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红：21世纪中国的工业化之路

    国鸿将刚刚出版的新著《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送给我，作为他的学姐，我十分高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是他放弃很多东西、脱产寒窗三年的硕果，不仅映出了国鸿求学的艰辛，更映出了一个青年学者对祖国现代化之路积极探索的精神，以及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的强烈责任感。经济学界泰斗刘国光先生在《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在国家宏观经济部门从事研究工作，自然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书中许多颇具建树的观点深深吸引了我，使我有感而发。
    18世纪中叶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步伐，工业化不仅创造出前所未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也使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加速进步，工业化自此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自此之后，工业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钱纳里（H.Chenery）曾经说过：“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问题。”罗森斯坦—罗丹（Rsosenstein-Rodan）1943年曾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中指出，经济落后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缪尔达尔指出：“不发达国家很自然地把工业化看做它们摆脱贫困的阳关大道。”可见，工业化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我国总结了国内外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针对全球化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做出的根本性战略调整，它不仅是我国工业化路径的重大转换，也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探索和实践，不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树立了一面旗帜，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工业化道路，但都是通过传统模式实现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是建立在对能源和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随之相伴的还有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一直走的是传统工业化道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在政府的计划指令下大规模推进，在工业化大力推进的同时也做出了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的“大炼钢铁”之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道路。2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举世震惊。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位居世界第二位。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产品增加值比重划分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来看，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产品增加值比重约为50%以上，属于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20%以下为非工业化国家）。按照阶段来划分，从人均GDP、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等项指标来判断，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道路已经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重要的转折时期，要进一步中国加速工业化进程，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直接关系到实现工业化的成败。
    由于制造业大规模地发展，资源约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和制约因素。我国资源禀赋差，耕地和淡水人均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的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不仅如此，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放大了资源约束的压力。2003年，在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和进口资源约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相当于世界的4%。主要产品单位产量的能耗、水耗和矿产资源消耗都大大高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一严酷的现实告诉国人，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已经超过了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而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距甚远的发展中大国来说，靠传统模式难以实现工业化，也难以为继工业化。只有另辟奚径，走一条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致力于中国发展的所有学者关注的问题。国鸿吸收了中外著名学者的相关理论，通过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深入剖析，在书中全面、清晰地论述了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构建了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体系、指标体系，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怎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这不仅是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创新，对于指导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践也极具参考价值。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工业化道路。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进行工业化，我们才可能真正解决发展目的的问题，也才可能真正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现代文明成果，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效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国际与国内之间、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体系由可持续发展战略、信息化战略、技术进步战略、人力资源战略、城市化战略、“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制度法律和政府作用七个方面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可持续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信息化是新型工业化的灵魂，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城市化、“走出去，引进来”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动力和支撑，法律制度和政府作用是其保障。如果将中国比为一辆行使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车，信息化是引擎，可持续发展是方向盘，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城市化和“走出去、引进来”则是四个轮子，制度法律和政府作用则是车的框架。这七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原则，也是其真正要义，它渗透到新型工业化的每一个环节。信息化则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引擎贯穿发展的全过程，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对传统工业的改造，也就没有新型工业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则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永动的发动机，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变革都源于技术革命。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在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高素质的劳动力则为新型工业化提供人力支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过，中国台湾之所以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主要原因就是它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并能够成功地吸收西方工业国家花费了200多年时间才发展完善的“知识库”。因此，没有技术进步和优良的人力资本，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这也对增加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加大国民教育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化的发展则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工业化的发展为城市化奠定了产业和社会基础，城市化的发展又以工业化为依托和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像两个孪生兄弟相互依存，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共同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已经将世界各国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必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链条之中，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新型工业化，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与世界经济共赢。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制保障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工业化。政府则应该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来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从18世纪70年代最早发动工业化的英国算起，人类工业化的历史已经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实践，而先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64个，占全球人口比重不足20%。这一数字足以说明人类在工业化道路上行走之艰难，也足以说明为了工业化道路人类做出的不懈努力。而中国拥有世界人口的1/4，其工业化的实现必将巨大地推动全球实现工业化的进程。而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既可以告慰子孙，又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对人类巨大贡献的道路，它必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赵国鸿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原文发于《读书》杂志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