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获奖了，经济学还远吗？——陈宪

    瑞典文学院于2012年10月11日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这意味着，第一位中国籍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中国籍的人士获得了诺贝尔学科奖（除和平奖），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不言而喻。由于文化的阻隔，语言的障碍，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文学奖的难度本来似乎要大于经济学奖。但是，文学先于经济学了。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离中国人还有多远呢？
    本文标题的句式仿自“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可能会给读者一个印象，笔者的意思是，中国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不远了。其实不然。笔者并不那么乐观。这里，远，抑或不远，当然取决于中国经济学人的集体努力——方向正确的努力，方法正确的努力。然而，就像成功需要勤奋，还需要机遇一样，中国经济学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需要因缘际会。
    正确认识诺贝尔奖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诺贝尔奖。无疑，诺奖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奖，对于推动科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然而，诺贝尔奖只颁发给若干个学科，有些重要的学科，如数学，并不在其颁奖的范围内。而且，诺奖只颁发给有基础理论贡献的研究，那些重要的应用性学科，如计算机科学，就没有设置诺贝尔奖。
    具体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专家介绍，它的终极目标是获奖者对学术圈自身的影响，而90%的情形是这种影响来自方法论的突破，10%是思想的进步。不过，这个目标的表述和百分比失之绝对，而且，方法论和思想也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以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例。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尽管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时间序列统计理论、动态宏观经济学等方法论领域，但是，他们的实证研究成果在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双向影响方面，也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尤其对我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经济、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后，认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关系方面，有着思想启迪的价值。
    当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偏爱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贡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认为，萨金特和西姆斯荣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但近乎垄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界，也给不出挽救金融危机和恢复经济增长的良方。对于这个尴尬的现象，有学者认为，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从最本质意义上说，人类经济活动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因为人性本身变幻莫测。美国经济学界搞了那么多复杂之极的经济计量模型，没有一个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今天全球经济的困境。萨金特和西姆斯就是宏观计量模型领域的领军人物。第二、美国主流经济学界过度重视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却忽视人类经济体系演化最重要的基本力量，如人的行为不可逆、风险（泡沫）递增、制度僵化等等。这也许说明，好的方法论只有用于研究有价值的人类问题，并验证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假说或猜想的形式）时，才到达了人们期待的境界。
    不过，笔者还以为，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还是一旦进入深刻的衰退或萧条时期，最终推动或拯救经济的力量，都来自于经济之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更加本源意义的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其背后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联盟。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在事后给出一些解释。
    中国经济学家何以至今未获诺奖？
    每年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相比在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至少有华裔获得过，但在经济学奖，迄今，甚至连华裔都没有获得过。人们当然有更多的理由发问。
    有不少中国的经济学人，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主要是，其一、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落后。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或者是更多地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二、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    人们还提出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显然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亦即中国文人的通病，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这些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获奖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
    国际化是绕不过去的
    经济学的国际化，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必经之路。这是因为，经济学并不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业化国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际化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质疑的过程，乃至为我所用的过程。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无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是现代经济学（金融学）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些不是我们拒绝经济学国际化的理由。一方面，在这些挑战背后，孕育着经济学产生新的革命的契机；另一方面，我们惟有置身于国际化，才能进入接受挑战的行列，对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否则，我们将继续被边缘化、非主流化。
    经济学的国际化，首先是人才队伍的国际化。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的师资将主要来自海外院校；对于中国的著名高校，主要是来自海外名校。当然，在非海外学位的师资中，有一部分经过海外访学、合作研究和自身努力，完全可能成为具有国际化水准的师资。这样的事例已大量存在。因此，人才队伍国际化的途径是多元的。其次是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必须承认，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有着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决定着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国际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引进、学习和消化这些共性，以使我们能够培养出可资进行国际比较和国际对话的经济学人才。再次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我们清醒地看到，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由于话语权、标准（如各种期刊索引）制定等复杂的原因，研究成果国际化出现了各种偏颇，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研究成果国际化的理由。在研究成果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革现有的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评估制度，以激励中国的经济学人做出更多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并且能够提出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重大课题。
    在一所大学，一个院系，其国际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学科带头人的视野和观念的国际化，即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观念决定着人才队伍、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做扎根于中国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学人以什么成果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大的可能是以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问鼎诺贝尔奖，即那个10%的，属于“思想的进步”的成果。因此，以标准的方法和方法论，做扎根于中国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人集体的努力方向。
    几年前，我曾经在一本合作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前言中写道：“当下主流经济学的每一本教科书，都是以欧美国家，准确地说，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经验事实为实证基础的。它们基本的经验事实是，市场是自然地发育成熟的，政府是在市场机制出现失灵时进入经济生活的。中国则不然，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政府的作用息息相关，市场的最大失灵，就是其发育不足。而且，中国有着那些国家所没有的发展特征――地区间、城乡间和产业间不均衡，以及人口众多。因此，中国是以其独特背景――二元结构、体制转轨，并以其独特方式――渐进式改革和非均衡发展，走向市场经济的。存在于这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事实，对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现代经济学来说，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事实作为其实证基础的一部分，是一项艰巨的重要工作。我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深感做这一工作的能力还不够，但试图做一些尝试。”
    我当时以这段话说明，我们在编写这本教科书时，如何尽力做一些扎根中国的工作。尽管当时很皮毛，如加一些中国的案例。现在我仍然想用这段话说明，今天我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做更多的高水平的扎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可以期待这些成果中会有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力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