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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词：增长极群，生命周期，演进机理
“增长极群”是带动一国以及特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也是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沿空间形态。英国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增长极群内集中了英国4个主要大城市和10多个中小城市，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美国波士顿——华盛顿增长极群分布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平原，在沿海岸600多公里长、100多公里宽的地带上形成一个由5大城市组成的超大型增长极群落，它是美国经济核心地带，以占国土不到1.5%的面积，创造了占全国30%的制造业产值；日本是亚洲地区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已形成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增长极群，增长极群内集中了日本工业企业和工业就业人数的2／3，工业产值的3／4和国民收入的2／3。
一、增长极群的概念与特征
区域增长极通常是指具有区位优势、要素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城市，通过极化效应和辐射扩散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和区域都面临严峻的国际和国内竞争，单凭某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已难以支撑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通过构建集群化的区域经济集团或区域经济单元参与竞争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区域增长极群顺应此种趋势并迅速发展，对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增大。
所谓“增长极群”就是“增长极群落”，即在某一区域内存在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经济动能的增长极，借助于区域交通、信息网络的通达性构建增长极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完整的增长极“集合体”的形式向周边地区辐射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群内增长极之间产业联系紧密，各极点在相同或相近产业链上展开分工合作或在不同产业链上进行错位发展，对资源协同利用，从而提高区域竞争力，实现增长极群内比较优势的确立与要素的升级。增长极群产生的首要条件是各增长极点的产生，这受益于各城市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如区位优势、劳动力优势、资本优势、技术优势，等等。而增长极群成长、成熟及其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实现则是各增长极点低端要素外溢、高端要素集聚和区位市场容量扩容的结果。
增长极群具有地理和经济双重属性，其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地域性。区域增长极群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具有特定的空间地理范围。二是群聚性。增长极群是若干增长极的集合体，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增长极，或者说增长极分布较密。三是扩散性。增长极群的扩散功能主要源于城市内部不同层次产业竞争形成的产业结构软化。增长极只有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低端要素，才能更好地实现高端要素聚集，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能量。四是联系性。任何一个增长极都不能孤立发展，需要广泛地进行区际联系，才能使各增长极在区域比较之中，谋求错位协同发展。
增长极群与城市群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主要在于：第一，增长极群主要着眼于区域内各增长极点的经济动能和极点之间的联系，没有城镇密集和城市化水平这种反映城市群发达程度的数量概念；而城市群主要着眼于整个区域，着眼于构建系统的集合体，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城市之间、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城市化水平较高、城镇密度大的区域。第二，增长极群侧重于城市之间的水平联系，而城市群则不仅反映同级城市之间的水平联系，也反映了城市与城镇、乡村之间的纵向联系。第三，增长极群包括区域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极点，而城市群既包括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心城市，又包括经济增长缓慢的周边地区。在较成熟的城市群内，乡村地区仍然存在。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以城市为核心，都强调群内城市之间紧密的分工与协作，各城市在相同或相近产业链上展开分工合作或在不同产业链上进行错位发展，对产业资源协同利用，从而提高区域竞争力。随着增长极群辐射效应的逐渐体现，腹地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也会发展成城市群。因此，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将增长极群演化过程概括为：增长极群是城市群的极核区域，当增长极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带动周围城乡发展到一定阶段，则演变为城市群。
二、增长极群生命周期阶段演进
增长极群与增长极点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本文认为增长极群阶段演进的核心动力应是增长极点之间的共生协作，体现为凝聚力、协同力、聚集效应或规模效应及多种生产要素的互补。在此动力下，增长极群的发展一般要依次经历“雏形发育”、“快速形成”、“趋于成熟”、“成熟共生”四个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阶段，从而构成四阶段的生命周期演进梯度。
在雏形发展阶段，各增长极点城市都在各自规划、各自发展，大体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下运行，往往导致重复配置，产业结构雷同。在快速形成阶段，各极点城市之间通过发展，逐渐形成内在的必然联系。在趋于成熟阶段，极点城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核心城市开始形成，并在整个增长极群落的发展中发挥支撑作用，周边城市同核心城市相配套。在成熟共生阶段，增长极群真正形成群落化发展的局面，各极点之间协调发展，不再是核心和配套的关系，而是协同、共生关系，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演化成长。
三、区域增长极群演进的动力机制
（一）增长极群雏形发育阶段——国际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相互确认
近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重心一直偏重于沿海。国际上几次大的产业转移也基本上都发生在沿海区域。全球产业转移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全球低成本制造基地从欧洲向美国太平洋沿岸转移；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战后的日本把太平洋沿岸重建成一个低成本制造基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日本成为发达国家，韩国沿海成为低成本制造中心；之后，低成本制造基地向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转移；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一个强大的制造基地，开始融入全球价值链。从美国双岸增长极群到日本太平洋增长极群、亚洲四小龙沿海增长极群、亚洲四小虎沿海增长极群，再到中国东部沿海，世界经济重心的空间转换过程几乎同时也就是产业转移带动沿海区域增长极群落次第崛起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后发国家和地区沿海城市的区位、劳动力等优势得到认可，与国际产业转移互相确认的规律。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香港地区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迅速发展，而以出口型轻工业为主的香港制造业在上世纪80年代初面临劳动力短缺、土地昂贵等高成本压力，也面临东南亚等地的市场竞争压力，制造业的原有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区位要素禀赋发生滑坡。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叠加影响下，香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而在改革开放伊始，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珠三角地区不仅获得优惠政策，而且具有毗邻香港的独特地缘和人缘优势，使双方在资本、技术和土地、劳动力的经济对比中互补性凸显，政府因势利导、放开搞活，大量的港企和大规模的港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进驻，珠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发展。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与珠三角地区比较优势相互确认的过程，正是珠三角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加速了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表现形式的国际价值链分工的迅猛发展，也加大了国际价值链（GVC）分工的流动性和区位选择性，跨国公司可以更自由地把一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价值增值环节拆散后，在空间上分布和展开到具有不同要素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专业化生产，形成跨区或跨国性的以价值增值环节为目标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在此阶段，上海、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城市由于政策倾斜、工业基础较好且区位优势明显，对国际价值链分工呈现出一种“超强”的磁场效应，逐渐被跨国公司纳入到其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见图1）
因此，从本质上看，增长极群雏形发育阶段实际上是国际产业转移与各极点城市比较优势互相确认的结果。
（二）区域增长极群发展、成熟阶段——要素集聚与升级、区位市场容量扩容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分工
处于萌芽阶段的增长极群并不必然发展到成熟阶段。如果极点要素不能实现顺利升级，极群内部无法实现分工与合作，则有可能停滞不前。在诺思看来，一个城市区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输出基础的增长，即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劳动力等成本必然上升，如只依靠低端要素和传统产业，则会丧失比较优势进而衰落。世界成熟的区域增长极群内产业配置的一般格局是：增长极点内部主要配置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某些对成本不敏感的现代高科技制造业；而大量的一般性制造业由于对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环境处理成本高度敏感，往往配置在各极点的周边地区和卫星城市。增长极群由萌芽到成熟的跃升是由要素升级与市场容量决定的，一般遵循如下线索：要素集聚与区位市场扩容——低端要素扩散——高端要素升级——一体化发展。
如，在美国波士顿——华盛顿增长极群内，随着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本国大量移民从农村迁往城市，造成传统产业、人口的过度拥挤，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而对外贸易的发展给予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许多制造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追求规模经济，纷纷从中心城市转移到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郊区，郊区逐渐取代中心城市成为制造业生产的主体。由此工业和人口郊区化过程开始出现。“城市更新”计划实施后，中心城市通过修建餐饮、娱乐、休闲、艺术和体育等设施以及资助高层办公楼开发等措施，吸引高收入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中心集聚，从而也吸引着大量依赖这些高端劳动力的企业，使城市的要素得到置换和升级。因此，在中心城市传统工业逐渐淘汰的同时，高技术产业和以生产服务业为主导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保险、数据处理、科技研究等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中心城市经济中的主导部门并支配着全美经济的发展。产业的结构软化及其在区域内空间重组的结果就是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的实现和增长极群走向成熟。由此，在“波士顿——毕盛顿”增长极群中，纽约成为全美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是美国和国际大公司总部及各种专业管理机构和服务部门的聚集地；费城则成为群内的第二大城市，重工业发达；华盛顿与波士顿分别成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整个增长极群呈现出类似生态系统的群落化伴生形态。
四、研究结论
综上，本文认为增长极群发展阶段与要素质量、市场容量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区域增长极群萌芽阶段，是劳动力、资源、外汇、区位等比较优势与国际产业转移相互确认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以及本地消费能力（即区位市场容量）作用更加重要。而知识、文化、商业价值等高端要素和产业输出能力（外生需求）决定了增长极群能否跃升到成熟阶段。
促进区域增长极群的发展与成熟需要做到两点：一是群内各城市不能贪大求全，要注意产业合理布局与升级。在产生拥挤时要促进低端要素向周边或其他地区转移，留出空间吸引高端要素集聚；二是强化优势产业部门，通过不断向外输出来拓展市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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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大志（1973-），男，吉林长春人，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