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分布“中间迷失”现象研究进展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4期
    企业规模分布“中间迷失”现象研究进展
    张少华、张天华
    “中间迷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呈现“双峰分布”特征，即小微企业和大企业的数量很多，而中小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学者们对“中间迷失”的研究逐渐经历了从个案研究到大型调查研究，从探究金融因素的影响拓展至探究各种影响因素的由浅入深的阶段，并且发现“中间迷失”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中间迷失”问题是，与大批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相比，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广大民营企业难以做强做大。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两类企业遭受的偏向性政策干扰了它们的动态演进过程，导致它们之间的发展差异。
    理论上讲，保持一个良好的企业生态系统对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自熊彼特(Schumpeter, 1942)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经济学家对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广泛讨论。具体而言，不同规模企业对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各自特有的作用。大企业是创新之源，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创新活动会以更大比例展开，创新潜力会以更快速度被挖掘。小微企业是活力之源，更小、更年轻以及更灵活的小微企业可以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新产品的引入以及创业创新人才的选择而使经济发展保持活力（Dietrich, 2010）。中小企业不仅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场所和保持创新活力的主要机构，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减少贫困的主力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小企业还有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开放红利（Beck et al, 2008；ADB, 2013）。
    可见，一个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广大中小企业在整个企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媒介和脊梁的作用，是小微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必然阶段，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顶梁柱。俗话说得好：“腰部要硬”，就是对广大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生动刻画。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于大量的大企业和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成长却遭遇了各种现实困境，文献中称之为“中间迷失”。
    国外学者对“中间迷失”现象的普遍性以及产生根源进行了广泛研究，对“中间迷失”的研究也逐渐经历了从个案研究到大型调查研究、从探究金融因素的影响拓展至探究各种因素的影响的由浅入深的阶段。国内学者则主要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部国有企业和产值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对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分布进行了检验与识别，但由于微观普查数据的缺乏，至今没有学者检验中国是否存在“中间迷失”现象。
    尽管Hsieh & Olken（2014）明确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中间迷失”实际上就是企业就业份额分布呈现“双峰分布”特征。然而，由于“中间迷失”问题背后反映着一个国家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企业动态演化的效率以及国富国穷等重大问题，所以，分析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典型事实，同时检验中国是否存在“中间迷失”现象的意义依然重大。国内大多数文献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分析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特征（杨其静等，2010；方明月、聂辉华，2010）。但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的企业对象是全部国有与产值超过500万的非国有企业，因此基于该数据库研究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就容易得出企业分布右偏的结论。这一数据库实际上截除了大部分分布于左边的、规模较小和生产率较低的样本企业（高凌云等，2014）。Hsieh & Olken（2014）也指出，由于中国缺乏微观普查数据，因此无法直接检验中国企业规模分布是否存在“中间迷失”现象。
    本文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将研究深入到本土情境中去，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企业的建立和动态演进是披着各种“所有制外衣”的形式进行的，即带着不同所有制标签进入市场、退出市场以及在市场中展开竞争、壮大发展（张少华、张天华，2015）。也就是说，在市场中竞争与生存的中国企业不仅存在规模上的异质性，而且存在所有制上的异质性。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问题无法忽略企业所有制特征的影响。单就中国本土企业而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规模差异也十分巨大。根据《财富》杂志公布的201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2016年中国上榜企业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10家，连续5年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距离世界第一的美国仅仅差24家。但是其中国有企业占据87家，港台企业占据13家，民营企业只有10家。这种反差极大的数据对比说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大批国有企业已经进入世界500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广大民营企业并没有完全做强做大。这就是中国的“中间迷失”问题。
    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差异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验和我国国有企业经营困境，学者们主要从产权保护、地方政府干预以及政策性负担等方面来解释国有企业低效和发展问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迅猛，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中国进一步验证了产权理论的价值。
    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外资的大量进入，以及中国2001年加入WTO，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甚至最近几年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国内外学者遵循主流文献，从金融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政策干扰等方面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差异问题。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较为滞后、银行信贷资源高度集中，导致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时呈现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黄玖立、冼国明，2010），使得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能获得充足贷款，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Guariglia, 2008），这就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全球商业投资环境调查表明，在80个样本国家中，中国是受金融约束最严重的国家，80%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Johnson et al（2002）以及Wang et al（2004）发现，转轨经济的法律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并不明确，造成私营企业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面临较大的风险（被勒索、纠纷时受到不公平待遇等）。与西方国家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相比，中国传统法律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强化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蔡宝刚，2005）。这种产权的不安全性对民营企业非常明显，表现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必然影响民营企业的成长。大量报道显示，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05年和2010年出台了旨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投资的“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但是民营企业的准入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企业在行业准入上频繁遭遇“铁门”、“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准入矛盾依然非常突出。民营企业的这些遭遇与政府的偏向性政策密切相关。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研究证实，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迥异规模源自于这两类企业遭受了来自政府的偏向性政策。偏向性政策不仅包括直接的干预、帮扶与进入壁垒等，而且包括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与市场垄断等方式的暗补。同时，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民营企业只有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行业中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才会得到政府的认同。这从大量民营企业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政商关系可见一斑，而建立政商关系、成为政治关联型企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来自政府或明或暗的偏向性政策的“关照”。
    总之，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中间迷失”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规模分布，对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的一种担忧。因此，“中间迷失”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企业规模分布问题，而且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实现微观企业在规模分布上的动态演化，如何解除束缚在微观企业身上的各种约束，以及如何实现企业演化过程中资源有效配置与效率提升的问题。概言之，企业规模分布的形态反映了一国经济中稀缺资源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以及影响企业规模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国的“中间迷失”问题则反映了中国未来应如何克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何改革现有的要素分配体制、扫除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帮助民营企业跨越“中等规模陷阱”，构建一整套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成长和公平竞争的中立性政策体系，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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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少华，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510006，电子邮箱：ahua1688@126. com；
    张天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510631，电子邮件：zhangth 1985@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