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的互动

内容提要：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的航运、经贸和金融中心，并历久不衰，扬名中外。追溯其发展轨迹，口岸贸易与金融业之间互为促进的双向关系，引人注目。口岸贸易的繁盛，刺激了商业的兴旺，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开展，有赖于金融业在资金融通方面提供的便利，而金融业的发展因此也得到有力的推动。
    关键词：上海 贸易 金融业 互动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的航运、经贸和金融中心，并历久不衰，扬名中外。追溯其发展轨迹，口岸贸易与金融业之间互为促进的双向关系，引人注目。（注：限于资料，本文暂侧重论述中国国内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之间的互动关系，金融业主要指钱庄、银行、票号，暂不论及证券业和保险业。）
    （一）
    上海开埠后不久，便取代广州，跃居近代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如时人所称：“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1—p144］口岸贸易的繁盛，刺激了商业的兴旺，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开展，则离不开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方面提供的便利。清中叶上海港沙船货运贸易的活跃，便是和上海钱庄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上海自有沙船业，而后有豆米业……因豆米业之发展，北货业随之而开张，款项之进出浩大，金融之调度频繁，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成功之机会。”［2—p6～9］
    上海开埠后，受不断扩大的内外贸易的驱动，钱庄的经营业务渐被纳入进出口及埠际贸易资金融通渠道，“租界既辟，商贾云集，贸迁有无，咸恃钱业为灌输。”［3—p1564］钱庄的信用手段，在通商口岸用的是庄票，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用的是汇票。它所签发的庄票，可以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并负有全责，到期照付。庄票有即期和远期两种，前者见票即付，后者则在到期时付现。上海各商号在交易中大多使用远期庄票，在开埠初期常以10—20天为限，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普遍缩短为5—10天。庄票的这种信用手段，大大加速了资金周转， 广受各方青睐。“钱庄接受长期、短期和各种不同利率的存款，并进行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他们使各级商人，从最大的商号到最小的零售店主，都能得到并利用这些便利。所有在上海出售的进口商品的货款都是用五到十天期的钱庄票据支付的，这种方式既使钱庄可在票据流通期间使用这笔钱，又使进口商品的买主能够与内地一些地方或开放口岸做汇兑买卖的钱庄完成其筹措资金的安排。无论哪一年，这些票据的数额都是很大的。”［4—p383～384］
    庄票之外，另有汇票。上海开埠后，进出货物的绝大部分商品是国内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转商品。据19世纪70年代初叶的统计，上海港进口商品只有约20％是由当地消费的，其余80％均输往内地［4—p270］。伴随如此大量中转贸易的，是金融机构的中介和资金融通。上海在长江流域金融市场已趋主导地位，钱庄汇票的功能便是一个缩影。1870年英国领事称，在镇江支付进口洋货的主要办法是开出由上海钱庄付款的汇票，而商人则把铜钱或银锭运入苏州，从那里收购土产到上海去变价付款［5—p117］。19世纪后半叶，输往重庆的洋货仍靠木船运输，费时较长，汉口的钱庄实力较弱，难以支持四川商人所需要的大量长期信用，这些商人遂转而直接从上海进货。19世纪60年代中叶，四川所销售的进口货，购自汉口的不到20％，到1869年又降至10％左右。关键就在于支持这项贸易所必须的长期汇票，是由“上海殷实钱庄承兑的”，因为相比之下，上海钱庄“更集中和更富有”［6—p78］。其步骤是，“一个重庆商人如果要在上海采办洋货，他可以到一个钱庄那里说明来意，并在该钱庄押借一笔款项，其数目由他自己与钱庄商议协定。然后这位商人就可以将订货单寄与他在上海的代理人，钱庄经理也通知与他有关系的上海钱庄或其分庄，由后者向洋行或其中国的代理人处付予这笔款项。”上海与重庆之间日益增长的转口贸易，正是与这种信用支持相辅相成的。1881年，输往重庆去的洋货约占当年上海港进口货总值的九分之一［7—p9、15～16］。
    中国农副产品的大量输出，同样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当时凡从事生丝贸易的丝行，“有资本一万断不肯仅作万金之贸易，往往挪移庄款，甘认拆息”，“有借至数倍者，有借之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8—p1］每到春季，钱庄就向丝行贷出巨款，到新丝开盘成交后再收回款项。茶栈的经营，也通常取决于钱庄贷放的多少，彼此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每庄往来动辄一二万或三四万，少亦数千元。”［9］钱庄业则通过贷放款获致厚利，长足发展。“钱庄最初创设，资本极薄，规模极简，其主要营业仅兑换货币一项。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进出口交易渐繁，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于是钱庄营业逐渐发达，存款放款事项亦较前繁多。如是年复一年，营业遂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0—p804］1873年上海共有汇划钱庄123家，其中设在北市即租界的有73家，超过半数［11］。
    上海开埠不久，着眼于前景良好的口岸贸易，一些外资银行分行相继设立。现在已知最早的是1850年的英商丽如银行，至1860年已增至英商呵加刺、有利、汇隆、麦加利和法商法兰西等六家外资银行。其初期业务全是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进行，“银行始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12］主要是经营外商在贸易往来中的汇兑业务，并不着意招揽存款，也不经营票据贴现和抵押放款，重点首先是迎合不断增长的中外贸易所提出的金融辅助需求。19世纪60年代后，上海港内外贸易的大幅度增长，迫切要求与其相适应的资金融通加速，单就钱庄而言，显得力不从心，外资银行则存款日多，需要寻找合适的贷款对象，而钱庄经营多年的业务网络则是它们所不及的，于是通过买办的媒介，外资银行开始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提供信用贷款，时称“拆票”。1869年英资汇丰银行首先通过其买办王槐山，放款给钱庄。其他银行相继效仿，“当时钱庄流动资本大部取给于外商银行之拆票，外商银行之剩余资金亦常以此为尾闾，且可由此推动国内贸易，以利洋货之畅销，并由此以操纵金融市场，使钱庄为其附庸，钱庄则赖此而周转灵活，营业可以推广，自属乐于接受。”［2—p29～30］19世纪70年代后期，这种“拆票”方式已很普遍。受不断增长的内外贸易的推动，钱庄与外资银行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的这种携手经营，大大推进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至19世纪70年代末，江浙两省的银洋市价都依据上海丝茶贸易的进出款项上下波动，各地钱庄“皆探上海之行情”决定业务进止［13］。
    上海的口岸贸易推动了上海贸易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还体现在票号业在上海的新发展。票号起源于道光初年，主要经营地区间汇兑，由山西人创办者居多，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主要活动区域，江南则以苏州为中心，“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2—p15］与钱庄业相比，票号的经营方针较为保守，与官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它们参与商业资金的融通，主要通过钱庄进行。前已述及，钱庄资本一般并不雄厚，贸易量大幅度增长后，钱庄为调度足够的流动资金，除了设法从外资银行获取信贷，还求助票号的支持。这时票号在江南的经营重心已从苏州移至上海，通过钱庄资本的运作，相当数量的票号生息资本开始以商业资本的形式在国内市场流转，“迨东南底定（指太平天国失败——引者），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钱庄得此助力，发展更快，“上海钱庄之盛，盛于票号、银行放银于庄。”［12、14］钱庄的业务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票号的覆盖面则遍及除边远地区的大半个中国，它的加入使上海的贸易金融中心地位更趋稳固。在全国各城市，凡设有票号分号的都可以直接通汇，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与通商口岸做交易开出的票据全部通过山西票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设有机构，他们还宣称可购入或售出国内任何地方的汇票。”［4—p384～385］20世纪初年，“他们每年的业务进出总额约为八千万两。”［15—p96～97］
    （二）
    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和上海有贸易往来而又相距较远的天津和营口，也有生动显示。早在天津开埠前，凭借传统的经济联系，经由上海输入的进口商品就被辗转运至并通过它销往各地。《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记录，当进口货销售因长江流域战事滞阻时，“有三分之二的销货是通过（沙船）海运卖到辽东的牛庄、锦州和关东的北直河，以及山东的登州府等北方港口，其中大多数是运到后一港口，再由那里转驳浅水船，以便通过白河口的沙洲，运到北方贸易中心——天津。”英国驻沪领事据此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小船从事于上海到山东和北直隶各口岸的运输业务，那么用我们加装了蒸汽机的船来运的话，就能装得更多了［4—p16、44］。”
    果然，自1860年天津开埠，经由上海输往天津的进口商品大部由外国商轮揽载，天津成为上海港沿海转口贸易的主要口岸。1865年英国驻沪领事称：“对棉织品的需求主要来自北方口岸特别是天津，看来英国制成品在那里的消费量正在迅速上升。各类商品价格如保持与该口岸开放时的市价相似，则目前的销售量再加一倍在那里大概也能卖掉。”［4—p99］津沪间的这种转运关系是紧密的，1869年华北遭遇旱灾，英国驻沪领事便担心因灾民购买力的下降会影响进口商品的销售，“上海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该地区的居民的。”［4— p212］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出口方面，《1899年天津贸易情形论略》仍称“出口以及复出口土货土产运外洋者，皆须运至上海再转运外洋。”［16］上海雄厚的金融实力，更加固了这种经济联系，“北方通商口岸天津最巨，富商巨贾百货云屯，恒藉上海银钱为挹注。”而一有变故，便会波及上海。1900年义和团兴，津沪之间联系阻隔，上海金融恐慌陡起，“计各银号所放之款共有七百三十万，仅汇到七十万，余以音信阻梗，汇划不通，兼之歇业逃亡，无从问讯，上海市面为之震动，银根为之紧迫，故洋厘逐日飞涨至八钱有余。”［17］两地因转口贸易建立起来的密切的金融联系清晰体现。
    营口是晚清东北地区主要出海港，以往由沙船从这里载运南下的东北豆石数量，远远大于南货北运，以致沙船从上海出发时要雇人挖泥压舱。19世纪50年代后，日见增多的洋货经由上海北运，沙船的运力不再空耗，“它们回航时，不是装载着压舱物或中国货，而是装了大量的外国工业品回到北方港口。去年（指1855年——引者）售出商品的三分之二是通过这条新的路线运至北方各省，再从那里分配到内地去的。”［4—p44］1858年营口开埠和1862年“豆禁”解除后，在沪外国商轮投入东北航线，两地间的货物流通为数更巨，个别年份一些品种甚至超过天津。如1878年上海港外国斜纹布转口贸易统计表显示，是年输往营口359867匹，较之天津的214568匹，多出近60％［4—p475］。上海开埠前，与东北地区以土布和大豆为主的货运贸易向为活跃。在开埠后，它们依然保持。据营口海关资料记载，1881年上海至营口间木帆船货运航次约400艘，后渐有减少，但至1891年仍有320至330艘，它们从上海运去土布、陶器、竹制品等，返航时运回大豆、豆油、烧酒等货物［18—p207］。自“豆禁”解除，也有不少外国轮船涉足其间。1862年英国驻营口领事称：“本埠最大的输出品为大豆、豆饼及大豆榨的豆油，这些货品现在不可能成为主英国的回头货，但是却给从上海装来洋货的外国轮船提供了回头货。”其运量之大，“甚至还要雇用放空开来的外国轮船，把大豆运往上海、宁波和更南边的口岸。”［19—p6］直至20世纪初叶，即使在不景气时仍有相当数量。1907年的一份商务调查载：“奉天出口货以豆油、豆饼为大宗，进口货以纱、布、纸、面为大宗。而从前装载多用沙船运布而往，贩油而来。三十年前，沙船约有三千余艘，今则仅存五十余艘。豆油自庚子以来每年到沪者约十二三万篓，三十一年减至六万篓，三十二年减至九万篓，其疲败可知矣。其他土布则去年存之营口未销售者约五万包，棉花则日俄战前销数约百万包（指北方言，不仅营口一处），去年减至二分之一。纸类则销数甚巨，去年细纸亦减至四分之三。疲滞如此，实可惊骇，而其影响及于上海之商务，去年年终结算，钱庄亏损四百余万之巨。”［20—p123～124］两地间通过这种货运贸易建立起来的金融联系可谓密切。
    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当时颇为兴盛的鸦片运销也得到反映。上海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在各类进口货所占份额中，鸦片输入一直占据首位，以致各年度英国驻沪领事关于上海港的贸易报告都有鸦片贸易的记载和统计。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外国对华鸦片贸易多集中在华南海面，再由中国走私烟贩分运各地。上海因其独具的扼江海要道的地缘优势，特别是作为当时苏南中心城市苏州的外港，成为海上鸦片进入运河水系的主要通道，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838年狄听奏折称：“臣籍隶江苏，深知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由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买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兼之别项兴贩，每年去银不下千万，其波及邻省者尚不在此数。”［21—p634～635］
    上海开埠后，与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的同时，鸦片走私主要活动区域也由华南移至上海。在1843年下半年，经吴淞走私进口的鸦片就达8000箱，价值600万元［22—p229］。上海很快成为英、美等国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上海通志馆期刊》载：“上海最初的洋商大都是从广东分设，其最重要的输入品便是鸦片。外洋出入之货，本多定税则，载入条例，独鸦片税则不定，不必纳税，于是素来禁止的鸦片，此时反得源源而来，畅销无阻。”［23—p18］1847年经由上海输入的鸦片达16500箱，超过1830年前任何一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此后，经由上海输入的鸦片逐年递增，鸦片贸易日益猖獗［24—p403］。
    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以条约形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称为“洋药”，每箱在通商口岸交纳30两进口税后，通行无阻。鸦片输入的“合法化”，给上海的鸦片贸易带来新的刺激。1863年1月31日《北华捷报》称：“鸦片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且不列入制成品名单之内，然而我们对鸦片这项进口贸易，确有予以注意的必要，因为它在我国贸易中具有价值，它可以为我们从中国换回同等价格的土产品。同前一年交易情形相比，1862年的鸦片贸易量确有所增加，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这项进口的药物不仅在消费量上有所增长，而且它的价格已高达六百三十两一箱，这是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价格。”与其他进口商品相似，运抵上海的进口鸦片，很大部分是转运别处的，“牛庄、天津、烟台、汉口、镇江、宁波、芜湖和九江等地，都是由上海供应进口鸦片的。”［4—p567］
    清嘉道年间，在边远地区已有鸦片种植。“云南省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有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贩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时为1838年——引者）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25—p420］甚至近海一些山区，亦间有鸦片种植。浙江“台州府属以及毗连之温州等处，田少山多，不肖棍徒，往往于山僻处所，开辟成畦，偷栽罂粟。”［25—p599］19世纪末，清朝政府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虽极力搜刮，多方罗掘，仍不敷支放，于是便想通过公开允许和推广种植鸦片，增辟税收来源，“迨至光绪朝，政府注重土税膏捐，方恃此为入款大宗，恨不得广种广销，为增进利源之计。”［26—p333］于是各地鸦片种植面积扩大，上海附近地区也不例外，1906年江浙皖三省鸦片产量分别达16000担、14000担和6000担［27—p457］。国产鸦片的加入， 使上海的鸦片贸易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海关报告载，19世纪80年代始“由于土产鸦片供应的增加”，进入上海港的外国鸦片有所减少，到1901年外国鸦片经上海港“进口的数量只有十年前的四分之三左右。”当时进入上海流通的国产鸦片，主要来自两大区域，一是江苏北部的徐州地区，一是长江上游云贵川等省。据称：“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府这一地区几乎已全部种植罂粟，据说每年的收获量可达二千至一万担。”实际上，来自徐州方向的鸦片并非全出自当地，有的系产于毗邻的豫、鲁两省，地处三省交界处、隶属徐州府的砀山县是这些鸦片转运上海的“市场集散地。”［15—p15、66；4—p720］另一方面，长江轮运航线贯通，上游地区所产鸦片成为上海鸦片贸易的大宗货源。《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进口鸦片价格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使市场未能保持较好价格的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种植罂粟的面积大为扩大。目前，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中国生产的鸦片从汉口运到上海。”［4—p168］面对“已有大量的中国鸦片从很远的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自行设法运到上海”，美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提议“为了有效地对付中国人的竞争，必须设法使印度鸦片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4—p194］尽管这样，内地所产鸦片仍凭借成本低、路途近的优势，源源运抵上海。《1872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外国鸦片在近五年间，“其进口量始终停滞不前，1872年则确见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鸦片的产量却已是原来的四倍还要多。”［4—p257］经由上海转运的进口鸦片亦相应减少，据1882年的统计，“在全部或部分由上海供应鸦片的所有港口中，除了一个港口之外，发货量都少于1881年。”［4—p365、635］从内地输入上海的鸦片则有增无减，1881年由轮船经汉口运抵上海的四川鸦片有2402担，1898年达8800余担，净增近3倍［15—p66］。沪渝两地间的资金融通因此更呈活跃，“上海每年多在夏初鸦片市场最旺时将款项以汇票兑到重庆，由重庆运进内地收购鸦片的生银逐渐又返回重庆投资于购买洋货。”与繁忙的货物流通相辅而行，“银两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的这个最重要市场和分配中心——重庆”，其中上海用汇票兑来的款项，数目之大竟使重庆票号感觉现银太多而把汇费提高到12％，促使一部分商人采用对远地交易货物划账互相抵销的办法，否则从上海流入重庆的现银“势必更要大增。”［28—p221、200］1901年1月，中国通商银行派驻重庆的包良基致函盛宣怀称：“渝城街市风气与长江轮船通行各码头迥乎不同。该地僻处万山，道途阻隔，货物银钱出进皆非易易，故市风呆不可言，平时不出用场，街面银钱几于无处屯放，一有用户亦惟在本街搬运，决无外省来源，故宽则奇宽，紧则奇紧。如渝行春初开市，搁款至十余万之多，无处可放；目下丝土出新，用场较巨，汇水拆息皆有可观，而又无款可做。此间生意全在操纵自由，随时权变，始能得利。”［29—p166～167］沪渝两地间缘于货运网络结成的金融联系，又给贸易发展以新的推动。1891年至1910年，重庆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11.7倍，平均增长幅度达13.1％［30—p500］。
    综上所述，上海开埠后繁盛的内外贸易所提出的大量的资金融通需求，促使晚清上海的金融业勃兴，并较快形成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票号互为援手、鼎足而立的基本格局，“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2—p56］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成为占全国对外贸易“货物成交”和“款项调拨”总量80％的贸易金融中心［31—p73］。口岸贸易与金融业之间互为促进的双向关系，在开埠后的上海得到生动有力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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