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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字：贫困陷阱 门槛效应 邻里效应 制度失灵
内容提要：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贫困陷阱类型更加丰富。与早期的物质资本匮乏导致贫困陷阱的理论不同，贫困陷阱的形成因素被扩展到自然资源、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地理环境、疾病灾害等。其次，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更加多样。与早期单一的"资本形成不足"机制不同，当代贫困陷阱理论致力于从微观角度建立贫困陷阱形成的各种机制，例如门槛效应、邻里效应和制度失灵等。再次，更加注重实证检验分析，经济学家们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贫困陷阱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关键词：贫困陷阱 门槛效应 邻里效应 制度失灵
贫困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论》（1798）中关于"人口陷阱"的论述。20世纪50年代中，经济学家试图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提出了"人口陷阱"理论，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认为任何超过最低水平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最终会抵消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使得经济回到原来的水平（谭崇台，2001）。"人口陷阱"理论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分化，此外，也低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显然，仅仅从人口的角度是无法解释贫困陷阱问题的。
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贫困陷阱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这几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是导致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谭崇台，2001）。
如果说物质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是导致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依照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若资本和技术都是自由流通的，政策和市场都是有效的，根本不会有贫困国家的存在，至少不会有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存在。因为穷国总是可以通过采用富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富国的资本来获得发展。然而，穷国并没有完全采用先进技术，资本也没有从富国单方面流向穷国。此外，除了受到各种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影响外，穷国内在的各种体制弊端可能是导致贫困永久化的根源，例如政治僵化，官员腐败、管理不当、暴力动乱等，导致价格不能有效调节市场，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例如利比亚、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等。可是，即便是没有这些体制弊端的国家，如马里、加纳、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一天生活不超过1.25美元。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投资匮乏、体制弊端归结为贫困的根源。
本文将对学术界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加以梳理，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阻碍穷国通向富裕之路？什么因素导致那么多国家和群体陷入长期或持久的贫困呢？经济学家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Bowles, Durlauf & Hoff(2006)将贫困陷阱理论的形成机制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方面的临界门槛（critical threshold）效应，这种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传统的经济理论才会起作用，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都存在一个具体的门槛值，而个人的门槛值依赖于他所生存的环境；第二类是制度失灵（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所带来的贫困陷阱，财富、权力、教育、公共产品分配不公，以及产权保护的缺失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陷入贫困；第三类是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指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群体中的某个人的决策可能会影响或扭曲其他人的决策，这种扭曲相互作用最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群体的决策，例如同龄人效应（peer group effect）与角色榜样效应（role model effect）。
(一) 门槛效应机制
在门槛效应机制中，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个人，都存在一个门槛效应，无论是生产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是其他的医疗和社会救助，必须达到这一门槛之后，经济机制才会起作用，人们才能摆脱贫困陷阱，任何低于门槛的投资都是无效的。而不同的国家、地区或个人具体的门槛值又依赖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资源等。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使得经济存在多重均衡，不能在资本或信贷市场获得投资的国家将陷入贫困陷阱，而资本充裕的国家将获得更多的财富。Azariadis(2006)认为，自1960年以来，除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大部分落后国家或地区都因为没有达到门槛值而没有实现经济追赶和增长，两极分化的局势愈演愈烈。
讨论门槛效应机制的最典型贫困陷阱理论就是Murphy, Shleifer & Vishny(1989b)关于不完全竞争与总需求溢出的情况下的大推进理论。他们假定技术对于所有穷国而言都是可获得的，由于国内市场太小以及投资存在固定成本，穷国不会采用新技术。但是如果所有部门同时投资并且达到一定的比例则会有利可图。他们认为投资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经济才会产生多重均衡：（1）投资会扩大其他企业的市场或提高投资的利润；（2）投资有负的净现值。这实际上就是说投资具有互补性，并且单个企业的投资采用新技术是无利可图的。在他们的第一个模型中，尽管单个企业投资采用新技术无利可图，但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从而增加了对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假如这个需求溢出效应足够大，则会产生多重均衡。在他们的第二个模型中，投资采用现代技术改变了不同时期的总需求的组成，从而产生多重均衡。在最后一个模型中，由于基础设施和中间投入产品投资的协调问题，单个垄断企业投资基础设施是无利可图的，但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投资则有利可图，从而也会产生多重均衡。
Azariadis(2006)认为，导致门槛效应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就长期而言，投资获利和增长的机会是存在的，但穷国或个人因不能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而陷入贫困陷阱。假如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部分人或国家无法获得资本，而只有获得资本的国家或个人能赚取更多的财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富国，一类是穷国；一类是富人，一类是穷人。Matsuyama(2004)关于世界经济模型的论述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在他的模型中，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资本，一方面，他假定生产函数是严格凹的，从而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这意味着投资贫穷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回报，高回报吸引高投资从而促进高增长，各国的经济将趋于收敛；另一方面，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富国具有更多的抵押品，从而使得富国在竞争资本时，相对于穷国而言更具有优势，最终使得世界经济向富国和穷国两个方向发散，从而产生多重均衡。
(二) 制度失灵机制
有效的制度能够带来发展，而无效的制度则阻碍发展。North(1991)认为，制度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人为设定的约束。它由非正式的约束（如制裁、禁忌、习俗、传统以及行为守则）和正式的约束（制度、法律、产权）组成。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制度设计被用于创造秩序和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但坏的制度要么会强化市场失灵，要么本身就是无效的根源，因为制度是路径依赖的，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坏的制度也会产生路径依赖，促使贫困持续下去，这本身也是一种贫困陷阱。青木昌彦（2002）把制度定义为经济行为者就现实中的博弈如何进行而达成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由于人们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领域中所选择的最佳战略相互依赖，可以出现多重均衡，用学术术语来讲，就是制度的互补性容许出现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任何条件下，都没理由认为只有一种制度安排是可行的和最优的。
(三) 邻里效应机制
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一种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它包括同龄人效应（peer effect）和角色榜样效应(role model effect)。例如，农村的小孩初中毕业之后打工赚钱的案例，可能激励更多的小孩初中毕业之后选择外出打工，而不是选择升入高中。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很成功的案例也有可能激励更多的人选择放弃高等教育。同龄人的勤奋会让自己更勤奋，而同龄人的懒惰也会产生更多的懒惰。在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下，坏的激励可能会导致一个群体的持续贫困和集中贫困，例如贫困村、贫困区、贫困县等等。Sampson & Morenoff(2006)对美国芝加哥贫困地区的9000户居民做了调查，研究表明邻里贫困或集中贫困与实现社会控制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以及犬儒主义（cynicism）或玩世不恭相关，贫困会破坏一个社区成员之间的集体行为意识，引发更多的讥笑嘲讽、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贫困。集体效能的下降以及犬儒主义的增加会导致邻里贫困的增加或恶化，这表明邻里贫困可能是由于邻里之间的长时间的反复的负效应作用所导致。
Durlauf(2006)从群体层面（group-level）的角度来解释长期的不平等和贫困，他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父母的收入与子女的教育。在这个模型中，父母直接决定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决定下一代人的收入。在这些模型中，与富人家庭的小孩相比，穷人小孩的父母会选择投资更少的教育，这种不公正会一直持续下去。穷人家庭和地区出生的小孩长大之后可能会选择接受更少的教育，获得更低的工资，更低的工资以及好榜样的缺失，又会进一步导致这些人的子女接受更少的教育，获得更低的工资，如此往复形成贫困陷阱。除此之外，穷人小孩接受教育的学校质量差，穷人社区的其他小孩不愿意接受教育等也会对其造成影响，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将进一步导致贫困问题的持续，最终个人的理性行为可能会导致整个群体陷入贫困陷阱。
二、贫困陷阱的各种类型
与传统的物质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导致贫困陷阱的理论不同，当代贫困陷阱理论研究不仅关注人口增长和物质资本，也关注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犯罪腐败、疾病灾害等对贫困陷阱的影响，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
Azariadis & Stachurski(2005)评述了导致贫困陷阱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例如历史和惯性自我强化机制，这些自我强化机制使得贫穷的国家愈穷，而富裕的国家愈富。这些机制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来自于市场或制度失灵，并阻碍了贫困国家对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获得。例如，在人力资本方面，当工人的技术是不可观察的时候，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的时候，高技术的工人可能会被企业当成低技术工人而支付低工资，从而导致投资人力资本的激励的缺乏，而低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又反过来使得技术水平更低，低的技术水平又会减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在物质资本方面，在信贷市场上，富国比穷国拥有更多的抵押品，而穷国由于信贷约束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本，从而不能更多地投资，投资水平低导致穷国的收入水平更低，收入水平低又进一步阻碍投资。正是这些自我强化机制导致落后国家陷入贫困陷阱，从而使得落后国家的投资水平非常低，从而产生资本外流。
Mehlum,Moene & Torvik(2005)分析了犯罪诱导的贫困陷阱机制，他们分析了39个国家1986-1994年间经济增长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其犯罪率也较低，而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犯罪率较高。在他们的模型中，现代部门的工作创造会对经济产生两种效应：(1)劳动需求增加会减少犯罪，提高产出；(2)更高的产出意味着可偷盗的东西更多，更容易诱导犯罪。在一个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第一种效应起支配作用，更多的工作创造可以减少犯罪，提高产出水平，从而规模收益是递增的。而在一个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第二种效应起支配作用，更高的产出会诱导更多的犯罪，进而又影响经济发展，从而规模收益是递减的，经济将最终陷入高犯罪和低就业的贫困陷阱。Mehlum等认为，经济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
Carter et al(2007)分析了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的自然灾害与贫困陷阱之间的关系，例如飓风、干旱等外部环境冲击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他们考察了埃塞俄比亚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三年干旱，以及洪都拉斯1998年飓风的影响，其中，洪都拉斯的数据分析表明，自然灾害对具有不同财富禀赋的家庭的中期影响有很大的差异，相对富裕的家庭在灾害发生的三年之后一般能重建他们的家庭和财富，而贫困的家庭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会陷入长期持久的贫困中。埃塞俄比亚的数据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自然灾害对贫困人口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长期效应，自然灾害造成的冲击会导致贫困人口陷入持续的贫困状态之中，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仅靠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摆脱这种状态。
Barham et al(1995)从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的角度分析了教育对贫困陷阱的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个人的财富与教育相关，而穷人家庭的小孩因为受到流动性约束，只能选择投资一个次优的教育水平，孩子的能力差异与父母的能力相关，在一个稳态均衡水平下，穷人家庭的小孩因为不能有效投资教育而陷入贫困陷阱。Wu et al(2008)分析了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导致贫困与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他们的分析指出，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家庭，在选择不同的教育水平之后的增长途径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低收入家庭很容易因此而陷入贫困陷阱。
Easterly(2001)从知识外溢与知识互补的角度讨论了不同层次的贫困陷阱，如社区范围、种族集团、地区间、国家间。甚至一个家庭或家族也可能是一个小的社会，也可能产生贫困陷阱。Easterly认为由于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会产生边际收益递增，因而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相对较高；而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相对较低。因为穷国的技术水平较低，工人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率，从而技术水平也不会提高。而且由于跨国收入差异巨大，贫困国家的高技术工人会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因此，穷国很容易陷入各种贫困陷阱。
Azariadis & Stachurski(2005)认为政治腐败会从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导致贫困陷阱：（1）腐败会通过降低投资的回报而减少投资的激励，并且会增加投资收益不确定性；（2）腐败会阻碍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例如公路与交通运输，从而严重影响现代部门的发展；（3）创新者在腐败体制下更容易遭受挫折，因为他们更需要诸如许可、专利、执照等政府的服务；（4）腐败会自我强化，因为腐败也具有互补性。Murphy, Shleifer & Vishny(1993)指出了寻租的另一个潜在的互补性根源，随着寻租活动的增加，假如生产活动的收益下降的速度比寻租活动收益下降的速度快，那么即便是寻租活动的收益下降了，寻租活动仍然有可能增加，因为生产活动收益的减少降低了寻租活动的机会成本。
三、贫困陷阱的实证检验
Kraay & Raddatz(2007)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方法对贫困陷阱模型做了校准分析，在他们的模型中低储蓄率或低技术水平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储蓄率或要素生产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也可以收敛到一个高人均资本和高人均产出的均衡水平。但是，他们在分析非洲国家的持续贫困问题时发现，非洲国家的贫困很少是基于以上两个机制，大量的对非洲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援助并没有帮助他们跳出贫困陷阱，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大量援助能够持续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Barrett & Swallow(2006)建立了一个贫困陷阱分形模型(Fractal poverty traps)，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不同角度同时探讨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他们认为，任何单一层次的调整都不能导致经济偏离其稳态均衡水平，跳出贫困陷阱。
Jalan & Ravallion(2002)分析了中国的区域贫困陷阱(geographic poverty traps)，他们建立了一个微观的消费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要素是可以流动的且具有外部性，地区因素如地区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水平、文盲率、人均耕地面积、是否山区、是否与外国相邻等，可以影响到家庭资本的生产率和消费水平。他们使用了1985-1990年间中国南部5600户农村家庭调查面板数据，其中包括了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区。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因素对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贫困家庭在富裕的地区更容易摆脱贫困，在贫困的地区则更容易陷入持续的贫困。因为富裕地区的消费水平更高，产品需求大并且持续增长，而贫困地区的消费水平低，产品需求低并且增长缓慢。为了减少贫困，他们认为应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转移到富裕地区。
Easterly（2001）考察了非洲国家的外援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初始投资率很高且外援投资较高的国家，如几内亚比绍、牙买加、赞比亚、圭亚那、科摩罗、乍得、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却陷入经济衰退。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初始投资率和外援投资数量都相对较少。这说明外援对跳出贫困陷阱没有多大作用。此外，贫困的国家更容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而陷入贫困陷阱，例如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1990-1998年间全球发生的568场大型自然灾害中，贫困国家占了94%，在与灾难有关的死亡中，贫困国家占了97%。1960-1990年间，全球最贫困的1/5国家中，有27%发生过饥荒，而最富裕的1/5国家中一个都没有。最贫困的1/5国家中，超过1%的人民由于自然灾害而成为难民，而最富裕的1/5国家则没有。最贫困的1/5国家中，11%的低风险人群携有HIV病毒，而最富裕的1/5国家这个比例只有0.3%.
Semmler & Ofori(2007)研究了导致人均收入持续不平等的机制，在一个长期的动态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可能会因为两个因素（局部的规模收益递增和资本市场约束）而形成双峰分配(twin-peak distribution)。他们利用1960-1985年间的跨国人均收入数据做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长期的动态增长过程中，局部的收益递增和资本市场约束可以导致部分国家收敛到低水平均衡，另一部分国家收敛到高水平均衡，最终形成一个人均收入的双峰分配状态。
Kremer(1993)从工作匹配的角度考察了贫困陷阱模型，他假定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由n个不同的任务组成，并且将由n个工人来完成，n是外生的，并且n个工人的技术各不相同。工人的技术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完成任务的概率，如果其中一个工人没有完成任务的话，则整个企业的产出为零。如果所有的工人都顺利完成任务，则有n单位产出。有两个原因会导致这个模型产生多重均衡：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货币外部性，当更多的工人接受教育之后，工人匹配技术高的工人的概率也增加了，从而工人的期望收益也增加了，反过来促进工人更多地投资教育；第二个是不完全信息，由于工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技术工人之间的匹配依赖于技术工人的分布，工人的技术提高对其他工人的工资溢出效应是非常大，从而会产生多重均衡。
四、结论
穷国应该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呢？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导致贫困的因素是复杂的，贫困陷阱的机制是多元的。假如贫困只是通过一种机制作用，那么只要消除这种机制就可以消除贫困了。例如，如果贫困作用的机制仅是门槛效应，那么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只要将投资增加到门槛之上，就可以跳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作用的机制仅是制度失灵，则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制度设计来消除贫困，但遗憾的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告诉我们制度模仿不一定能跳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的作用机制仅是邻里效应，则可以通过树立良好的榜样和建立有效的社区组织，或让贫困的群体迁移到富裕的地区来跳出贫困陷阱，但这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Azariadis(2006)认为就贫困陷阱理论模型而言，短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线性计量的方法可能不能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我们很难从贫困国家的数据中准确找到信息帮助这个国家跳出贫困陷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贫困面前我们束手无策，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的努力仍然找到了一些可行的减少贫困的政策和建议。
Easterly(2001)认为政府干预是可以引导一个国家跳出贫困陷阱。如果存在一个最低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知识匮乏可能会使得投资回报率过低，从而私人部门不会进行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从而引导这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困陷阱来源于糟糕的政府政策，那么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取消这些坏政策，然后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
大野健一(2007)研究表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常落入贫困陷阱，跳出陷阱有赖于各国的减贫战略。他通过研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人均收入，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严格的正向关系。大野健一认为，东亚的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能够打破贫困陷阱，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得益于这些国家建立的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其特点是：（1）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2）把经济发展当作国家目标；（3）有辅佐领导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技术精英集团；（4）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的成功。经济的发展之所以需要一些"不够民主"的政府来推动，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起飞，需要快速而大规模地动用各种资源，而一个"民主"的政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诺斯等（2007）认为，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失败往往是由于他们企图把开放准入秩序的元素--如竞争、市场和民主--直接移入有限准入社会中，而这些改革会威胁到维持社会统一的寻租体系，给整个社会的组织带来挑战。而当地的精英阶层乃至许多非精英份子会抵制、破坏甚至颠覆改革。
总之，导致贫困的因素是多样的，机制是复杂的，可能是自然资源、规模经济、政治腐败、邻里效应，也可能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社会规范的缺失，从而任何单一的、特定的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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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明明，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30013；郭熙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xbguo@whu.edu.cn。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研究"（10JZD00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