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高利贷比较

内容提要：本文以民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乡村为具体考察对象，探析现代金融运作方式在该地的运用，并与传统高利贷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指出两者在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利率、借贷期限与偿还问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认为当时现代农村金融运作方式的实行已取得了显著进步，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长江中下游乡村 现代农贷 运作方式
    作者简介：李金铮，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博士后，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在中国乡村金融史上，民国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新旧更替的重要阶段，最大的变化就是现代农村金融的产生。与私人、店铺借贷、典当业借贷等传统高利贷形式不同，现代农村金融运作主要是指专业农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政府银行的农贷，此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借贷，如农民借贷所的借贷、农业仓库的借贷、合作金库借贷以及合作社借贷等。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很少。笔者拟以现代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对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运作方式、绩效与不足等问题做一深入系统的探讨，以丰富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讨论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包括借贷对象、借贷手续、信用方式、借贷用途、借贷期限与偿还、借贷利率等问题，同时注意与传统高利贷进行比较，以发现二者的异同。
    借贷对象
    传统高利贷者的贷款是直接贷款，一般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组织的贷放大多为间接转贷。
    银行与农民之间就主要属于间接借贷关系，它往往先贷给农民贷款所、合作金库、农业仓库以及合作社等，再由这些组织或直接或间接转贷农民。我们可以从银行的放款条例证明这一点。如1928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放款章程规定：“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乃其主要之放款对象。”（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203页。）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以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及农民个人为放款对象，对合作社尤为重视”（注：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529页。）。上海商业银行农业贷款部也规定，以农业生产、运销、信用以及兼营合作社和农业仓库为贷款对象（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3页。）。1940年，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信托局和农本局的农贷办法规定：“农贷对象以农民团体或个人及农业改进机关所经营之事业为范围。”（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事实与规定基本吻合。如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调查表明，“该行历年放款中合作放款恒居于首要之地位”，虽也曾贷款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小农。但数量极少，到1934年已基本停止（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203～46205页。）。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也是如此，据1929～1933年的放款统计，合作社放款占92%强（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1933年版，第57页。）。
    有人曾提出银行应简化营业层级，直接贷与农民，免除中间操纵（注：国纲：《投资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5号，1935年3月；周杰人：《行宪后的苏农展望》，《江苏省农民银行二十周年纪念刊》，1948年版，第21页。），但正如吴承禧所言，银行“必以农民分散，贷款没有保障而裹足不前，所以，现在的农村投资，大都是通过合作社而实现的”（注：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林礼明形容银行为“合作事业的保姆”（注：《江苏省农民银行二十周年纪念刊》，第24页。 ），是非常恰当的。
    合作金库也是以合作社为主要农贷对象的。1936年12月实业部颁布的《合作金库规程》就规定：“合作金库以调剂合作事业资金为宗旨”，各级合作金库的放款对象除了下一级金库外，就是各级合作社联合社和各地信用合作社（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620～621页。）。农民贷款所发放的借贷对象有的为农民，有的为合作社。如浙江吴兴县农民借贷所，据1931年度的贷款统计，借贷对象全部为合作社（注：《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1932年版，第58～59页。）。农民借贷居绝大多数的情况比较少见。
    与农民借贷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合作社。合作社可直接贷与农民，但它本身也是一个中介组织，其资金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银行、农民贷款所以及合作金库等机构的贷款。所以，合作社的身份具有两重性，即相对于银行是债务人，相对于社员或其他农民又是债权人。
    传统高利贷的贷款对象成分，地主、富农一般仅为百分之几，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注：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1年，第21～28页。）。与此相比，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
    据1932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指导的信用合作社贷款统计，借户74.1%为中农、贫农，26.9%为地主、富农（注：骆耕漠：《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民金融》，《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又据1935年江苏省无锡东亭、吴江钮汇、句容寨里3个农业仓库的调查，押户共计219户，其中地主商人、大农、中农、小农、佃农分别为19户、24户、61户、94户、21户（注：杨捷之：《中国农业仓库之兴起及其评价》续，《中国经济》第3卷第10期，1935年10月。）。上面两个统计说明，新式借贷的对象虽仍以中小农居多，但地主、富农也占到一定比例。其原因如后所述，现代农贷的贷款利率比高利贷低得多，贷得越多得利越大，地主、富农往往把持基层政权，将现代农贷转贷农民。从贷款的实际数额而言，地主、富农的贷款额明显高于普通农民，如上举无锡、吴江、句容3个农仓，经营30亩以上的押户占总押户的18.6%，却占押款的51.6%，其中50亩以上者仅为押户的9.3%，却占押款的32.6%（注：据杨捷之《中国农业仓库之兴起及其评价》续计算，《中国经济》第3卷第10期，1935年10月。）。这一统计表明，中小农抵押户数虽多，贷款数额却少，大部押款是为地富所得的。
    借贷手续
    传统高利贷借贷手续比较简单，有的为口头信用借贷，无须字据契约；有的为契约借贷，由当事人双方和中保人画押即可。与此相比，现代农村金融组织由于比较正规，借贷手续远比民间借贷复杂。仅以合作社贷款为例做一说明：
    就银行对合作社的贷款而言，以20世纪30年代江苏省农民银行为例，它对合作社的贷款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先由借款合作社填具借款申请书、社员职员名单、社务业务进行状况表、借款用途表、保证人抵押品调查表，而后连同该社章程及登记证等，送至该行审核。如非初次借款，除社章及登记证不必检送外，其余各种表格仍须照填。第二步，该行接到申请书后，派员调查申请合作社的社员职员情况、社务业务情况以及抵押品、借贷用途等状况。如认为可以放款时，就将放款核准书另附借据寄交借款申请合作社。该社将借据等填具后，送交该行审查，如无讹误，即予贷放款项。第三步，合作社将款项转贷给社员后，须在一星期内据实填具借贷用途报告书，以便覆核贷款。（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257～46260页。）
    上述银行等机构向合作社的贷款手续，反过来说，也就是合作社向银行等机构的借款手续。那么，社员向合作社申请借款的手续是如何办理的呢？以江苏无锡县信用合作社为例，据1936年调查，先由各社员依照需要数目，拟定借额，说明用途，向合作社提出申请，合作社接到社员申请书后，即召开理事会，审查借款用途与数目是否符合，决定准驳，然后汇合总数，向江苏省农民银行申借。借入后，由各社员邀同其他二人，作为保证，订立借约，领取款项（注：王亮丰等：《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农行月刊》第3卷第8期，1936年8月。）。如果属于抵押借贷，还需要社员连同抵押品一并送交理事会审查。合作社理事会在审核社员借款时，特别注意社员的信用度，有的还专门成立了信用评定委员会，对社员信用度评出等级，理事会据此决定社员借款的信用方式，信用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个人信用贷款，反之就需要担保人或抵押品。
    信用方式
    传统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1934年长江中下游六省农民借贷的统计表明，前者占信用方式的53.7%。（注：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年第11期计算。）
    现代农村金融的信用方式，则明显以抵押借贷居多。据1934年江苏合作社社员借款的统计，信用借款仅占10%，动产、不动产、农产抵押借款分别占10%、55%、20%（注：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研究》，农村经济月刊社1936年版，第228页。）。1929～1933年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的合作社放款也表明，信用放款占19.2%，抵押放款占80.8%（注：据《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24～525页计算。）。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放款，也是抵押放款较多，占65.7%（注：楼荃：《海宁县农民银行设施之概要》，《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可见，现代农贷更注重避免贷款的风险性，这也是现代金融的共同特征。
    信用放款是凭借信用或另觅妥保的贷款，毋庸细述，兹重点介绍抵押借贷方式。
    在传统高利贷的抵押借贷中，以土地抵押最为盛行。在这一点上，现代农贷与高利贷没有什么区别。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江苏吴江县震泽镇江丰农工银行的抵押贷款，以地契抵押最多，占放款总额的70～80%（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272～46273页。）。江苏省农民银行向合作社发放青苗贷款，也大都以地契为抵押（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604页；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195页。）。
    至于现代农贷的动产押款，种类甚广，与高利贷也无多大差别。据1934年6月的统计，合作社向江苏省农民银行可以农产、丝绸、农具、衣饰等抵押借款，其中农产品以米、谷最多，其他为豆、麦、豆饼、棉花等（注：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办理农业仓库及合作事业概况》，1933年版，第44～45页。）。中国农民银行南昌农民抵押贷款所，牲畜、农具、家具、农作物、铜锡器皿等均可质押贷款（注：张启元等：《旧南昌市的金融业》，《南昌文史资料》第6辑，1989年，第54页。）。南昌县合作社的动产抵押放款，主要为布质衣服、金属饰物、农产品和农具耕牛（注：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301页。）。上海商业银行江宁县湖熟镇农民抵押贷款所，曾办理衣类、金银、铜锡器皿、耕牛、农产品等抵押业务（注：许治华：《民国时期的江宁金融业》，《江宁春秋》第6辑，1987年，第55页。）。综合以上动产抵押资料，农产品抵押贷款多为原价的60～70%之间，其他抵押品多在40%～50%左右。
    借贷用途
    传统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据1929～1933年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农民借贷用于非生产者占负债户的81.1%，占负债额的77%（注：据［日本］天野元之助《支那农业经济论》第222～223页计算，日本东京改造社昭和17年(1942)版。）。现代农贷与传统借贷迥然不同，它特别强调借贷用于生产经营。
    以银行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如浙江余姚县农民银行、海宁县农民银行和诸暨县农民借贷所，都规定以生产经营作为农贷用途（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26页。）。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农村合作社放款章程也规定，借贷必须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农业原料、畜种、饲料，购置或修理农具，修造农贷应用于房屋修建，制造、运销和囤积农产品，偿还因从事生产所欠之旧债（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31页。）。在20世纪40年代，四联总处1940～1942年关于四行局的农贷方针，也始终以增加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农产运销等为农贷主要用途（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第47页。）。中国农民银行与浙江省合作事业管理处订立的1947年度农贷计划，包括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村副业、土地金融贷款等，具体类别达35种（注：《浙江省三十六年度农贷计划要点》，《浙江经济》第2卷第2期，1947年2月。）。
    与上述银行对合作社的放款规定一致，合作社对于社员的贷款也强调必须用于生产及其他正当用途。在20世纪30年代，如江苏省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放款以贷于社员正当用途为限”（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12页。）。吴县府巷信用合作社的规定更为具体，社员请求本社放款，必须符合以下用途：“1.购置种子、肥料。2.购买农具、车辆、船只。3.修盖房屋，掘河筑堤，灌溉排水。4.经营副业及赎置田地。5.其他生产上必须之用途”（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六辑，第141页。）。
    农贷是否真正用于生产用途了呢？
    贷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的情况较为少见，而且此类状况多发生在一地刚开始进行新式农贷之时，农民多利用低利借贷偿还旧的高利贷，与借高利贷还高利贷有质的差别，借高利贷还高利贷的结果仍旧是陷于高利贷剥削，以低利借款偿还旧债则对摆脱高利贷剥削，解燃眉之急能起到一定作用。
    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最为普遍。如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1931～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90%（注：据《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59页计算。）。中国农民银行1935～1936年的合作社贷款，用于生产经营者达92.8%（注：据萧觉非《一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合作事业》计算，《农友》第5卷第1卷，1937年1月。）。1933年10月安徽省合作贷款的统计表明，用于购置牲畜、农具、种子、肥料、开垦土地、赎地、修圩等生产用途者占86.6%（注：《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141页。）。江苏省农民银行1936年的业务报告也显示，丹阳、溧水、阜宁三县合作社的放款，用于购置肥料、种子、牲畜、农具、饲料、垦殖等生产用途者达96.6%（注：据［日本］天野元之助《支那农业经济论》第342～343页计算。）。又据四联总处1946年9月对各类农贷及投资结余的统计，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农贷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农产运销和农村副业等（注：寿进文：《论当前的农贷》，《新中华》第5卷第6期，1947年3月。）。中国农民银行1947年办理安徽淮汛重灾区的贷款，用于种子、农具、肥料、牲畜者占贷放总额的99.9%（注：戴维德：《皖省淮汛重灾区贷款的效果》，《中农月刊》第8卷第8期，1947年8月。）。台湾学者赖建成认为，合作社社员的贷款91%以上用于非生产用途（注：赖建成：《近代中国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22页。）。根据笔者的考证，赖氏的这一推论显属误断。
    正由于现代农贷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以对于农民补充生产资料，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
    借贷期限与偿还
    传统高利贷的借贷期限一般都较短。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年以下期限占借贷总数的80%，其中又以6个月至1年者最多（注：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年11期计算。）。抗战期间及国共决战时期，借贷期限大大缩短。1942、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的统计显示，1年以下期限者相继占借贷总数的91%、97%。到1947年，在长江中下游六省，1年以下者更上升至99%（注：据《中农月刊》第4卷第3期1943年3月、第6卷第4期1945年4月，《中华年鉴》1948年第1258页整理计算。）。
    现代农贷的借贷期限，从章程规定来看，有的与传统借贷相当，有的略长。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银行与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规定，合作社社员的还款期限，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家畜、食料、小件农具、支付工资、地租以及经营小工艺流通资金，须1年内还清；用于购买大农具、舟车、耕畜及经营手工艺固定资本，1～2年还清；用于教育儿童、办理婚丧、修造房屋及整理高利贷旧债，1～3年还清；用于批发、制造、储押、运销、供给各种物品，1年内还清；用于购置加工、运销各种工具，2～3年还清；用于垦荒、掘井、排水、修筑大堤等，5年还清，等等（注：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3039～45310页。）。国家四行局1942年1月的农贷办法规定，农业生产贷款，除耕畜大农具可分3年摊还外，其余最长1年；农业运销贷款，设备抵押可分3年摊还，运销抵押最长8个月；农村副业贷款，设备费用可分3年摊还，其余最长1年（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0～1291页。）。可见，借贷用途越小，借贷期限越短。
    事实上，现代农贷的期限往往比章程的规定要短，与传统高利贷没有明显区别。据江苏省农民银行1929年6月以前对361户放款的统计，借贷期限以5～6个月最多，有73户，占总户数的20%，总计1年以下者占总户数的96.4%（注：据《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13～514页计算。）。浙江省各级农民银行的放款期限，也多在1年以内，如吴兴县农民借贷所1931年的贷款，都在1年以下（注：《吴兴县立农民借贷所一年来之报告》，《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借贷期限也都在1年以下，且以五、六个月者居多（注：《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63～65页。）。又如江西裕民银行1935年的农业贷款，期限都在2～6个月以内（注：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377页。）。华洋义赈会对江西合作社的放款，据1933年6月的统计，期限都在1年以下，以10～12个月者最多，占77%（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498～499页。）。到抗战期间，与传统借贷一样，借贷期限也大大缩短。如中国农民银行老河口支行1942～1944年对湖北陨县的农贷，贷款期限一般2～6个月，最短仅3天（注：《仓库一般员生渎职》1944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1092。）。显然，以上借贷主要是短期借贷，很难用于长期和中期经济建设。
    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借贷期限之所以都比较短，恐怕主要是因为农村经济落后，农民太穷困，偿还能力低，短期借贷自然成为规避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
    至于贷款的清偿和收回，与传统高利贷一样（注：农民对于私人、商店借贷的还债情况，参见李金铮博士后研究报告《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第三章第三节。），绝大多数农民对于现代农贷的偿还是不遗余力的。参与中国银行芜湖地区农贷的钱孟邻说，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含山县合作社的“许多农民捧着款子找人还，可是没有人去收款。这一点说明农民是最有信用的，最诚实的”（注：《“敌寇犯桂后农村贷款的新方针”座谈会》，《中国农村》第6卷第4期，1940年1月。）。江苏省农民银行1934年上期的统计表明，放款合作社676个，已经到期的有390个，其中按期偿还者289社，占已到期合作社的81.3%（注：据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办理农业仓库及合作事业概况》第6～12页计算。）。1934年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16个合作社的放款，全部还清者89社，占总社数的76.7%，此“固足证明农村合作放款之稳固可靠”（注：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79～45280页。）。
    尽管如此，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点与传统高利贷也比较相似。上述业绩不错的江苏省农民银行无锡分行主任顾某就感叹道，本行“许以所借之款，得分期或零星偿还。原冀农民以生产所入，撙节开支，拔还借款，以脱苦境。无如农民所生之产，尚不敷糊口之资……几不知还债为何事。以是无论合作社，无论个人，苟非投资于生产者，殆已寝馈于债务之中。”（注：傅兆文：《中国农村贷款事业之检讨》，《新农村》第15期，1934年。）丹阳分行对此也很有看法：“合作社借款能如期偿清者固甚众多，然到期不偿，或延期再延者也属不少。”1936年该行的合作社贷款表明，未能如期清偿者达75%。（注：丹阳分行：《丹阳合作事业与农民银行》，《农行月刊》第3卷第11期，1936年11月。）抗战后期，自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农贷收缩政策，不能如期偿还的现象更为严重。据1944年中国农民银行安徽屯溪支行的农贷报告，“农贷逾期者，为数日多”（注：《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三十三年度安徽省皖南农贷报告》1945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5493。）。江西省合作金库第一分库1943年6月的稽核报告也披露：“查本月催收成绩并不见佳，总库已颁布催收办法，负责督催之稽核员于下月初即出发各县，工作似应加以积极。”（注：《江西省合作金库第一分库稽核报告》1943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5466。）由此可见催收工作之艰难。
    借贷利率
    传统借贷利率一般都较高。据1934年的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六省，即以普通借贷利率而言，年利2分以上的借贷占借贷总数的87%（注：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年11期计算。），这些都属于高利贷利率（注：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年利在20%以上即为高利贷利率。（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到抗日战争及国共决战时期，因通货膨胀，利率上升很快。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普通借贷月利率都达到6%以上（注：据《中农月刊》第5卷第1l期1944年11月计算。）。1947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普通借贷月利率增至14%左右（注：据《中华年鉴》1948年第1259页计算。）。
    与此相比，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低得多。
    先从章程规定来看。无论是农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1930年代，对合作社贷款一般都规定不超过月利1分（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13页。《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26页。《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31～532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594页。）。抗战期间，随着物价的上涨，利率增加，四联总处1942年规定承贷机构放款月利为9厘，1943年增至1.2分，1944年为2.5分，1945年为3.8分（注：《中华年鉴》1948年，第1172页。）。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利率，因其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其转贷社员的利率要高于银行放款利率。在1930年代，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规定，合作社转贷社员月利1.1分，转贷非社员月利1.2分（注：《革命文献》第八十四辑，第532页。）。上海商业银行规定，合作社转放社员利率最高可至1.5分（注：昂觉民：《我国农村放款制度鸟瞰》（续），《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7期，1934年。）。上述规定显然低于高利贷利率。
    现代农贷的实际借贷利率如何呢？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比上述条例规定的往往要高。如浙江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据1929年9月～1931年12月共28个月各类放款的记录，最高月利率以1.4分最多，最低利率以1.2分最多（注：祖路焘：《三年来之衢县地方农民银行》，《浙江省建设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海宁县农民银行1933年64个合作社放款的统计显示，月利都在1～1.2分之间（注：《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55页。）。上海商业银行农业部1934年上期合作放款，平均月利1.23分（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30页。）。尽管如此，它比高利贷利率仍然低得多。至于合作社转贷农民的实际利率，基本上与上述规定吻合。据1935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合作社转贷利率的调查次数统计，月利1～1.2分者最多，占总次数的47.3%，1分以下者占总次数的17.8%（注：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版，页(R)11～12。）。抗战后期，合作社利率明显上升。1944年，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为1.7%、1.5%、3.0%、2.4%（注：《中农月刊》第6卷第7期，表二，1945年7月。），到1947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合作社利率分别上升至5.2%、5.2%、7.8%、4.6%、5.1%、5.1%（注：《中华年鉴》1948年，第1259页。）。尽管如此，它明显低于同期高利贷利率。
    正因为现代农贷的利率较低，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高利贷剥削。如20世纪30年代，安徽和县乌江镇，自30年代初上海商业银行在此进行合作贷款后，私人贷款利率已由原来的月利三分甚至四五分降至月利二分（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9页。）。江苏东台县也有类似情况，“大赉北乡境内，因金融周转不灵，故有‘期盘’、‘棉花盘’等重利放款。现因合作社可流通金融，区内放款之利率，已于无形中减低”（注：骆耕漠：《农民借贷所与银行业的典当化》，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68页。）。40年代也是如此，如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1944年在安徽皖南地区发放农贷后，月利二、三角的“高利贷之风，得以稍杀”（注：《中国农民银行屯溪支行三十三年度安徽省皖南农贷报告》1945年，未刊原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九，卷号5393。）。
    综上所述，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高利贷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在借贷对象上，高利贷者的贷款一般为直接贷款，无须中间转手，而现代农业金融的借贷则大多为间接转贷；高利贷的贷款对象，绝大多数是贫农、雇农和中农等贫苦农民，而在现代农贷中，地主、富农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借贷手续上，现代农村金融组织由于比较正规，借贷手续远比民间借贷正规和复杂。在信用方式上，高利贷的信用方式，个人信用和保证信用的借贷比例较大，抵押信用借贷比例较小，而现代农贷则以抵押借贷居多。在借贷用途上，高利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而现代农贷则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在借贷期限和偿还上，现代借贷与传统高利贷比较类似，借贷期限都比较短，绝大多数农民偿还贷款不遗余力，但由于经济贫困所迫，不能如期偿还农贷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借贷利率上，现代农贷的借贷利率明显低于高利贷。总之，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机制尽管仍有落后的一面，但比高利贷有了显著进步，这无疑加快了中国乡村借贷关系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