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银行业的春天还有多远(3月7日)

    傻冒诗人中流传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尽管此语颇有禅意，但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把冬天和春天分别比作一种难过的和黄金的阶段时，冬天的长度和春天何时到来就成了一个充满种种前提条件的历史演化过程。众所周知，所谓银行业的春天就是指银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上升或居高不下的那种状态，与之相对，所谓银行业的冬天，就是银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下降、不良率攀升、行业士气低落、中高层职员纷纷跳槽出走这种情况——这种种特征正对应着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阶段现实。
    中国金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因此，银行业就是最大的宏观相关部门，也就是说，中国银行体系的整体状态实质上是由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决定的。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已整整二十年时间。回想一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初，中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体系还相当脆弱，而脆弱的典型表现就是整体不良率畸高，我记得一个故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近30%，此事当时被认为是泄密事故。我还记得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当晚，我曾打电话给本科同学郑晖想了解一下会议内容，郑晖说：“会议有纪律，内容保密，我怎么敢在电话里跟你讲！”由此可见，当年危机袭来时，我们中央及各级领导神经已紧张到什么程度！
    正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步伐加快，通过不良剥离、财务重组、战略投资或财务投资人引入以及上市等种种改革安排，中国银行业整体健康状况空前、并正式步入黄金成长期。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也是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银监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持国际化理念，严格落实巴塞尔协议提出的监管原则，这从客观上拯救了一大批商业银行，有许多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正是在银监会的严厉监管理念下被迫进行资产剥离重组股改等等，从而避免了濒临破产的境地。从这一点可以认为，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动作和行为对中国银行业的健康成长作用甚大。
    那么，中国银行业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束了自己的黄金成长期并步入所谓的严冬时期呢？转折点似乎是在2013年，也就是我们的领导宣布经济新常态的那一年。我早在拙文《新常态源流考》中就说过，美国人最早提出新常态概念时，新常态的近义词就是“新无奈”，而中国提出新常态似乎是赋予了许多新含义新内容，好象是充满希望的新阶段的意思。但中国的新常态即被国外称为“习常态”的这个概念，无论人们怎么诠释，就其本源意义上说也肯定包含着有中国特色的新无奈的意思，这个新无奈就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档期和结构转型的阵痛期我们有可能实现无衰退成长吗？按照中央领导的意思，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其实际政策含义就是要实现无衰退调整。但在中国这样部门产业行业门类繁多的大国经济中，即使整体增长未现硬着陆现象，但结构上有兴有衰有好有坏有破有立是必然现象，正是这种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现实使得过去多年经营无差异产品——货币资金的宏观相关部门银行业开始受到拖累，许多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上升、盈利能力下降都与实体经济的整体不景气和个别行业产业的衰落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银行业步入严冬的根本原因。
    从近年来的银行业数据看，利润普遍低增、不良率普遍反弹似乎已成为新常态。从宏观上说是国民经济的整体下行和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拖累了中国银行业；但从微观上考察，在许多银行利润低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银行仍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在中国银行业爆发上海钢贸危机、青岛港事件、贵州山西煤炭行业大面积不良等影响较大事件时，为什么有的银行无一例外悉数卷入，而有些规模大体相若的银行却能置身事外，无一有染。这其间肯定有风险管理水平差异等原因在起作用。所以，当我们分析中国银行业现状时，既要强调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对银行业经营水平的拖累性影响，又要从微观角度看到每个商业银行个体改进经营管理水平的空间和必要性。
    银行业的春天从理论上说就是中国整体经济停止下行趋势、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到位、新经济因素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但这个过程的实现可能耗时较长，到底是一两年、三五年甚至是更长一些时间，谁也说不太准，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业的春天肯定会是一个迟到的春天。所以，我们银行业者应当有长期的思想准备，而眼下，对银行业监管者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三件事：
    （1）按信息透明化原则挤出中国银行业不良数据中的水分。现在大家对2016年1.74%的不良数据都心存疑惑，许多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数据比这要高得多。我觉得这些埋伏的不良数据就是银行业一个潜在的风险，应尽早暴露，采取相应对策，有效降低或化解。
    （2）要把银行业作为解决金融资源脱实向虚问题的重点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诱导引导银行信贷资源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健康发展。我们的监管部门手中掌握很多能起到指挥棒作用的监管工具，将这些工具运用作差异化处理就能起到结构性调整作用。
    （3）在银行业监管上正确处理松与紧的关系。近年来，经济学界和民间都在呼吁银行业降低进入门槛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云云，我本人一直持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除老少边穷等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应鼓励设立新机构外，在中国现阶段形势下应当新牌照发放从严，老业者经营监管从宽。具体说就是：中国银行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现有机构的能动性作用发挥不够而不是机构数量不够充分。银行业是个高度复杂的金融中介机构，一个新设法人机构的成熟需要至少十几二十年的经营运作；所以对中国金融体系来说我们如果能把现有机构的潜能尽量发挥充分就会有事半功倍的资源配置效果，而完全没有必要降低门槛、乱发牌照让中国的银行业重新回到杂然无序的金融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做成本高且收效也不一定好。发挥现有机构金融服务潜能需要我们的监管理念和监管行为都做些改良。从中国银行业监管现状说，我们一般是采取驻行监管员制度，一个没有任何银行业从业经验的年轻人只要在某个基层银监局工作，就可能成为驻行监管员，即使这个监管员是非金融专业背景，但被监管行也要将拟推出的新产品向驻行监管员报告等待审批，人们常看到的现象是：等这外行监管员弄懂这个产品、产品进入上报程序直至最后获批时——黄花菜都凉了！我认为对于银行业信息披露和风险监管怎样严格都不为过，但对一般新产品新服务等商业银行拓展业务举措，由申批制改为报备制就行了。我们前面说过，银行业的春天只要没到来就是严冬阶段，在这个寒冷时段可以在增强银行活力提高银行盈利能力方面大胆放手，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银行业春天的到来既有赖于宏观经济背景的改善、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在相当程度上看银监部门能出台哪些有利于商业银行提质增效的新监管动作，如能形成三股合力，银行业的春天就真的不会太远了。(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银行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