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勇：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规律及中国应对策略——基于金融危机的视角

    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因其冲击的规模之大和传导速度之快远超出预期，造成的产出损失、失业率上升、家庭财富水平下降等经济与社会成本十分巨大，使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遭遇了二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并迅速波及到世界各国。在此背景之下，要求厘清危机根源，并有针对性地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演变逻辑发现，无论从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还是从危机导致的后果来看，抑或是从危机的传导机制来看，再或是从危机处臵以及应对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来看，危机的演变过程都与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相关联。因此，研究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逻辑，对明确中国在这场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变革中应扮演的战略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不同货币金融体系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与金融危机发生机制的变迁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反过来强化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呼声的高涨趋势。回顾历史，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演化阶段。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过程为依托，金融危机发生机制的变迁包括三条主线，即“储备货币供应失衡”、“信贷泡沫的膨胀和破裂”，以及“中心——外围国地位变化”。
    首先，储备货币供应失衡机制的变迁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在金本位制下表现为黄金供应不足与英镑信贷失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表现为美元供应不足与世界美元需求过剩的失衡；再到牙买加体系下则表现为美元供应过剩与货币政策目标的失衡。其次，信贷泡沫的膨胀和破裂机制的变迁则表现为：金本位制下黄金储备不足与信用货币增长的不匹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及在牙买加体系前期是信用货币增长与货币政策突变的不匹配；在牙买加体系的最近时期的金融创新发展与货币政策突变的不匹配。再次，中心国——外围国地位变化机制的变迁表现为：金本位制下英国作为中心国，承担主要金融市场职能；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中心国，成为金融输出国；牙买加体系下，欧元区的出现使中心国变得更加多元化，金融输出国不再由美国垄断。这些变化从国际分工的角度，使中心国家向金融强国的方向发展，而外围国家则更加专注于国际贸易，导致全球失衡的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变迁
    金融危机传导渠道包括实体传导机制、预期传导机制以及金融传导机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国际交易特征由实物贸易为主向金融交易全球一体化演变的过程中，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经历了从单一的实体传导机制逐步向实体传导机制基础上附加预期传导机制、金融传导机制的转变。
    首先，实体传导机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其他国家经济基本面造成金融危机传导。当危机发生时，一国货币贬值虽倾向于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竞争优势，但也造成国民收入下降并趋于减少进口水平。实体传导机制分为两种，即“竞争对手型传导”和“贸易伙伴型传导”。竞争对手型传导通过弱化与其产品存在竞争的国家的竞争力，导致金融危机传导；贸易伙伴型传导通过货币贬值导致危机国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从而增加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使该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导致金融危机传导。
    其次，预期传导机制是指，金融危机通过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变化影响其他国家相关市场的机制。危机波及的国家之间可以不存在直接的贸易或金融联系。预期传导机制包括“示范效应”机制和“羊群效应”机制。“示范效应”是指，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能够充分掌握危机发生国和所投资国家经济、金融方面信息的投资者就会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现实经济相对比，并根据对比结果来对所投资国家的风险进行重新评估，从而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羊群效应”是指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往往无法确定自己的选择，而是基于一种从众心理以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为参照做出选择。
    最后，金融传导机制指的是由于一国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其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造成与其金融关系密切国家的流动性稀缺，进一步引发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这种机制的传导渠道①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导和间接金融危机传导。直接金融危机传导发生在具有直接金融联系的两国之间，其作用渠道是金融中介清算。间接金融危机传导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即第三国投资于两个无直接投资关联的市场，如果一方出现金融危机，则迫使第三国调整其投资组合，造成被投资国出现资本外逃，完成金融危机的传导。
    二.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中的作用
    在每次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变革中，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契机和动力；另一方面，因改革不彻底导致国际货币体系仍存有的缺陷则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换句话说，金融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导火索，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机制变革的推动作用
    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资料来看，每次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之前，都会出现一个金融危机频发的高峰；同时，在各国实施金融改革之前，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趋于频繁。相对应的，不彻底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留下的种种缺陷则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又会催生下一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是金融危机与货币制度安排机制的变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为各国提供了一种具有灵活性和政府保护性的国际货币，为各国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货币环境。然而，由于不同货币制度安排对全球经济的边际贡献递减，金融危机的出现将货币制度安排无法适应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问题集中地体现出来，以此推动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变革。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机制的变革。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中心国”和“外围国”的地位差异决定了国际资本流动机制，促进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然而，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全球国际收支的失衡，金融危机的出现成为国际失衡问题的集中体现。金融危机从国际资本流动层面推动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变革。
    （二）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机构改革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跨国合作方面的缺陷暴露出来，推动了对国际货币机构的改革。作为金融危机直接诱因的国际失衡推动世界各国在国际资本流动机制方面不断进行改革；金融危机还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的金融监管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在金融监管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与金融活动的创新发展的相互作用下，金融危机的出现使金融监管面临挑战，推动金融监管向更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方向不断演进。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贯穿了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
    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跨国合作方面的缺陷。其对国际货币机构改革的推动力体现在解决国际合作中的“囚徒问题”方面。从理论方面来看，解决国际合作中的“囚徒困境”问题可以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为国际货币体系制定通用的规则。如果能够建立合宜的规则，那么有规则的国际合作的国际货币政策体系比无国际合作的体系更加有效，同时又可以保持一国的经济政策制定独立性。但是，规则制定的问题是很难让所有国家都自愿接受同一个规则，如果一国有足够的谈判能力，那么就可能违反体系的规则。拥有霸权的国家具有制定规则的能力，同时也更能够有效地遵守这些规则。此外，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体系内的国家不太可能完全遵守这些规则。第二种解决方法是国际谈判。这种机制可以使各国在规则制定和组织构建方面进行沟通交流。一般来讲，在国际机构所制定的规则面临崩溃时，国际谈判就可以发挥作用。这种方法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润滑剂的作用。第三种解决方法是创立新的国际组织。这种方法可以为国际谈判提供一个平台，也可以通过集权式的信息管理方法向成员国提供信息，以节省信息传递所产生的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金融危机在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变革中的作用
    回顾危机的历史，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为国际金融监管的缺陷敲醒了警钟。为了应对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同时也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金融混乱，世界各国的监管当局在每次金融危机后都会弥补金融监管中的漏洞，对金融监管方法和范围进行改革。然而，在金融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推动下，金融体系随金融监管范围不断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创新发展，导致金融监管相对滞后的改革依然无法适应金融创新技术迅速的进步。新的金融危机再次促使金融监管进入了改革的阶段。如此形成了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循环推动作用。
    近年来，由于银行业传统业务利润的降低和金融创新技术的长足进步，金融活动由银行的表内业务发展为资产证券化为基础的“影子银行”业务。影子银行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成功地规避了《巴塞尔协议II》和各国相应金融法规的监管，成为集聚金融风险的主要体系。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缺失呈现在政策制定者面前，并推动了金融监管的进一步改革。此次金融危机推动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巴塞尔协议 III 区别于之前两版协议的重点在于将银行表外业务纳入监管框架，进而将缺乏监管却发展迅速的影子银行体系纳入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管范围之中
    总体上，在金融监管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与金融活动的不断发展创新之间的矛盾作用下，金融危机不断向金融监管提出挑战，推动金融监管向更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方向不断演进。这种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贯穿了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
    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应对策略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经验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将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趋势。此外，外围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迫切需求也为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并为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启示。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两大优势，即国际贸易优势和外汇储备优势。在国际货币体系分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依托两大优势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和国际金融途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稳健推进与经济相适应的人民币货币国际化是中国的占优策略
    相对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与基于SDR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具备更强的现实可行性，也优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欧元与人民币是否可以崛起以至与美元成鼎足之势。
    一定程度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可以视为欧美与中国的政界与经济界的博弈，作为不同的博弈方，两者分别有不同的立场。虽然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元本位制的缺陷，使世界经济陷入困境，欧美博弈方存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
        
    但这一需求随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弱而降低。尤其在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后，改革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弱化。在这一背景下，虽然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会直接增进中国的话语权，但这一改革方向很难得到国际认同，现实操作性不强。然而，次贷危机后，中国仍然保持最快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也仅次于美国，加之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增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国际条件也已具备。而且，无论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以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均能适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切实实现中国经济的利益，改善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根据上述分析，无论欧美博弈方的选择如何，中国的占优策略选择，或者说最优选择即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二）人民币国际化途径
    第一是贸易途径。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是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对外贸易规模大的国家的货币最有可能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从而为货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2013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是众多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国可以凭借国际贸易优势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中的使用。依托于国际贸易优势，我国央行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同许多国家签署了临时性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保证了我国的贸易伙伴国具有充足的人民币与我国进行贸易，支撑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中的使用。第二是国际金融途径。国际货币除了用于国际贸易之外，还是重要的流动性资产。中心国家通过货币互换机制解决了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而外围国家并没有被纳入中心国家的永久性的货币互换网络。我国的外汇储备优势保证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能力，从而使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流动性资产，我国可以依托这一优势为广大外围国家提供流动性。
    人民币成为流动性资产仅仅依靠外汇储备优势是不够的，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也是必要条件。增强人民币的流动性的另一种可行的途径是进入中心国家的货币互换网络。虽然目前中心国家的货币互换机制中并没有包括我国，但巨大的外汇储备和日益开放的金融市场将会帮助我国进入到中心国家的货币网络中。中心国家的货币互换网络的形成经验表明，美国选择供给美元流动性的国家的标准是金融体系与美国的联系程度，我国的巨额外汇和日益开放的金融市场将深化我国金融体系与中心国家的联系，从而将会为我国进入中心国家的货币互换网络赢得入场券。（完）
    文章来源：《现代管理科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