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健雄:纳瓦罗的新重商主义

    2016年12月21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名其竞选时担任主要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皮特·纳瓦罗掌管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贸易与工业政策。纳瓦罗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华盛顿从事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分析，之后担任加州大学厄文分校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20余年。纳瓦罗著有《毁灭的种子》和《致命中国》等书，分别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奥巴马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和国外贸易环境（中国贸易冲击）等方面，分析美国现阶段陷入结构性失衡困境的缘由。自特朗普决定参选美国总统以来，其关于美国经济贸易政策的观点基本来自于纳瓦罗的著作。根据纳瓦罗的基本经济思想，特朗普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和提振美国制造业，为国内工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使美国的经济增速恢复至3.5%左右的历史平均水平，实现美国“再度强大”的愿景。
    美国经济“毁灭的种子”：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美国面对的最严峻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及潜在增长率，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陷入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纳瓦罗尝试从国内经济政策和国外贸易环境两个层面，寻找美国结构性失衡问题的缘由。
    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纳瓦罗认为，奥巴马政府播下了美国经济“毁灭的种子”。奥巴马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实施了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导致美国财政赤字的规模急剧扩大，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其执政初期的35%增加到70%以上。财政刺激政策不仅没有缓和美国经济已经危机四伏的结构性失衡，而且还加剧了这些危机。这突出表现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实施的超常规的金融救助和刺激政策，扩大了金融部门与其他实体部门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使美国经济社会矛盾问题持续发酵，引致蓝领阶层的社会不满情绪越过临界点，并最终推动美国观念潮流的转向。可以看出，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看，奥巴马政府尝试以一种缺乏振兴制造业发展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企图为美国打开长期繁荣的大门，就像尝试启动一辆没有引擎或轮胎的汽车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更可悲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中的大量资金不断向其他具有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国家转移，以及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外包，对其本土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
    在国外贸易环境方面，根据“GDP增长动因公式”——GDP=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纳瓦罗把美国进入21世纪后GDP增长率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的最重要原因，归咎于净出口额的变化。根据纳瓦罗的计算，在1946—1999年的基准期，美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对GDP的增长尚未产生负向影响，净出口额近似于零。2000年之后，美国的贸易赤字急剧增长，净出口额每年对GDP的贡献率为－5%，这种负向影响使美国GDP年增长率减少约0.5%，并导致国内制造业和出口行业流失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长期庞大的贸易赤字阻碍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纳瓦罗把净出口额大幅减少的矛头，直指来自中国贸易的冲击。借用富兰克林的名言，在纳瓦罗看来，美国制造业就“像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因此，纳瓦罗多年来不断猛烈抨击：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主张对中国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
    纳瓦罗“繁荣的种子”：新重商主义
    纳瓦罗认为，要打开美国长期繁荣的大门，最终还得依靠他播下的“繁荣的种子”，即通过实施合适的财政货币政策、税收贸易政策、社会福利权益计划和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和技术变革，作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创造就业的发动机，同时减弱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失衡，作为解决美国严重结构性失衡问题的重要法宝。
    纳瓦罗的贸易与工业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新重商主义，主张通过反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和提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区别于过去的重商主义，尽管纳瓦罗也承认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游戏”，美国向中国购买商品就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但纳瓦罗的新重商主义更强调，稳健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造就强劲经济的基础。在美国制造业处于相对劣势的条件下，纳瓦罗的新重商主义基于对生产力再平衡和贸易再平衡的诉求，希望通过制定合适的财政刺激政策、税收制度和贸易政策来重塑美国经济。
    纳瓦罗新重商主义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新认识制造业复兴对提振美国经济实现长期繁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制造业具有“产出乘数效应”，即制造业的发展能够更有效地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增长，同时，制造业较服务业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二，制造业可带来“工资溢价效应”。学界普遍认为，在美国，相对于其他行业，制造业岗位的平均工资更高，尤其对于女性和少数族裔工人而言。制造业工人拥有较强的购买力，是美国实现长期经济复苏的关键。第三，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复兴与技术创新形成协同效应。强大的制造业需要技术创新的推动，同时研发支出是实现创新过程的基本来源。在美国境内，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占全国私人研发支出的比例达到2/3。第四，制造业的供应链具有依赖性。制造业部门中的中小企业都依赖于当地的成品制造商巨头（如波音公司、通用汽车等）。若这些成品制造商巨头把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地区，通常整个供应链和研发活动也随之搬迁，从而抑制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新重商主义难以协调国内外贸易政策
    纳瓦罗把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和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归咎于中国贸易冲击的做法是无理的指责。这种指责更多地是由美国产业结构虚拟化，所引致的相对竞争力下降派生而来的焦虑感。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制造业岗位向国外转移，是美国以往产业政策选择的结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二战后日本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展迅速，其产品对美国传统的优势行业造成巨大冲击，加速了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任期内高速发展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一度使美国重回技术前沿。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业创新，吸引了大量投机性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并使虚拟性的金融交易远远超过实体性的金融交易。如果基于实体性交易与虚拟性交易的关系来看美国的产业结构，美国的产业结构已经高度虚拟化，处于“去工业化而泛金融化”的状态。进入21世纪，对利润的追逐加速了美国资本“脱实入虚”的进程。自步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后，美国中西部五大湖附近的传统重工业基地便逐渐衰败，现已变成“铁锈地带”。基于上述分析，纳瓦罗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归咎于中国贸易冲击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或撕毁那些自认为“不公平”的贸易协议，纳瓦罗新重商主义声称将挥舞的这些大棒，更多地是一种谈判战术，企图以征收关税或撕毁贸易协议作为“谈判工具”，迫使其他国家服从其振兴制造业和消减贸易逆差的目的。
    此外，纳瓦罗的新重商主义可能面对国内外贸易政策不相容的困境。大规模减税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叠加效应，必然引致美国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这一攀升意味着联邦债务的增加，进而推高长期利率，必然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从而可能使美元大幅升值，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由此可见，纳瓦罗希望在国内通过增加开支的刺激性方案来提振美国制造业，与希望通过贸易政策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和吸引制造业工作岗位回归到美国本土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存在经济逻辑上的混乱。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