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胜：中国银行业改革回顾与前瞻

    在过去10年中，中国银行业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开启了中国银行业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银行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改革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催生了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使中国银行业综合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中国银行业在近、中期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概率显著降低。
    银行业10年改革成效显著
    过去10年，我在参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有很多微观和技术层面的经验和体会，从宏观一点的角度谈，有这样几点体会。
    首先，事实证明，中央政府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决策及时机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否则，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后，改革将会遥遥无期。作为中国大型银行改革的收官之作，农业银行（601288）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剧烈波动的资本市场，以及外界对其经营模式的质疑与不解，2010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项目，此后资本市场对于大型IPO项目的发行窗口基本关闭。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保持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了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如果不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完成主要大型银行的重组上市，今天的中国银行业就不会有这个局面， 中国经济也难以从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沼中率先复苏，今天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和较快发展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与压力。
    其次，改革开放是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必须是一个持续和动态的过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过去更强而不是更弱了；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也已证明，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比过去更强而不是更弱了。因为不同时期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不同时期经济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基础也不相同。在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金融改革的中心任务都会有所差异，但是都体现了对市场化改革道路的探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金融机构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而要造就更多这样的金融机构，唯有持续改革开放。
    第三，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度和效果与外部环境是相互作用的。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激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的变革，涉及到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变化的转型，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性和机制性的一系列深层改革的推进。改革受到外部环境制约，超越外部经济社会条件的改革很难持续。
    接下来，我从五个层面谈谈对银行业未来发展的认识。
    商业银行的经营文化
    在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之前，银行业经营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粗放式经营，政企不分，缺乏商业文化，缺乏资本观念，资本约束、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这导致了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速度情结”和“规模冲动”，一直采取迅速扩张的发展战略，资产增长、规模扩张、市场份额是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转型时期银行业的迅速扩张，造就了庞大的银行规模，但由于承担了较多的社会经济转型成本，积聚了较大的风险，中国银行体庞大而虚弱，资本充足率不高、资产质量低下、风险水平较高。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经从国有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今天国有控股上市银行的几次转型，中国银行业无论思想观念还是经营理念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基础并不牢固，一些陈旧的观念与意识不会随着改制上市而自动消失，在适当的环境下仍可能旧病复发。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快速的信贷扩张，资本充足率普遍下滑，各家银行不得不举起再融资大旗。这种“信贷高速扩张—风险资产累积—再融资—再扩张”的发展模式很难说是健康的。这对银行审慎经营文化形成了巨大挑战，尤其对银行管理人员的经营理念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比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国际金融业的历史一再表明，任何不理性、降低风险偏好的行为，都可能导致银行遭受巨大的打击。金融机构个体的非理性行为往往具有传染性，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个体非理性极易扩散为集体非理性，最终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给整个银行业、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体带来灾难。
    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理性、审慎的经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学发展观对于银行发展的指导意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中国银行业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倡导规范、谨慎、理性的经营行为，进一步强化资本、成本和风险约束的意识，注重发展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强调成本与收入、风险与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筹平衡，真正树立起资本约束、价值导向、兼顾长远的科学发展观念。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
    一部企业制度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的历史。建立在产权多元化基础上的科学治理结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 是决定公司治理效率的核心要素。产权多元化、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制度基础，只有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权责明确、规范科学、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形成由股东、监管机构、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监督氛围，才能在资本、外部监管和市场纪律的约束下形成公司治理水平的压力机制和动力机制。
    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只是提供了完善公司治理的条件， 并不能解决商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全部问题， 那种将私人所有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被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股改上市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总体改革进行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但并非最终目的，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这一复杂而艰巨的基础工程才是现阶段改革的重心，这既是我们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现实要求，也是达到上市公司标准，并且是在未来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下能够赢得生存发展空间和良好市场表现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永恒的话题。就宏观层面而言，要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相关工具和政策；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加强对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能力建设，建立层次清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和清算安排。
    就金融机构的微观层面而言，中国大型银行要加快建设覆盖全机构、全业务、全流程、全类别、全员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抓好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风险管理工具建设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全面、独立、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健全层次清晰、科学适用、全面覆盖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风险管理工具代表了风险识别、计量和控制水平的高低，要积极推进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标准法的实施，扩大经济资本计量覆盖面，及时识别风险，精确计量风险和稳妥控制风险。
    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工业企业和银行组成的“铁三角”看似浑然一体、协调合作、可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然而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其实蕴藏着风险，就如同一艘不设隔离封闭仓的通体轮船，一处漏水就可能导致整个船只沉没。国际上，日本战后政府主导下的工业与金融联盟就是很好的失败例证。1989年，随着日本股市和地产泡沫的破灭，企业大量倒闭并拖累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并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瘫痪，令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之久的衰退。
    健康有序的金融体系是促进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而要想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康，惟有让金融机构成为盈利性的独立的商业主体。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政府、金融机构、工业企业“三位一体”的局面，使政企分离、政银分离、银企分离，增强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和独立性，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将其改造成为具有良好公司治理机制的商业机构。
    随着农业银行于2010 年成功上市，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全部完成股改上市。大型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在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理念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富有生命力的竞争主体。
    然而，由于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银行信贷则是投资增长的重要支撑，各地政府依然有强烈的动力去引导和鼓励银行加大在本地区的信贷投放力度。各级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动机、对发展速度的过度偏好及区域间的增长竞赛，地方政府行为的“公司化”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银行、银行与企业之间博弈加剧的根源之一。
    近年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泛滥的银政战略合作；变相的激励引导；良莠不齐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晦的政治诱惑。另一方面，一些银行对于政府信用存在过度信任，在放贷中将当地政府认可度作为重要因素，忽视了对偿债能力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银政关系的变异。
    健康的银政关系是中国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既需要商业银行自己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合理地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也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坚持按照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和利率管制，完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
    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转型
    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银行资产以贷款为主体。第二，商业银行仍然以赚取利差收入为主要赢利模式，中间业务发展滞后，非利息收入占比低。尽管商业银行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改变经营结构，改变收益结构，但其过程非常困难。
    商业银行经营结构的鲜明特点，与我国的经济金融格局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虽然我国社会融资结构逐步从单一的间接融资走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从单一的银行融资逐渐走向以银行融资为主、股权融资及债券融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格局，但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未改变，我国仍是一个“银行主导型”的融资体系，直接融资规模偏小，社会融资渠道仍显匮乏，社会融资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
    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113.29万亿元，占金融业总资产的93.7%。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融资渠道中，银行信贷占比始终高于75%，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因此，要优化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推进。
    在宏观层面上，建立均衡、合理的社会融资结构对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建立多层次融资体系，合理分散信用风险，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提供高效的融资平台。
    在微观层面上，商业银行应转变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形成多元、稳定、均衡的收益增长格局；同时，调整优化资产、业务结构，加强资本管理，实现向资本集约型发展转变。
    银行业经营空间的发展策略
    首先是国际化经营方面。金融竞争力尤其是银行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较强的国家一般都有强大的银行来支撑。少数有能力的大型银行适度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之一。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化路径的选择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选择发达的金融中心；二是内生式的成长路径。这两个特征使得中国银行业海外业务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在很多国际金融中心还依然是一个边缘化的机构。无论从资产结构还是收入结构而言，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以国内业务为主的本土银行。中国银行虽然境外资产占比较高，但是如果把其历史上形成的港澳业务剔除，就和其他银行呈现出相同的特征。
    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中资银行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少数有能力的大型商业银行适度拓展国际金融空间，是适应中国外向型经济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提升我国银行竞争力的现实需要。当然，从国际上看，并非所有优秀的大型商业银行都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银行。
    未来，中国大型银行在空间布局的策略上应选择不同的战略，在区域选择上多关注成长性良好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扩展的路径选择上应内生成长和外源成长并重。但必须指出，并购尤其是海外并购具有很高的风险性，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且交易后的整合，能否形成战略协同是并购能否最终成功的关键。并购是一个战场，而不是铺满玫瑰的花园，中国的大型银行进行并购试水时需谨慎前行。
    其次是微型金融方面。在每一轮经济周期中，小微企业都会遭遇融资困难加大、经营成本上升等多重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下降、融资渠道狭窄等多重因素。信贷紧缩时期，大型企业及地方政府扶持的项目在信贷资源的争夺上有更强的话语权，导致小微企业资金可获得性降低，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越是紧缩时期，小微企业现金流越是紧张，对银行资金的需求被放大。
    微型金融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农村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微型金融服务可分为存款、汇款、小额取现等基础金融服务与融资服务两大类。大型银行在提供基础金融服务方面具有资金、网络和技术优势，例如农业银行积极开展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已经覆盖了很多地方的农村，使农民可以在当地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金融服务。而对于融资服务，以大银行为主的微型金融供给模式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需求，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特别是加快发展主要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服务的小微金融机构。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