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隐性经济规模与收入不平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个人收入大幅提高，同时也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不仅与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市场结构、地域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还与隐形经济规模紧密相关。
    研究隐形经济规模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文献甚少，Rosser4et4al.（2000，2003）通过对转型经济国家的隐性经济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发现隐性经济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由于隐性经济规模的提高将使税收减少，税收减少则削弱了政府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再分配能力，进而导致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隐性经济活动。Ahmed4et4al.（2004）对66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隐性经济规模每提高10%，将使基尼系数提高2%；反过来，基尼系数提高10个百分点，隐性经济规模则提高了6个百分点。Valentini（2009）研究了意大利1995-1998年隐性经济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其结果表明，未观测经济规模与工资收入是负相关的。陆铭、陈钊和万广华（2005）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财政支出比重和城市化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开放则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隐性经济又称为地下经济、非正规经济、影子经济和未观察经济等。我们对隐性经济的理解是：所有规避或逃避政府规章、税收或监管的基于市场或非市场的、合法或非法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度量隐性经济规模广泛采用的方法是货币需求法，它最早由Cagan（1958）提出，并认为地下经济活动的提高将提高对货币的需求，并估算了美国1919-1955年的地下经济。Tanzi（1983）进一步发展了Cagan（1958）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假设隐性经济仅通过现金交易，因为现金不会给监管部门留下任何踪迹。另外，他还假定税收负担是人们参与隐性交易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人们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避税收。因此，如果税基给定，税率提高或降低，将导致更多或更少的隐性经济活动，从而提高或减少对货币的需求（Pickhardt和Pons，2006）。
    文章采用改进后的货币需求方法，放松了原有模型的假设，不再要求货币在官方经济和隐性经济中具有相同的流通速度，也无需假定在基准年份隐性经济规模为零，在此前提下测量了中国在1978-2008年期间总体的隐性经济规模，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隐性经济规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改进的模型中考虑了税制改革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等因素，通过实证检验，文章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1978-2008年间，我国的隐性经济规模介于10.7%-26.73%之间。其中，在1978年为16.08%，在随后的几年略微有所下降，到1984年为14.75%；在1985年隐性经济规模急剧上升到26.73%，从1986年开始，隐性经济规模从23.74%下降到1996年的最低点10.7%，10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随后隐性经济规模从1997年的11.53%逐年稳步上升，在2008年达到了20.78%，11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
    第二，税收负担是影响隐性经济的主要因素。税收规模越高，隐性经济规模越高，反之亦然。如在1984年10月开始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后，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84年的13.1%大幅上升到1985年的22.6%，隐性经济规模则从1984年为14.75%急剧上升到1985年的26.73%。这也说明了随着税收负担的提高，企业和个人逃避税收的意愿更加强烈，进而导致隐性经济规模急剧上升。
    第三，税收负担对狭义货币M1有显著正的影响，但对M0和M1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目前在隐性经济中的交易不完全是通过现金支付来完成的，随着银行服务的改进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隐性经济中的一部分交易支付是通过银行转账实现的。
    第四，我们认为，税收负担和政府管制是隐性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一个适度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隐性经济规模，其下降幅度在2%左右。
    第五，隐性经济规模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的，即隐性经济规模越大，收入差距越大；失业率、对外开放以及非国有化程度对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的影响。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城市化水平以及财政支农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则与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
    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由于隐性经济的存在，使官方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不真实，而决策者依据不真实的数据所作出的决策，其实施结果必然会出现偏差。其次，隐性经济会使税基减少，导致税收流失，进而影响政府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使所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因此，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个适度宽松的政策环境，通过实行结构性减税和降低税率、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强银行和税务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通过对部分隐性经济活动疏导规范，并鼓励企业和个人从隐性经济转入官方经济，以达到缩小隐性经济规模的目的，使官方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尽可能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
    为了缩小收入差距，需要进一步控制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加快城市化建设，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作者：杨灿明，孙群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自《管理世界》（京）,2010.7
    原文约16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