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构建

    原编者按：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中国经济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果。多年来，国际上通常以国外现有理论为框架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非但不能客观地分析判断，其观点还经常掺杂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偏见。解读中国经济需要理论创新。2013年7月，玛雅在北京就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构建之议题对林毅夫进行了专访。
    
    一、中国处理危机的成绩单令人满意
    玛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五年。你于2008年6月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去年任满回国。对比过去五年来世界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经济表现情况，你认为中国的整体表现如何？
    林毅夫：回顾金融危机，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是有力的。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下跌超过40％，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50％，国际贸易萎缩的程度甚至超过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国出现农民工大批返乡、对外贸易急剧萎缩以及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潮。
    危机时刻，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抛出的4万亿投资“快、准、重”，使经济快速呈现Ｖ型反转，在2009年一季度率先世界各国实现复苏。中国经济的复苏对资源出口国、新兴市场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止跌回稳起到了带动作用。
    不仅如此，五年来，中国在航天、探月、北斗卫星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高速公路里程增幅超过50％，高铁建设成绩斐然，粮食生产实现九年连续增产，自1986年以来一直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出现扭转，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0％。
    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处理危机的成绩单也是令人满意的。五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3％，即便是2012年的7.8％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50％，远高于其他大的经济体（美国为25％，日本为20％）；另一方面，对比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二次触底，经济增长为负，美国经济低位徘徊，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下滑。虽然部分西方国家表面复苏，但经济总体水平尚未达到危机之前，表面的低增长建立在政府债台高筑和高失业率之上。这些国家拥有储备货币，表面的稳定是靠背后的货币宽松做支持，它们纷纷陷入“日本式”的新常态。
    玛雅：在危机处理中，我们有哪些经验值得肯定？
    林毅夫：值得肯定的经验是，我们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反周期的措施。这个反周期的措施主要是以投资为主，而且投资在消除我们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上。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经验。我把这个经验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
    玛雅：超越表现在哪里？
    林毅夫：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建议政府在就业率很低的时候，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就业，增加消费。但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比如发放失业救济、发行社会保障等。或者是进行投资，但这个投资不是针对消除增长瓶颈，常常是挖个洞，补个洞。那样的投资当然在短期也能创造就业，但长期来讲，不会提高经济增长潜力。“超越凯恩斯主义”所建议的投资项目是为了消除发展瓶颈，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中国这次危机处理做得比较好，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反周期的措施是用在能够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设施项目上，比如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我们现在总里程和质量都超过了美国。我们已经达到98000公里，美国95000公里，我们国土面积跟美国差不多大。高速铁路我们已经有9500公里，美国还没有呢，我们高速铁路的状况比美国好。
    玛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2009年曾预言：“美国会成为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而中国是最后的之一。”然而，中国不但率先走出了危机，而且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引擎。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国崩溃论”。事实上，多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崩溃”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林毅夫：我觉得唱衰中国的人大概没有弄清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那些唱衰中国的人通常是拿发达国家，尤其是他们理想中的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来看中国，那当然到处是问题。因此就像你说的，基本上这30多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伴随中国的快速增长，从来没有断过。国外学界经常论断，中国经济因为没有依据他们的理论所主张的方式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耀眼成绩，但是不可持续，并且崩溃在即。现在因为中国增长速度放缓了一些，这种论调更为高昂。包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各界的看法也多有不同。总体来看，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预测：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最迟2030年将赶上美国；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随时可能崩溃。
    二、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堪称奇迹
    玛雅：与“中国崩溃论”相反，中国经济30年来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国际社会称为“奇迹”（miracle）。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表现的确堪称奇迹。从1979～2012年的33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6％。197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182美元，尚不及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按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6亿人脱离了贫困。 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而2011年世界银行预测，如果能够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场奇迹般的变革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在此之前，中国在1949～1978年的29年间，探索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就要挨打；要有国防，就必须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也是想方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
    玛雅：关于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国内思想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是全盘否认，认为是失败的30年；另一种充分肯定，认为没有前30年打基础，就没有后30年的起飞。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林毅夫：中国的计划经济从1953年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对于1953年以后经济体系的评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对剩余的动员是否达到了最大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系是相当有效率的，“一五”（1953～1957年）期间的积累率达到24.2％，“二五”（1958～1962年）期间达到30.8％。
    根据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投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我国在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高于11％，可见这个时期在剩余动员上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资金是否按照政府的意愿投资于重工业，是否提高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根据相关数据，这个时期，重工业投资的比例始终很高，约有一半的基础投资被用于重工业。相应的，工业产值提高非常快，到 1978年已经接近50％。
    从产业结构看，1965年以后非常像高度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平均来看，尤其从工业角度来看，改革之前的增长率并不低，达到6％。因此，中国在60年代试爆了原子弹，在70年代卫星上天。效率总是与目标相关的。如果把目标定为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和航天工业优先，那么这个时期整个经济就是很有效率的，一个农业社会在20年之内就做到了发达国家才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代价也是相当大的。首先是结构的不平衡。从就业看，中国完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超过7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城市里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是没有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所以不让农民进城，而且还把很多城里的知青下放到农村去。这与一般的工业化进程不同，当然城市化水平低，而且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低。
    资金利用率也不高，工业生产效率比较低下。从1952～1981年将近30年的时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好估计是每年0.5％，有的研究甚至认为是负数。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一般是2％，中国的效率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很多。中国虽然勒紧裤腰带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并不低，但是从消费水平来看，生产翻了两番还多，消费才多了77％。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目标定位为发射人造卫星或是发展重工业，那么传统计划体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标定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传统计划体制的表现就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和成为“东亚奇迹”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比。
    玛雅：那个时候也许没有人能想到，30年后中国以更快的发展速度、更长的持续时间，创造了一个更大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的确如此。80年代初，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为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中国在 1978年底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口号而非切实目标。
    然而，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前面说的，1979～2012年的33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8％，比7.2％高出2.6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24.3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10.6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6.6％，比GDP的增长还高出6.6个百分点。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2012年达到38668亿美元，在34年间完成了187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三、“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
    玛雅：诺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曾说，谁能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谁就具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格。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你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如何解释？
    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林毅夫：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什么蓝图，也没有明确是往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最初只是说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但就是这种在开始时目标并不明确的渐进式改革，让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接近市场化，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了一些市场经济国家。
    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最后导致中国的经济体制如此接近市场经济？原因就在于经济问题背后肯定有它的逻辑。改革中只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根据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渐进式的改革就必然会按照一定的逻辑方向前进。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形成是内生于在一个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家建立一个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体系，当中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这样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一步一步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价格扭曲、行政配置和微观经营没有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同样的道理，改革是从承认物质利益出发，为了体现出这种对企业和个人干好干坏报酬不同的物质利益差异，就需要把权力下放到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当中去。之后为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能够最终得到实现，就必然要改革价格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企业和个人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后，在双轨制下，企业可自主支配的那部分产品通过议价市场形成了均衡价格，促使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逐步趋于合理。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利润留成部分的收益可以进行自主投资。这部分新的投资一定是投向利润高的地方，也就是符合比较优势却又受到政府抑制的部门。这使得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同时为了消除寻租等腐败现象，双轨制就逐渐并到了市场轨。因此，不管最初的设想如何，改革的结果就是一步一步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迈进。
    玛雅：你是以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林毅夫：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维持长达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建立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限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不但维持了稳定，还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的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玛雅：如你所言，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对比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这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林毅夫：今天我们自信地说，中国改革的成就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问题，是比完全的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将会因为改革“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引发种种困难而不可避免地失败。
    相反，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的是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国推行的“休克疗法”，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乐观地设想，苏联、东欧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在推行“休克疗法”半年或一年后经济会快速增长，很快就会超过中国。
    然而，与这些经济学家的预言相反，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还高出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尤其城市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如今，北京已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更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国际经济做出很大贡献。1997～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反观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却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101倍。 1995 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是64岁，1994年下降到58岁。据2006年欧洲银行所作一项23国23000户的调查，70％的人认为当时的生活比转型开始的15年前差。总之，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
    玛雅：国际主流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改革，因为中国没有遵循他们倡导的完全市场化、私有化主张。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先导，而非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推断，不仅本身是错误的，更给相关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据俄罗斯“BFM”新闻网报道，2012年12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苏联成立90周年之际，对俄罗斯46个地区138个居民区的1600名公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仍有56％的俄罗斯公民为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另据俄罗斯《都市日报》2013年7月30日报道，一项全俄范围内的最新民调显示，58％的受访民众“对未来没有信心”。
    林毅夫：苏联和东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中国改革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改革的思想和方式不同，造成结果大不相同。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思想是存量改革，也就是着眼于更有效地配置现有的资源存量，而中国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休克疗法”的根据是通过一个比喻，即“不能分两次跳过一个鸿沟”。但问题是，如果鸿沟太深，两端之间的距离太大，跳下去等于是自杀。苏联、东欧的改革就是这样的情形。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创造出经济增量，使鸿沟逐渐填平，缺口越变越小，到最后一步就可以跨过这个鸿沟。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参与苏东改革的许多堪称是大师级人物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和解释由于推行“休克疗法”而带来的困境呢？我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质问题认识不够外，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先天的缺陷。
    四、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遗失的20年”
    玛雅：你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开始反思发展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
    林毅夫：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是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中国改革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除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了数十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与其政府领导人、学者、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和交流。我了解到，他们和中国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有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都深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80年代以前国际盛行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原因是市场失灵，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因此，结构主义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为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降，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20年”。
    玛雅：中国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改革的，所幸没有跟随国际主流思潮，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
    林毅夫：有趣的是，在中国之前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没有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
    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以及在70年代就开始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更糟糕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选择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实现了稳定、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当时盛行的、指导世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行之前就开始了。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贝克尔（Gary Becker ）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中国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使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是什么，思考在当时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往前进。
    玛雅：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你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或许可以说，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催生了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思想认识确实是以历史唯物辩证的正反合方式进行。到世行任职一周年的时候，我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
    以此为框架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
    五、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
    玛雅：结构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如何认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政府发挥辅助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可以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应该由其特定时间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上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在产业和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改善。
    要做到以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布局，唯一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制度。因为比较优势实现的前提是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市场中各种价格信号可以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在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过程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供应、港口等都需要改善；法制环境、金融系统也要慢慢完善。但是这种大环境的改善不是个人或企业能够决定的。有的改善虽然可以靠私营企业提供，但是这种提供是需要协同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企业行为的协同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这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性。除了基础设施，各种基础制度安排也要改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这也必须有国家的积极作用。
    此外，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的风险。企业在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或者能否成为比较优势产业上可能出现失误，所以政府要给先行者一定的外部性补偿，鼓励他们“先行先试”。可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积极有为的作用。
    玛雅：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这个思想遭到一些诟病，你对此有何回应？根据你在世行工作的观察分析，在各国经济发展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中，主要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检讨？
    林毅夫：我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是因为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改善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改革后，30年来除了易于收费的无线通信以外，其他基础设施未见改善，成为增长的瓶颈，原因就是误认为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能够自发协调解决外部环境条件问题。我在世行时，听到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抱怨，他们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改善投资和企业经营环境十几年、二十年，但是没有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出现，原因也在于此。2011年10月我去韩国首尔参加一个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商务部副部长在开幕致辞中说，他们按世行的建议把各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取消了，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了，但是，本国企业并没有进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产业、新技术的投资；外国企业除了来开发矿产资源外也没有其他投资，因此他们转而向亚洲开发银行求助。
    实际上，今天的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国家的阶段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扶持国内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韩裔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Ha-Jooh Chang）认为，发达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种“上了楼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以防止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还在通过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和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观点，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当然，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使更多国家有机会摆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六、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玛雅：具体到中国，你对世行 / 国研中心《2030年的中国》如何解读？对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争论有何看法？
    林毅夫：我一向坚持，政府做好政府该做的事，市场做好市场该做的事，两只手都重要。因为经济发展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劳动生产力水平要不断提高，必须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也必须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不断完善。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是单个企业做不了的，政府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协调企业投资，或者政府进行投资。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这两者要共同发挥作用。
    你看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迄今为止成功的经济体是非常少的。能够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地区。能够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也非常少，只有13个。其中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外，都是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持续25年或更长、平均7％或更高的年增长。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第一，开放型经济；第二，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第四，以市场为基础；第五，有一个相当有为、有能力的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
    在发展思路上，这些成功的经济体不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看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做好什么，把自己有的和自己能做好的发扬光大，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把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变成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相反，很多发展中国家奉行华盛顿新自由主义，以发达国家制度体系作为自己国家的制度安排，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我觉得，我们讨论问题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肯定有政府不到位的地方，也有市场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政府和市场都需要完善。不能说政府在它的作用发挥上有些问题，就把政府抛掉了；或者市场在它的作用发挥上有些问题，就把市场抛掉了。我们做研究，应该根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来认识政府的作用在哪些范围是必要的，哪些地方干预过多了，哪些地方作用不足，来改善政府的作用。同样也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研究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些作用是必要的，哪些市场竞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或者如果政府监管作用缺失，可能会出现市场垄断。这样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玛雅：中国目前的政策倾向是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和管控，更多地发挥民间和市场的能动性。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应该如何认识？
    林毅夫：我刚讲了，任何事情都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非常明显，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经过两轮了。第一轮完全强调政府的作用，结果经济发展不好；第二轮按照华盛顿共识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实行完全私有化的那些国家，也没有发展好呀。所以我认为，任何经济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增长的质量，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共识，也不能根据某种教条，还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就当前国际经济情势而言，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因外部冲击和周期因素而处于低谷运行，民间投资意愿低迷时，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潜力的同时，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直接投资，或启动民间资金投资于道路、地铁、管道、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社会工程等，不失为一石双鸟、化危为机的政策。这样会对消费潜力、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升级、消除增长瓶颈产生积极的影响。
    玛雅：如何评价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毅夫：对国有企业应该这样看，有些领域的产业资本、技术非常密集，又是我们国防安全必需的——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对那样的产业，我认为还是国有企业比较合适。那样的产业是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必然要给它保护补贴，不给它保护补贴它就活不了，而且它必然是垄断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同样保护补贴，经常是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会低于民营企业的保护补贴。为什么呢？因为民营企业更有积极性去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当它是国有企业的时候，厂长和经理会跟国家要保护要补贴，但他只能多吃，不能多拿，多拿就变成贪污了。而如果变成了民营企业，那他多拿就是天经地义呀。你看俄罗斯，很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所谓八大垄断集团，都是资本很密集的跟国防有关的产业。各种证据表明，他们今天拿到的保护补贴，比在私有化以前的保护补贴还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除了国防安全产业，其他国企，它所在的行业是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的，那最终就应该开放竞争。在竞争的市场中，尤其一些大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实际上厂长、经理都不是所有者，都是职业经理人。这种职业经理人有没有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只能在市场竞争中看。如果经营得好，他的企业盈利就高，盈利高他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如果经营不好，那就应该换厂长、经理啊。同时，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经营得好，就可以扩张，经营不好就会萎缩，可能就会被收购。如果是民营企业经营得好，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那民营企业可以收购国有企业。反过来，如果国有企业经营得好，民营企业经营不好，国有企业也可以收购民营企业。
    七、两轨六步法：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框架
    玛雅：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十分乐观，认为每年8％的增长潜力可维持20年。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毅夫：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33年9.8％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呢？我个人对此持肯定态度。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1％。这一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国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仍然巨大，因而中国就能在弥补差距之前，继续享受其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
    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台湾地区，以及1977年的韩国。日本在1951～1971年间的GDP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为7.6％。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所以中国应该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
    2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会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即使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也会达到与美国同等规模。
    玛雅：具体来说，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增长点是什么？
    林毅夫：增长点要具体分析，但一定是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产业。具体是哪个点，中国这么大，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不一样，适合发展的产业也可能不一样，因此我很难说，你这个地方应该去发展什么产业。
    我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跟因势利导的框架，即“两轨六步法”，能够比较好地帮助政府和企业找到可能的新的增长点。所谓可能的新的增长点是说，这个新的产业是符合你的潜在比较优势的。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说，它在这个行业里的要素生产成本，也就是工资、资本还有各种要素的成本，在国际的比较当中属于最低的水平。
    但是目前的劣势是交易费用太高。市场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是要素生产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高，即使要素生产成本低，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最后决定的是总成本。那么可能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一方面去找准那些要素生产成本比现在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来讲是低的产业；另一方面交易成本比它高，如果政府和企业能够合作，把交易成本降下来，使总成本降低，就会有竞争力。
    我提出了两轨六步法的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地方政府和企业就可以共同分析，找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努力把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玛雅：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两轨六步法？
    林毅夫：所谓两轨六步法，是指“增长识别与协调”的六个思考的步骤。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框架。尽管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成功有原材料，没有“食谱”，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克服企业自身难于解决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讲，这六个步骤是：
    第一步，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20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
    第二步，如果参照国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
    第三步，如果参照国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从被参照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的新企业；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由于技术进步很快，新产业不断涌现，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企业家在新产业中的成功创新，支持其发展壮大；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好的国家，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和经营的障碍，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形成产业集群；
    第六步，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
    这就是我提出的增长甄别跟因势利导的框架。它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这六步法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8％、9％的增长，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甚至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每个国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看那些成功的经济体，看中国，如果中国能成功，为何其他国家不能？
    玛雅：政府在扶持比较优势产业上扮演积极角色，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区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林毅夫：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政府发挥了因势利导的作用。台湾当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经济体了，不少产业在世界前沿，要继续创新，就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发明新技术、新产品首先是属于基础科研，在基础科研的基础上再进行商业性开发。新竹工业园区的经验是，政府在基础科研阶段给予相当大的支持，之后的商业性开发则由企业来主导。参与商业性开发的很多是新竹工业园区的科技人员。他们在基础科研取得成功而商业开发已经有很大潜力的时候，再出去做商业性的经营。这是一个政府因势利导相当成功的案例。
    八、没有投资，劳动生产力水平怎么提高
    玛雅：中国目前的政策打破了传统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增长，转为靠国内消费来拉动增长。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投资拉动，不能靠消费。为什么？
    林毅夫：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误解，其实我们的消费增长一直很快。从 1979年到现在，我们平均每人的消费增长达到7.6％。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以上，是很高的消费增长率。尤其这几年，从2008～2012年，我们消费增长每年达到9.2％，比原来更快。因此，认为我们消费增长慢，是缺乏对具体事实的分析。
    我们的投资增长确实更快。我们消费比重在下降，并不是消费增长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快。那么投资增长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总体来讲是好的。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前提必须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交易费用不断降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必须以投资为载体。交易费用降低当中很多是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所以，投资总体来讲是发展中国家维持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须采取的一个措施。
    当然，投资必须投到有效的地方，投资的效率是可以改善的。但认为我们应该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变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导，或者是没有对问题深入分析的结果。消费当然重要，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不断改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提高消费水平的前提是什么？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必须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没有投资，劳动生产力水平怎么提高？而且，如果在没有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之下去增加消费，就会增加负债。开始的时候负债很少，借钱人家会给，可是积累多了以后，如果没有收入水平的提高作支撑，到最后还本付息还得起吗？那就是危机的来临呀。2008年发生危机的美国和南欧国家，不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吗？
    我们的投资是可以改善，使它配置更有效率一点，这是对的。但是认为我们必须放弃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不但是对我们消费增长一直也非常快的事实的误解，而且如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可能会步入发达国家的祸灾。这已经有太多前车之鉴了。
    玛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近日撰文称，中国模式遇到了大麻烦。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国内有关研究也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
    林毅夫：应该这么说，我们这几年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飞机场，改善了很多。前面我讲了，我们的高速公路已经达到98000公里，密度非常高，那在这上面继续投资的空间当然就小了。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多高取决于它的使用密度有多高，如果使用密度不高，那投资回报率就不高。使用密度取决于经济增长有多快，如果经济增长慢，使用密度就低；如果经济增长快，使用密度就会高。比如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全国的高速公路只有4800公里。那几年我们也是积极财政政策，高速公路就从48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100公里，增加了4倍。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高速公路的使用效率也很低呀，但是那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所以到今天，当时建的高速公路已经车满为患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是高或低不是取决于现在的使用密度是高还是低，而是取决于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如果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到跟发达国家差不多，每年2％、3％，那现在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回报率不高，但如果我们能够维持8％左右增长的话，大部分投资还是好投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现在城际之间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多的，跟发达国家可以比了，但是城内的基础设施非常不完善。你今天来北大是搭地铁来的？地铁拥挤不拥挤？尤其上下班时间拥挤不拥挤？
    玛雅：有些线路很拥挤。报道说，7月12 日北京地铁各线客流量突破1100万人次，刷新历史纪录。
    林毅夫：那就说明不足啊。如果那些线路改善的话，回报率低吗？所以，我们讲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说重复原来的那些投资，当然是根据实际情况，瓶颈在什么地方，去改善那些瓶颈。那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地铁、各种地下管网，还有环境，可以投资的地方非常多。而且那些投资，不管是社会回报还是经济回报，应该都是非常高的。比如环境，环境要改善怎么改善？不投资能改善吗？当然是要投资啊。
    玛雅：说到环境，有人认为，即使中国经济能够维持高增长，也是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是低质量的高增长。那么我想问，高增长和低质量是必然因果关系吗？
    林毅夫：有必然吗？好像没有吧。应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中国家，问题肯定不少。但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增长快，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增长慢，那些问题存在不存在？比如环境污染，这确实是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它的根源是什么？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任何国家在发展早期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主，生产非常分散，现代的技术用得非常少，排放就非常少，所以都是青山绿水。但要经济快速发展，就必然转到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能源使用多，排放多，而且地点相对集中，在这个阶段必然就比较污染。然后慢慢进入高收入阶段，又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少，排放少，污染源就少。而且收入水平提高了，也更有能力利用更多的资源来改善环境。
    发达国家普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比如伦敦，以前被称为雾都。德国的慕尼黑等城市曾经也都非常污染。不仅老工业化国家是这样，有些新兴的经济体，如东京60年代以前非常污染，首尔90年代以前非常污染。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跳跃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还是维持低收入，以农业为主，我想这个问题大概会小一些。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能不能跳过制造业阶段，直接进入到服务业？我想很难。比较中国和印度，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好，但是直接创造的就业只有200万人。由这200万收入比较高的人对消费等需求而增加创造的就业总共大概是700万人。印度也有十多亿人口，那这700万人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其就业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就比我们慢多了。1982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大概刚过200美元，印度将近300美元。现在我们人均收入6000美元，印度1500美元。
    再有，污染的问题，到加尔各答或者孟买同样看到呀。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分析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既然这个发展阶段是我们不能逾越的，既然提高收入水平是我们国家现代化所要追求的目标，那我们能谈的就不是怎么去逾越，而是怎么去改善。比如，环境的标准我们是有的，但是各地在执行的时候基于地方利益，还有企业自身的利益，经常不去落实。这方面我们是可以改善的，应当加强。
    九、资本项目开放应更为审慎
    玛雅：最近经济学界余永定、巴曙松等人就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展开争论。
    你认为，现在开放时机是否成熟？是否存在风险？
    林毅夫：我个人比较支持余永定的看法。首先从两点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那它当然必须投资，投资当然必须有资本。这种资本是长期的，在长期资本上我们对外国直接投资一向都是很积极的，那些资本进来没有什么障碍。资本账户开放最主要是短期资本的流动。一般短期资本流进来不会进入到长期投资，因为它有投机性，通常会进入到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不会进入到生产领域。如果短期资本流进来得太多，造成的繁荣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短期资本流进来太多，汇率会升高非常快。出口的竞争力会丧失，出口降低，实体经济受到不利影响。等到经济受到不利影响，外国投机家就会开始唱衰，又有大量的资金外流，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如果短期资金流进来太多，把一部分用于长期投资，当发生经济波动，外国资本大量外流的时候，也可能还不起钱，因为缺少外汇。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很容易引发各种金融、经济危机。这是从经济的属性来看。
    实际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时候，通常隔几年就会出现金融危机，所以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是要相当谨慎的。对资本完全不管制的话，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在目前，我觉得时机不好。因为发达国家在推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上有很多流动资本，那些流动资本很容易带来资金的大进大出，对我们的经济造成管理上的困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一直都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推动者，但最近政策变了，认为在发达国家推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连主张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都改变了，我们在资本账户的开放上更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
    玛雅：长期来看，资本项目开放是大趋势吗？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一把双刃剑？
    林毅夫：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最大贸易体，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会逐步上升，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跟美国一样高了，那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4倍，人民币一定是国际化了。
    人民币将来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前提是必须能够完全自由兑换。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判断，有一个利和弊、长期和短期之间的权衡。要审时度势，现在是不是进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人民币完全国际化的好时机？我认为目前还是审慎为妥。
    十、解读中国经济必须有新的模式
    玛雅：中国经济到了结构性调整的困难阶段，增长速度放缓。国内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时期的经济形势不乐观，认为增长将继续下滑。有研究估计，将下跌3个百分点，至6％左右。你本人也看到房价高涨、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民众信心的影响。但是你对中国发展前景仍然感到乐观，可以说是知名学者中最乐观者之一，这是为什么？
    林毅夫：我一再讲我不是乐观者，我是客观者。乐观者忽视问题的存在，只讲可能性，把可能性当成现实性。悲观者只看到问题，看不到机会，变成“中国崩溃论”。客观者是说，潜力我们知道，问题我们也承认，然后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解决，怎么解决。你也说了，我看到了目前一些问题对民众信心的影响，我并不回避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一个客观主义者。
    当前出现的增长放缓，我认为主要是周期因素。外部环境不好，发达国家还没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欧洲国家二次探底，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增长非常缓慢。另一方面，中国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经过4年时间，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在这种状况下，国内的投资需求相对下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所以说主要是周期因素，不是结构因素。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结构性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会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当前的问题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我想更多是周期性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跟我们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像巴西、印度，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不能说他们跟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还是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玛雅：对唱衰中国的人怎么看？中国的转型目前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行了，邓小平确立的一套根本性的思路和理论不行了，需要重新选择道路。
    林毅夫：前面讲了，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矛盾不断出现。比如，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那么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最主要是双轨制的改造还没有完成，还保留着一些扭曲，比如金融结构的扭曲、资源税费的继续扭曲、行政性的垄断等。对于这些制度扭曲，应该与时俱进地加以改善。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的改革道路和发展模式。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深化改革，消除那些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有望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到那时，国家的任务就只是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丧失就业能力的人群和鳏寡孤独等的救助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较单纯，也比较容易解决。
    玛雅：你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国际上通常以国外现有理论为框架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非但不能客观地分析判断，其观点还经常掺杂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偏见。我们知道，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 + 民主政治”。西方学界很多人多年来质疑批评中国改革，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采用他们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还因为中国没有如他们所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林毅夫：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主政制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事实上，即使是欧美老牌发达国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演进而来的，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早期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19 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美国家，以及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民主政制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不但没有迈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且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与之相反，二战后仅有的两个从低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的经济体——韩国和台湾地区，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复制西方宪政民主政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有篇论文《什么是治理》。他指出，宪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其实“仅为理论上的而非得到实证支持的事实”（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论发展水平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人民财富的普遍增长，相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与时俱进。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制中还存在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断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到了高收入发达阶段，有了相应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也不能保证一劳永逸持续发展。日本在1991年以后长达20多年的停滞、2008年美欧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都说明，即使有西方学界所认为的理想的现代民主政制，也不能保证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也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玛雅：你在那篇前言中还坦言：解读中国经济并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须有新的模式。你的这本书即是在提出新模式来解读中国经济上所做的一个努力和尝试。这个表述可不可以理解为，中国模式不但存在，而且应该以中国的理论和话语来加以总结，做出解释？
    林毅夫：可以这么说。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当时许多政策一出台即遭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批评，但是中国经济却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果。恰恰相反，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根据当时国际普遍接受的理论进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疗法”，却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国际发展机构的指导下，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共识进行各种改革。但是30多年过去了，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要低，原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发加重。
    以上经验事实说明，目前国际上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这些国家既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
    玛雅：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种理论缺失是否意味着一个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理论创新的机会？
    林毅夫：是的。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体系。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现代化探索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以其科研成果引领社会思潮，以其教学活动培育一批又一批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解决之道的高素质人才，掌握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机会，克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玛雅：通常认为，模式是可以被模仿、借鉴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林毅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把这本“经”取回来虔诚念诵，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然而，这样的“真经”并不存在。以现代经济学为例，任何盛行一时的理论思潮总是被后来的学说所扬弃。由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难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在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需要自己去探索，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中了解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本质上较为接近。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学者创造的理论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的创新，也将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这些理论观点的创新者和新的思想体系的提出者，也将成为引领国际学术思潮的大学者。
    来源: 《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