一特点称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基本价值”，认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是清代经济史资料里面的重磅资料，或者说是主干资料。由于其来源于《清实录》，而《清实录》是清代档案中最重要资料的选编，从时空上来说，是最完整的，包括了整个清代，涵盖面也最宽，体现了清代经济的方方面面。
    陈桦教授从这一角度论述了信息时代《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优势。全面性，指的是经过对4000多万字《清实录》的通读和理解，将全部有关经济的资料整理出来，不局限于某一专题、某一领域，涵盖了清代经济各个方面，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检索方式都难以相比的。系统性，指的是对材料的处理中，编者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料价值的认知，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非简单的资料罗列，这也是便捷检索无法做到的。这两个优势，决定了这部书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董志凯研究员则用具体事例对其全面性进行了说明。她说，《农业编》中辑录的有关清代新疆垦殖的资料就有250余条、4万多字，内容包括新疆农业生产发展和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包括垦殖的范围和规模，移民的来历、人数，垦地的面积，农业生产情况，气候、水利、土壤条件及其改进，农作物种类和单位面积、产量等等，逐年记载，极为详尽，对于当前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研究新疆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价值。魏明孔研究员经过对比其中的手工业资料，认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对有关手工业方面的资料几乎一网打尽，编排体例体现了非常强的学术性，堪称学术精品。
    (二)以国家经济内容为主，是《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学者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清代经济。
    萧国亮教授认为，该书中的经济史资料绝大多数与国家大政紧密相关，其中也部分反映了清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政治和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把该书作为清代国家经济史来阅读。清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经济从先进到落后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工业化的起始点。在《农业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的人口革命，正是与世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的人口革命是同步的，显而易见，要维持这种中国式的人口革命，没有农业的历史性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商业手工业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乾隆皇帝对于英王“乔治三世”的傲慢与偏见，也可以发现中国外贸的长期出超和粤海关的腐败；在《国家财政编》中，我们既可以感觉到现代财政的萌芽，也可以寻觅官员贪污腐败的原因。通读这些经济史资料，仿佛可以听见中国社会经济在工业化门外踯躅徘徊的脚步声。读这样的书，可以从某些经济史著作的遮蔽中解放出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清代经济世界。
    刘兰兮研究员也认为，把对《清实录》资料的整理纳入国民经济史的研究框架内进行考虑，以反映清代国民经济发展的概貌及清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是《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重要特点。该书分为“农业”、“商业手工业”、“国家财政”三篇，囊括清代经济领域各个门类，涉及人口、统计、商业、外贸、货币、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运销、财政等诸多领域。在各编的细目编排及资料的遴选上也独具匠心，如《商业篇》中编者讲有关商业流通、货币流通的资料放在一章内罗列，有助于研究者认识与理解清代的市场样态与商业运作。
    虞和平研究员将这一特点称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特殊价值”。由于该书材料来源于《清实录》，因此可以被看作清代官修的清代经济史，资料遴选上体现了清政府对当时经济现象的认识，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的版本，可以由此了解清政府对经济发展是如何认识的，其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从而使之具有其他资料所不能比拟的独特价值。另外，虞和平研究员还强调，该书有关经济政策与制度方面的资料非常集中，有关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资料在本书中占有相当的的比重，在《国家财政编》、《农业编》中约占20%，在《商业手工业编》中占了将近一半。很多政策的制定、实施、演变，都能在其中找到完整的脉络，对研究清代经济制度是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
    王玉茹教授认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重国家经济的特点为判断清代经济发展情况、研究清代经济总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视角和系统的资料体系。陈桦教授也认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清代经济的认识，这与民间资料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要了解清政府或当时社会主流的经济意识，是最好的一部资料书。
    (三)编选者的社会经济史的视野，是《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第三个突出特点。
    刘兰兮研究员指出，陈振汉先生主张经济史研究要考虑与经济相关的社会因素，更多把人口、家庭、社会群体、阶级结构、宗教、文化等因素纳入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广泛意义的社会学而不是新古典或新制度经济学，是今后应更加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在本书的《农业篇》中，陈先生辑录了不少人民反抗地方官员实施暴政及地主压迫的资料，及部分结社等秘密活动的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矛盾、阶层结构及其演变，都有重要价值。龙登高教授认为，这样的视野为具体的学术反思和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有助于对历史上的经济演变得出更全面的认识。如通过《农业篇》的统计，会发现农民的反抗运动60%是因为暴政，说明当时稀缺经济造成的经济的不稳定性，而富裕阶层的武装起义是20%和15%，提醒我们对农民起义要有新的理解。
    虞和平研究员认为这一特点是《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优势价值”，其中包含的经济史资料具有很强的整体性，不仅包含经济资料，还涉及到非经济但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内容，如人口、政策、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意识、观念，甚至文化。这种社会经济史的视角，与单纯研究经济现象有很大的优势，也反映了当前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大势。
    三、史料整理在经济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与会学者还进一步对史料整理在经济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诚如刘兰兮研究员所言：“面对渐行渐远的过去，史家只能凭借历史资料提供的信息，解读或诠释不曾亲历的历史。因此史料是联系史家与过往世界的介质，整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对史学研究来说，史料无论得到怎样的重视都不过分。经济史研究也同样如此。因此吴承明先生有“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的论断。④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史创新，都离不开经济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郭松义研究员特别提到严中平等老一辈经济史学家整理的经济史资料丛书对学术研究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很多书都是案头必备，经常翻阅，如研究农业史，必须翻阅李文治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⑤，研究手工业史，必须翻阅彭泽益先生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⑥等。
    董志凯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史料整理对经济史学术创新具有显而易见的效果，因此尽管整理工作十分艰难，始终有人还在埋头苦干。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一直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至今仍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戴安钢、黄苇组织三十余人的课题组，历时数年，从数千种地方志中整理出近3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⑦；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十年来一直收集整理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资料，已经收集近200个村庄的一手基层档案，数量在数千万件以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顺治—嘉庆朝)》的问世，更成就了这方面历时最长的一大硕果。
    龙登高教授从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对史料整理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这样的巨著，正是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奠基巨石。同时他将中国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对比，认为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他说，按道理，中国的经济史资料非常丰富，数据也很丰富，但与欧美经济史学界相比，却反而显得数据不多，资料不足，其原因何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像《清实录经济史资料》这样学科的基础工作还很不够。由于资料工作做得不够，使经济史这样的基础学科形成了高门槛和高壁垒的局面，一般人望而生畏，而且形成了学科屏障，使得其他人很难进入获取资料，汲取经济史养分，推动经济学学科建设。相比之下，欧美许多经济学家都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经济史学界。这是因为他们基础的数据库工作、资料工作做得好，一半的经济学家可以进入到经济史学界，或者说利用经济史学界的成果推动经济学的发展。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大家。正是由于基础性的工作做得有限，使得我们的知识积累与学科体系建设还比较滞后。进入经济史学界的每一个年轻学子，都要从原始资料入手，还要像娃娃一样从咿呀学步开始，因此很多优秀的学子不敢进入这个领域。如果每一代人都建设成一个平台，新一代人就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平台，中国经济史学科建设才可能得到快速推进。他还介绍了清华大学正在进行的系列基础数据库建设，表示将加大力量，为经济史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
    王玉茹教授表达了相同观点。她说，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与国外相比，发展得不够快，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历史记录很浩繁，但整理起来很麻烦，尤其很多数据都没有单独列出来，整理起来比较困难。而研究经费和评价体制更制约了对经济史资料的挖掘。
    萧国亮教授则认为，长期以来经济史学科边缘化、不被重视，不但影响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也阻碍了经济学的学术创新。因此必须重视经济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应该把经济史(包括经济思想史)放在与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同等重要的位置，按照熊彼特的意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位置。萧群研究员、王磊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关于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基础学科建设的措施，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及整个经济学科都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抓住振兴经济史学科的伟大机遇
    经济史资料整理是一项耗时、耗力、耗财的艰巨工作，而且对整理者的学术水平也有很高的要求。在经济史学界，类似长达数十年的整理工程并不鲜见，很多整理项目却由于经费短缺而被迫中断。经君健研究员就介绍了自己整理《明实录经济史资料》由于经费问题而不得不忍痛放弃的经历。赵津教授说，她的导师郭士浩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整理华北大型企业如开滦煤矿、永久化学工业的企业档案整理，但始终无法出版。后来由她接手永久化工史料，也因经费问题，几经耽搁。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了明显的改观。
    因此，赵津教授认为，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史资料整理，不仅要感谢老前辈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还要感谢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倘若没有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别说60年，即使100年也不可能出版《清实录经济史资料》这种学科基础性的图书。近十年改革开放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惠及人文社会科学，有利于经济史这样的学科得到相对充足的经费支持，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才得已出版。几十年不能完成的项目，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有时很快就能完成，由她继续整理的企业史资料，用了几年时间，就出版了5卷，⑧经费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认为，盛世修志，盛世治史，我们应该珍惜和感谢伟大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对此，不少学者都有相同感受。卜键研究员说，由于国家清史工程启动，一大批清代文献得以整理面世。自清史立项以来，十年间出版了11至12亿字的档案文献和著作，仅《清代诗文集汇编》一个项目，就达800余册。⑨虞和平研究员也介绍了整理近代史所收藏的清代档案的情况，共有550册，现在已经编完300册。
    与会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经济史资料整理乃至经济史学科建设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契机，发扬老一辈学者甘于坐冷板凳，甘于为人做嫁衣，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薪火相传，在经济史资料整理方面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建设好经济史资料平台，为推动经济史学乃至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谢贵安：《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关于近年来《清实录》研究进展，可参看杨立红、朱正业：《〈清实录〉研究概述》(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3期)。
    ②陈振汉：《〈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
    ③陈振汉：《〈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
    ④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载刘兰兮整理《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吴承明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17页。
    ⑤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
    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
    ⑦戴安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
    ⑧赵津主编：《“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赵津主编：《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⑨纪宝成、何芳川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