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刚：中国经济已面临“滞胀＂风险的理性分析及对策思考

    【内容提要】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观察到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滞涨”，尽管有一些人对此竭力加以否认，或者仅仅承认有这样的苗头。但是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如何应对“滞涨”，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的“滞涨”已经十分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长期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和货币超发。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关键词：中国经济；滞涨；凯恩斯主义；外汇占款；货币超发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全球经济增长率由年初预计的4.1%下滑到2.5%，2009年更是跌倒-0.6%。中国由于已经是一个贸易依存度很高的经济体，因而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股市在半年内跌幅超过75%。为了避免经济的下滑，中国政府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大量的资金并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反倒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使得中国经济的“滞涨”问题更加严重。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滞涨”问题
    “滞涨”全称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就是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的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
    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凯恩斯就提出放松货币供给，扩大总需求，制造轻微的通货膨胀，压低工人实际工资，从而刺激就业，推动经济复苏的主张。后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之总结为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这对凯恩斯主义做了最好的注释。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是不可能并存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中，西方资本主义普遍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滞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得到确认。
    中国经济经济了将近2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外需突然减少，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根据商务部对600种主要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统计，1998以后，中国几乎不存在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比重大幅上升。[1]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就应当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来应对危机。但是，中央政府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出口退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总需求，来消化过剩的产能。由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出口贸易当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人力资源尚未完全动员，而随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又吸收了大量的产能，消化了巨额的银行呆账。使得中国经济又快速增长了10年，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经济“滞涨”的隐患已经开始埋下。
    但是，这种经济的“滞涨”问题，如果单纯从历年的CPI指数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中国的CPI指数当中，房价的权重太小，被低估了，而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政策，使得普通消费品的价格难以上涨，具有严重的滞后性。最后最关键的因素，中国的食品价格占到了消费价格权重的1/3，不仅远远落后于居民消费的现实，更是因为我国的粮食价格实施最严格的管制政策，由此导致CPI统计严重失真。[2]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或者再把商品和服务质量下降的成本加上去，那么实际的CPI指数，是远远不止的。[3]
    因此，我们用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房价的上涨速度来与GDP增长率来进行对比。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这样比较是否有些偏颇。但是，如果考察到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是一个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也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4]所以，我们用房价的上涨来代替失真的CPI指数，可能会更好的反映实际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直伴随着房价的高速上涨，经济开始出现“滞涨”。这种情况到了2009年则更为明显。可能有人要说，中国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10%左右，怎么说的上是经济停滞呢。但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争议，早在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基教授就曾对此发出质疑。他认为，尽管中国官方报告的1998—2001年GDP累计增长率为34.5%，但这一数位应该不超过11.4%更现实。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科幻小说。[5]不仅国外学者有质疑，国内许多学者也对此也很头疼，觉得看不懂。[6]比如2008年第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而该季度三个月用电量皆下滑，10月全社会用电量下滑3.7％，11月下滑8.6％，12月下滑8.93％。[7]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但同期全社会用电量却同比下降4.02%，两者背离高达10个百分点。[8]
    因此，中国的GDP增长率很显然被高估了。如果我们再考虑中国实际的通胀率被低估，那么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远比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低。所以，“滞涨”可能早就发生了。2010年，中央银行要求各商业银行做房产价格下跌的压力测试，比如房地产价格掉50%，各银行会不会破产。这说明一个大问题，若是房价下跌，会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有崩溃的危险。很显然，经济已经陷入“滞涨”的泥潭。
    二、“滞涨”的成因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造成经济“滞涨”通常有两个原因
    一是供给冲击，生产成本快速上涨使得社会供给不足，在带来通货膨胀的同时还会导致产出下降。例如西方上世纪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厂商无法立即反应其成本，从而使得总供给曲线上移，使得物价上升的同时，产出下降，失业率因此而提高。
    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二季度发表的经济述评文章称，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因而，国外市场价格能够比较快地通过传导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动。输入型通胀已成为中国物价高涨的重要“推手”。文章说，在原油、矿石价格等输入性通胀因素的推动下，中国上游产品价格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开始攀升，包括工业品出厂价、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都有所扩大，生产领域价格上涨向消费领域传导的压力在显著加大。[9]2011年3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中国今年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大过2010年。[10]
    但是这样一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比如有人指出，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原油、铁矿石、大豆等，这些进口商品涨价应该不会导致番茄、青菜等食品价格上涨吧，毕竟蔬菜不是用原油和矿石炼出来的。再比如最近中国国内棉花价格涨了一倍，于是国内企业纷纷进口廉价的外国棉花，结果拉动国际市场棉花价格也跟着中国国内棉价暴涨。因此，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本来就是中国推动的。[11]另外，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中国的原油价格却在节节上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也认为将通胀归因于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者将之视为油价现象，是全球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是输入型通胀，都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这种说法实质上是为本国政府的不作为找借口。[12]
    “滞涨”的另一个成因是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就是过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对于经济的约束过多，从而忽略了市场本身的作用，使得经济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长期的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经济“滞涨”现象也由此出现。那么中国目前的“滞涨”很显然于此有关。
    根据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13]数字非常惊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货币超发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为了拉动经济而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2002年，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指出：“自1998年起，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政府拉动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而上马的工程。看来这一政策将不得不延续下去。”几乎同时，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五年，还没有离开的势头，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凯恩斯依赖症。[14]
    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政府的投资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加大。1979年之后，政府开支从当年GDP的31.7%，逐步下降到1995年的11.6%，从1996年开始持续回升，在2001年超过20%。2006年又超过30%。[15]2007年中国的实际财政收入在9万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36%。[16]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实行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总投资规模10几万亿，以遏制经济的下滑。[17]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凯恩斯依赖症越来越严重。
    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使用这些资金，也不会出多大问题。但是，就全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投资都是效率最低的。而中国的政府，因为权力缺少有效地监督，投资中的失误和腐败可以说比比皆是，投资效率就更加之差了。
    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表示，审计署通过审计和调查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公路、水利等项目，发现财政资金投资效益不高的问题非常突出，比如长江堤防隐蔽工程，抽查11个重点险段发现，不合格的标段达50%以上；投资一点零五亿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引进设备试运行四个月即被弃用。[18]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19]有着“亚洲第一站”之称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开通不到10天，其北广场就有数千平方米的地砖被全部敲碎，拟重新铺设。[20]号称技术标准最高的京沪高铁开通后，频繁出现事故，让人们对于高铁的质量问题发生质疑。[21]政府投资效率的低下，意味着国家投放的大量货币难以回流，导致货币的超发。
    货币超发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外汇占款。我国的外汇占款直接来源于强制结汇制度下的外贸顺差，由于多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截至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8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三个月进口额的合理水平。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元人民币。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万几千亿人民币的购买力，在国内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22]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外汇占款规模已经从2002年底的2.3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底的22.58万亿元。扣除央行为了对冲流动性合计发行的4万多亿央票，仍然有高达18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通过央行成为了我们的基础货币。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导致货币超发，市场上流动性过剩。按说，过量的货币追逐少量的商品，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但是，中国近十年来，普通消费品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畸形的收入分配。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最富裕的0.4%的人口已经掌握了70%的财富。[23]这种贫富差距是非常惊人的，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大多数人仍然非常贫穷。这意味着作为普通商品消费主体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购买力的，而高收入人群则把钱主要用于购置各种资产，比如古董字画、金银玉器、名车豪宅等奢侈性商品和能够保值的商品。
    因此，流动性过剩首先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特别是房价。而普通商品价格的上涨从时间上落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从涨幅上低于资产价格。[24]但是，随着流动性过剩的日积月累，这种影响逐渐会传递到所有行业和领域，必然会产生物价普遍的上涨。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已处于衰竭状态，屡屡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将近枯竭。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已经是世界第一，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这都是无法持续的。而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至今是令人汗颜的。这是从总供给的角度来看。从总需求来看，经济的贸易依存度已经非常高，出口贸易已经达到顶峰，至于内需，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一直启而不动。最后还是要靠政府投资拉动，
    结果依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而这是难以为继的，而且必然导致通胀。这些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停滞将不可避免，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一方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一方面经济停滞，中国经济的“滞涨”问题将会越来越明显。
    三、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左右为难
    经济一旦陷入“滞涨”，那么宏观调控就非常困难了。保增长与保通胀构成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宏观调控需要越来越细腻，如同“走钢丝”。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国家自去年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从2010年1月18日起，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来，到2011年6月20日，中国已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四次加息，收紧银根。如此密集的调整，使得过快的货币发行得到一定的遏制。到2011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5.8亿元，同比增长16.6%，比上年回落3.1个百分点。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长已经连续3个月放缓。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降温。2011年1～2月份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环比增幅双双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大幅下滑，城镇新开工项目个数减少、计划总投资同比负增长，以及出口锐减。[25]长三角一带中小企业因为信贷紧缩出现倒闭潮，有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遭遇到的困难，比2008年还严重。在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市，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总经理说，尽管当地国有银行给中小企业放贷的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70%，仍有大批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通过找关系获得贷款。
    清华大学教授袁钢明表示：央行过度的货币紧缩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下行风险，已经远远大于目前通胀水平上涨的风险，中国经济滞涨的风险正在加大。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成功与否现在全系于房价。[26]目前房价还处在僵持状态，但买房人都在观望，想卖房子的人却越来越多，这个迹象很明显。以前是卖方市场，现在已经逆转为买方市场。[27]龙洲经讯咨询公司跟踪调查9个主要城市，今年4月的房地产价格同比下降了4.9%。去年，这9个城市的房价上涨了21.5%。[28]这个时候就差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宏观调控政策再严厉一点，房价必然暴跌。如果房价下跌，银行坏账飙升，企业大面积破产，失业人口激增，会引起底层民众的抗议。比如广东近年频发大规模骚乱，有学者指出绝非偶然，是因为经济衰退而使得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29]
    因此，继续实行紧缩政策面临的社会政治压力也是很大的，而且国家的利益的也会受到影响。由于银行信贷资源仍然倾斜到大型国企，2011年前4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出现放缓迹象。[30]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如果紧缩政策持续，可能需要暂停很多在建项目，国家的利益将受到重大损失。另一方面，中国财税体制是以流转税为主，所以宽松货币投放刺激经济活动频繁后，第一个受益者就是政府，尤其是中央财税。2011年一季度，中国财税同比增幅高达32%。而地方政府近年来受益于土地财政，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土地财政维持下去的奥秘，就在于宽松货币政策和地产泡沫。所以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大型国企和政府财政。[31]
    由于继续实行紧缩政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反弹都是很大。因此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预计，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滞涨”局面，货币政策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有所放松。因为如果全年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经济的快速下行，造成经济“硬着陆”，这是不能接受的。[32]
    但是，放松货币供应也是很麻烦的。因为现在的通胀已经不仅仅表现在房产等资产价格上，已经传递到普通消费品上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显示，2011年1-5月累计CPI同比增长5.2%，6月CPI上升了6.4%，增速高于5月份的5.5%和4月份的5.3%，达到3年来的最高点。而中国2011年全年CPI增速目标为4%左右。[33]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个国家CPI的涨幅达到了5% 以上，那这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了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状态了。这意味着，中国全面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再放松货币政策的话，那么通胀将火上浇油，更加不可收拾。而老百姓的通胀预期一旦形成，菲利普斯曲线就会上移，再把它降下来，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正如国内民间智库安邦咨询分析师陈业说，现在已到了宏观调控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通胀高企和投资过热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未来依然有提高准备金率和利息率的必要。另一方面，在连续的货币紧缩后，给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困难。而这些企业解决了中国大部分的就业问题。更可怕的是房价会下跌，房产泡沫会挤破，而这将是灾难性的。
    在市场手段抑制通胀未取得明显成效之后，中央又推出行政手段，如房子的限购、发改委约谈企业打压物价。但是这种做法，更令人诟病。一是很难管的住。比如联合利华自2011年4月被“约谈”承诺暂缓涨价后，市场价反而一路飙升。其后，即便向发改委缴了200万巨额罚单后，价格还是照涨不误。[34]洋奶粉企业在发改委约谈后依然涨价，平均涨幅高达20%。[35]另一方面，即使管住了，对企业来说，却意味着无钱可赚，企业会减少生产，造成物资的短缺。比如发改委不允许发电厂上调出厂电价，于是发电企业便尽可能地少发电或不发电，结果导致电荒的产生。[36]甚至有的企业会降低产品质量来控制成本。比如双汇瘦肉精问题，不仅仅是养猪的道德败坏，而是农副产品零售价涨不起来没有办法。那么为什么农副产品价格难以上涨呢？因为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和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从历史上来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最后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最近的例子是非洲的辛巴威，通货膨胀到了70倍。政府下命令让所有物价全部下降，民众是热烈拥护，但实际结果是不仅没有遏制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反而使整个国家经济更为萧条，通货膨胀率更高。[37]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工资价格管制也没有取得好的结果。格林斯潘后来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美国实行价格管制的经验就是再也不能实施价格管制了。[38]因此，尽管通胀一时压不下来，也不可急功近利，采用行政手段，必须坚持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否则，事情会越来越糟糕。
    四、结语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增长，原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动力已处于衰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应当从原来的数量扩张型转向集约增长型。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应趁势进入一个注重内涵式发展的阶段。但是为了维持一个较高的就业率，避免社会的不稳定，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这架本已潜能耗尽的机器继续高速运转，虽然维系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这就是“滞涨”。
    如何应对这一轮“滞涨”，可以说形势不容乐观，由于房产泡沫相当严重，一旦捅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必须适当宽松一些，保证房产价格不至于下降。于此同时，必须采取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人民币的升值应当一步到位，这样一方面减少海外游资的进入，一方面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减少外汇储备占款。或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钱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再比如可以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还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此同时，实行相当规模的减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发放消费券。从2008年年底开始，部分省份和地区进行了发放消费券的试点。从目前的试点来看，消费券发放的数额太少，在拉动内需的作用上，只是杯水车薪。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大消费券发放的范围和数额。“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建议中国政府拿出1万亿消费券发放给全体公民，他认为，1万亿消费券可拉动有效需求增长3.5%。[39]与其拿出4万亿进行各种低效的投资，还不如拿出1万亿发放消费券，他的这个建议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总之，要坚持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同时要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对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样，我们或可避免经济“滞涨”的严重发作，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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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已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现象》，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1/4/152824.html，200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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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小刚（1976－），男，安徽巢湖人，经济学博士，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13615273829
    E－mail：sdxw.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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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已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现象》，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1/4/152824.html，2009-01-04。
    [2]曹建海：《中国的CPI已不具备通货膨胀测度功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305cc0100d4nf.html?tj=1，2009-06-10。
    [3]中国的许多商品和服务之所以能够维持较低的价格，是通过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来实现的，比如运输业中的超载，豆腐渣工程、普通消费品的假冒伪劣、较低的环保标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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