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拉动内需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刺激国内需求成为各国政府稳定经济的重要选择。中国也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扩大内需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结构不平衡性。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的贡献作用低。在高度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背景下，出口波动很容易产生总需求冲击，放大国内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加剧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在外贸出口和启动内需之间保持平衡。从长远来看，启动内需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源泉。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最大化就业与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和提高增长质量的制度基础。
    高储蓄与低消费的鲜明反差
    中国是全球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高储蓄率带来了高资本形成率，从而使得投资一直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实际利率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低成本的资金使用激发了企业的投资冲动，将大量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形成了高投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居民消费比例却不高，并呈现下降趋势。改革期间，居民消费占GDP 比例从1980 年的51% 下降到2007年的35%，下降了1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支出比例相对稳定，大体上保持在相当于GDP14% 的水平。与1980 年相比，2007 年农村居民消费占GDP 比例从31%下降到9%，城市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从20% 上升到26%。城市化水平上升是城市消费比例提高的一个因素，但此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26 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消费
    的提高比例却与城市化水平上升很不相称。2007 年，农村人口数量为7.3 亿，只比1978 年减少6300 万人。在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农村消费比例大幅度下降，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严
    重扭曲。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日本在高速增长阶段，保持了大约36.6% 的高储蓄率，国内最终消费占GDP 大体上保持着64% 的比例，如果扣除政府消费支出（占11%），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为53%。这些比例关系在日本经济高增长期间大体上都保持了相对稳定。韩国和香港地区的最终消费比例更高。这说明通过保持储蓄、投资和消费之间相对平衡，实现高储蓄率和高消费比例的动态一致，有利于让广大国民切实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为什么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2% 和7.1%，两者都低于人均GDP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8.6%）。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而且农民收入增长又低于城市收入增长，结果使得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未能通过收入增长渠道拉动消费。
    从上世纪末以来，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发挥了一定政策效果，但并没有真正实现启动城乡居民消费的政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分别为6.4% 和6.7%，均低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消费增长率落后于收入增长率，使得城乡居民的储蓄额和储蓄率持续上升。2000 年到2007 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1% 和6.2%，城乡居民消费增长速度每年平均分别为8.6% 和6.9%。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略快于其收入增长，使得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所下降，但城市居民消费和收入之间增长差异加大，导致城市居民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并不同步，国内需求难以启动，其原因一方面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相关。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和城镇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因收入增长缓慢，无法满足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伴随着经济转型，失业或岗位流动所导致的就业风险，增加了收入的不稳定性。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不高，而家庭或个人所面临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费用不断攀升，使得家庭或个人不敢花钱消费，去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
    理解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决策行为牵涉到跨时消费和持久收入等问题。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决策不仅要满足当前消费，还要顾及今后消费，因而，个人或家庭是通过对持久收入的预期来合理分配当前与今后的消费支出额度。这样，收入来源及其增长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到个人和家庭的消费抉择。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持久性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教育、培训和健康等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就业状况。如果劳动者能够保持就业的相对稳定，那么，劳动者个人预期收入也就相对稳定，从而有助于保持消费的相对稳定。但在结构升级和贸易波动的冲击下，失业风险始终存在，尤其是对低技能的劳动者。在这种冲击下，城镇家庭如果有家庭成员失业，那么，家庭收入将会减少，从而导致消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比较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个人和家庭提供防范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收入支持，就有利于个人和家庭降低预防性储蓄，从而扩大消费支出。
    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消费乘数效应
    一般来讲，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能够发挥其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除此之外，社会保障体系还可以借助调节总需求，发挥稳定收入预期、刺激消费和平抑经济波动等积极作用。在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里，个人和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下降，对持久收入有比较稳定的预期，就会减少用于平滑消费的谨慎性储蓄，从而扩大消费支出。况且，在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里，社会
    保障的收入也是构成家庭持久收入的一个来源，对消费有长期的推动作用。
    从宏观层面看，社会保障收支是反周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当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扩大社会购买力，拉动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当经济高涨出现了过热苗头时，通过减少社会保障支出，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有助于抑制总需求过度膨胀。可见，社会保障体系对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具有乘数效应和反周期效应。
    从长远来看，社会保障体系还具有动员社会储蓄，深化资本市场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重要作用。一项对中国的初步研究表明，改善社会保障覆盖状况能够显著地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城市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将增加1041 元；相应地，农村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将增加483 元。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改善社会保障状况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低收入家庭的边际额度都大于高收入家庭，而且随着社会保障改善程度的提高，消费支出也呈现上升趋势。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将能够起到刺激和扩大消费的良好作用。
    扩大内需是保持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失业保险体系、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教育体系、住房体系等。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个人或家庭的谨慎性储蓄，不必为了担心子女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存钱，从而降低储蓄率，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城乡居民在拥有安全可靠的生活保障之后，才会对更加舒适的住房、便捷良好的交通等有进一步需求，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向更高的层次演进。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几点思考
    就业是最好的社会保障。保障了就业，就能够保障收入和消费的稳定与增长。因此，就业优先应该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里，个人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的收入预期，而且收入高低借助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回报反映出来，这样，就能够激励个人或家庭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以便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回报。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通过发展和深化教育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有助于提高个人持久收入水平，推动个人或家庭消费与经济增长同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起飞过程中，通过发展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开发等手段，实现了充分就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良好而健全的教育和健康体系，不仅影响到个人劳动技能的形成，而且关系着劳动者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伴随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岗位转换要求，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面临着不同的就业竞争压力。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高技能劳动力往往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失业的风险小；而低技能劳动力则处于劣势，失业的风险大。在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冲击过程中，加大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无疑能够起到提高劳
    动者就业能力的效果。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社会保障覆盖率依然很低，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为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在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深化体制改革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加快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思路上，城镇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突破行业、职业和所有制限制，把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对象，着力扩大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通过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切实解决转轨成本和历史遗留负担问题，降低企业缴费比例，做实个人账户等措施，提高城镇居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信心，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在制度设计上，彻底消除户口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识别和差异，建立一个开放的、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和加大农村投入，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分地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并进一步提高农村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可以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促进城乡之间均衡发展。
    文章出处：中国金融，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