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
一、学术创新及其主要标志
一般说来,“经济史学”主要包括经济史(含部门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国别、民族或区域经济史、经济管理史以及专门史、断代史、通史等)与经济思想史(含通史、专史、理论史、观念史、断代史、国别、民族或区域史、经济哲学、经济伦理以及比较、管理思想史等)。
经济史学的学术“创新”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六个方面,并相互渗透交融、互感递进:
1.新材料的发现与旧资料的新诠释。新材料的发现之所以被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新材料常常会推翻已有的研究定论,带来学术的重大发展。对现存资料的新应用或对旧资料的新诠释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如文献同样记载“封建”、“经济”等词语,而这些词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意义迥然有别,如上升到学科高度则是一种“语义阐释学”或“历史语言学”等方法。
2.新技术手段的科研革命与工具创新。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手段为科研带来福音,大量文献尤其是大型古籍的电子化带来了科研的“革命”;高效而便利的搜索引擎,省去了我们多少时光,而数据库、资料库的建立,成为科研手段革新的直接成果和深化研究的新基础。
古人治学在意版本目录,今人研究注重文献计量。工具创新和“建立自己的资料库”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1)了解图书馆藏、网络资源及其分类与查找方法,正确而高效地利用搜索引擎和检索工具;
(2)熟悉所学专业的基本文献、数据材料和前人成果,特别是相关索引、目录;
(3)个人资料库的建立与逐步完善。此外,外语工具也值得重视。
3.新观点或学说的提出与成论的修正。一般说来,做学问提出新观点和修正已有的成论,这两个方面具有建设性和修正性意义。新观点的提出要经历学术积累的过程,即发掘、整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解读分析、深入总结以往的研究史、进而提出科研选题并通过严密论证提出新观点或学说。
一般而论,研究问题首先做前人未做过的,其结果至少有开创之功。选题应循序渐进:首选前人尚未开展或涉猎不多的重要问题,次选研究比较薄弱的论题,然后才能做修正或翻案文章。
4.原命题的质疑与新论题的提出。在上述基础上,创新可以深进到一个新阶段———对“原命题”的质疑和新论题的提出,这具有理论建树和体系更新的意义。“原命题的质疑”具有方法论创新意义,标志了科研发展的新阶段。新论题一是在原命题质疑的基础上提出的,另一种则是科研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拓展,新的论题自然会提上日程。
5.研究对象或内容的新拓展与新综合。创新的再一个明显趋势是研究对象或内容的新拓展与新综合,这些必然促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出现,从而产生新的成果,推动学术发展。
6.理论方法和科研架构的创新与新视野。理论方法与科研架构的创新最具难度,或可视为新的最高层面,它不仅可以指明科研发展的新方向,也能推动基础理论的新发展。如果说可靠的资料是科研的基础,合理的架构是科研的支柱,全新的学术视野则是科研深进的保障。经济史学的全球视野、置中国于国际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或比较研究,都是经济史学创新的展现。这不仅涉及学术“眼光”,而且提供新的参照系。
科研集中凸显逻辑的关联性,逻辑在由资料与理论建构起来的科研架构就像人的血管,没有血液流动的脉络和关联只能是造型。促使学术鲜活“血液流动”的关键是逻辑自洽,要将纷杂的内容归入一定的形式,并通过报告、论文和著作等作为最终形态,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同样重要。论著不仅有其学术话语体系,而且应当经得起推敲,因此,逻辑自洽和架构合理都要靠不断的积累与递进,这是较高层次上的创新。上述六种有其一即属创新,多者兼具则贡献更大。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早期贡献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独有的跨学科特征和学理优势。中国经济思想史唯独在中国大陆是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却涉及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等领域,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他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前面谈到,学术创新趋势是在“精深”的同时要求更为“广博”,而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这些恰恰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之长。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唯有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理论同实践的接点,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又提炼和总结源于经济实践的经验与理论,这也不是其他学科的任务。经济活动是受人的经济思维支配的,具有“经济文化一体性”,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内在联系的本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更有着探索两者一体性的专长,而这些都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课题。具备打通从传统到现代经济理论的学术链接和转型的,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
2.“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与应用价值。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思想和学说,具有总结丰富的经济思想、发掘独到的管理经验、提炼现代化经济理论等特长,它们奠定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的基础。其应用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可以为当代中国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规划等提供历史经验与政策参考,而且可以弥补西方“后现代”之不足。
3.对理论经济学和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意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可以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同时又能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理论基础。
4.国际领先的“长项”与西学中的中国因素。中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中,“国学”(国际上称为“中国学”或“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至今数千年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也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的经济思想和学说曾对世界产生过影响,这可以从魁奈、斯密、马克思、韦伯等的著作中看到。
5.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影响西方学术的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还有近现代国人远渡重洋步入西方经济学殿堂,并留下的深深足迹。1911年,有着中西双重“最高学位”———从清代进士到美国博士的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博士论文TheeEconomicePrincipleseofeConfuciusandHiseSchool(自译《孔门理财学》)。胡寄窗指出,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凯恩斯、熊彼特、韦伯等都对此书予以关注。此外,在陈焕章之前,已有几位国人在西方研究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如师从名家费雪的留美学生陈锦涛,190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社会流通的测算》;留德学生周毅卿,1909年以博士论文《宁波工商业经营方式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征
1.研究者构成的跨学科发展。除了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到经济史学研究中来之外,最突出的现象是一些研究现实经济或理论经济很有成就的学者近年来致力于经济史学研究且成果卓著。当然,经济史学的从业者也有一定的流失,专业研究机构或建制也在转向。
2.理论探索的多元化深进。如何将经济学、社会学等方法运用于经济史学研究,尤其是将新经济史学以及经济分析方法有选择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史学的实际,进而通过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实证考察,并不断总结、提炼和发展经济史学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3.传统论题的新诠释与新视角。从新的研究视角对传统论题做出新的诠释,既是学术创新的标志,也是经济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4.科研内容与论题的发展。近年来,经济史学的科研内容不断拓展,新的论题不断产生,较为突出的趋势是两个方向的齐头并进:一方面,反映时代发展和现实状况的相关研究风起云涌,随之而来的相关理论探索也如雨后春笋;另一方面,溯源性考察与实证性新探逐步深入。
5.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拓新。经济史学在前述审计史、环境史等专史或类别史之外,研究时段、区域、国别、民族等领域也都在延伸,其中不乏填补空白之作。
中国经济史学在微观的具体研究朝向综合性系统考察发展的同时,宏观的思辨性、理论性研究向着实证性检验深化。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前曾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今天“后现代”呼唤拯救时弊,或许这恰是显现中国经济史学优势的时代发展新契机。
作者:叶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自《河北学刊》(石家庄),2010.4
原文约11600字
原题《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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