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贸：岂可千城一面？

      国际贸易的本质是差异化生产和进出口。差异化生产在不同的贸易理论里有不同的表述。斯密认为，各国应该生产自身具备绝对技术优势的产品。李嘉图认为，一国只需生产自己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产品就行。赫克歇尔-俄林认为，各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相对充裕要素进行生产。克鲁格曼等开创的新贸易理论则认为，只要一国生产的产品对于消费者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则该国就能保持该产品的生产优势。总之，在现有贸易理论的语境里，各国都可以在世界经济的坐标里找到自身的生产位置，而这些位置往往是不重合的。差异化生产才能使某国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竞胜者。差异化生产之后的相互交换产生了国际贸易。这使得各国都增进了自身的福利。但是再漂亮的理论也不能完全勾画出复杂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往往只有一部分是和理论契合的。由于各国对差异化生产的偏离，世界市场往往充满同质竞争。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世界市场没有协调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想要超前发展等各种原因，许多国家会生产自身并不具备竞争力的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拼杀的不一定是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者，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生产者也会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不同省份之间在出口时也存在竞争。毕竟，如果以省为单位，各省都希望本省在出口方面能有更好的表现。虽然不同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是毕竟跳脱不过中国的大国情——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省份之间难免会生产相同的产品，从而在出口市场构成竞争关系。但是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还是希望这些不同省份的生产者之间更多的是差异化发展，从而避开本国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更多同其他国家的生产者进行竞争。   
    地区之后还有更小的单位——城市，城市外贸更应注重差异化发展。如果说国际贸易研究的正统主题是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对地区的对外贸易也还有所涉猎的话，国际贸易学者则干脆放弃了对城市外贸的研究。城市外贸似乎成了国际贸易学者的“弃儿”，没有理论的指引，也不了解自身的实际情况。最关注城市外贸的可能当属市长们了。市长们考虑的问题既有国外生产者的竞争，也有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与此同时，无论对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还是对于该省的领导者而言，都希望各城市之间能在外贸领域进行合作，从而更多地考虑和国外生产者的竞争，较少考虑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城市外贸更应注重差异化发展。   
    中国城市外贸的差异化发展有利于城镇化的多样化，具有独特的意义。未来几年，城镇化与工业化交互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双引擎。李克强总理指出，城镇化首先应该是人的城镇化。而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数量的劳动力和不同质量的人力资本。人的不同必然要求城镇化差异化发展。鉴于外贸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城市外贸领域的差异化发展有助于推动城镇化的多样化发展。   
    然而尽管各地区之间城市外贸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城市外贸依然存在同质化发展倾向。不同地区的城市毕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些城市外贸的主打产品存在差异。如广东珠海以出口白色家电为主，上海、广东深圳、江苏苏州以出口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为主，福建泉州、浙江温州以出口纺织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辽宁大连以出口成品油为主。但是，城市之间似乎存在同质化发展外贸的天然基因，一旦有利润可循，各城市会将同质化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现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光伏产业。曾几何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把光伏产业列为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发展光伏产业。2011年，光伏产业年产值超过3000多亿元，进出口总额220亿美元。同质化发展的的结果是，中欧之间产生全球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光伏产业争端。   
    那么，中国城市外贸是否具有差异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地区外贸之间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优势、特殊的政策优惠等快速发展起外贸，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较慢。近年来，由于东部地区外贸总额基数大以及发展遇到了瓶颈，西部地区外贸总额基数低、具有后发优势等，西部地区外贸增长更快。这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所具有的独特的“雁阵模式”，即产业转移可以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循序完成。这种“雁阵模式”使得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的外贸发展更具差异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外贸如何才能做到差异化发展呢？   
    从大的方面来讲，城市外贸进行差异化发展应该从国家-省份-城市三个维度进行考虑。对于某个特定的城市而言，该城市要想清楚意欲在国家和省份的外贸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角色虽不同，但都是为了整个国家和省份外贸整体更好地发展。对于当前阶段的中国外贸而言，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具备进行外贸结构升级的条件，可承担调结构的排头兵，着力在优化外贸结构上有所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则应更多承担稳外贸增长的重任，为中国的调结构创造良好的增长氛围，使得东部城市在调结构时不至于考虑外贸增速问题。对于调结构的省份而言，各个城市应该分工协作，在调结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对于稳增长的省份而言，城市之间在发展产业时应该有所侧重，避免同质化竞争。不同的城市都有自身的特色，应该在省级层面进行有效协调，让不同的城市在外贸发展中“各有千秋”。   
    具体而言，首先，应该鼓励国内学者更多研究城市外贸相关问题，为城市外贸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现有对贸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或者地区，专门研究城市外贸发展的文献非常少。比如，在中国知网（CNKI）输入城市外贸或者相关的关键词，能搜索到的文献总共不超过20篇。研究的稀少使得城市外贸发展缺少相应的理论指引，难免无序发展。未来中国将要更多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贸易主要是在城市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外贸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价值。政府部门可通过设立相关课题等方式鼓励学者们就城市外贸进行更多研究。   
    其次，鼓励东部地区发展服务产业，同时为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前述已经指出，东部地区应更多承担起外贸转型的任务。外贸转型既包括价值链的升级，也包括从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无论是何种转型，服务产业的发展都能为其提供促进作用。从国际上看，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贸易中心都具有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如纽约在早期的发展中，凭借坚实的工业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商务成本的上升，纽约制造业逐渐淡出城市中心区域，以证券为首的金融服务业以及其他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服务业开始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引领城市经济的主要动力。因此，未来东部地区服务产业发展是关键。未来中西部地区则应承接起产业转移的任务。鉴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依然落后，加强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所幸，这也是国家正在做的。   
    再次，降低地方保护，促进地区间商品流通，为各地区发展相关外贸产业提供便利。城市生产的产品不仅销往国外，也会销往国内其他城市。由于产业发展往往具有规模经济，国内城市之间产品的更多流通有助于培育城市产业竞争力，从而有助于外贸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指出，要降低地区保护，促进要素更快流通。出台相应的具体政策有助于城市外贸的差异化发展。   
    最后，重视中小城市外贸发展，鼓励外贸差异化发展。城市外贸竞争力不应只是体现出大城市的外贸，还应能反映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外贸发展。但遗憾的是，现有城市外贸竞争力评估往往不能反映小城市的外贸发展。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无论选择何种指标，小城市都难以体现出竞争力。但是，小城市外贸发展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它能起到多点带动城市就业、促进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小城市外贸发展更应突出特色。未来应重视小城市外贸发展，让小城市体现出相应的外贸竞争力。真正实现城市外贸的差异化发展。   
    总之，城市外贸的发展，不可千城一面，差异化是关键。 
      
    【声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IGI（国际问题研究）系列讨论稿，Policy Brief No.201415,2014年8月15日。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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