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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原文标题：外资自由化与贸易福利提升:理论与经验研究
内容提要：通过对一般均衡贸易福利分析框架的拓展，本文揭示了外资自由化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作用机制。上游外资管制放松扩大了企业使用外资生产的中间投入品范围，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进而推动一国福利的上升。基于该理论模型，本文运用中国2000-2013年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企业出口信息，测算出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应行业的贸易福利规模，全面刻画中国对外贸易福利收益的整体和行业特征。并且本文结合中国《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和投入产出表构建分行业外资自由化指标，就外资自由化和贸易福利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回归结果显示外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显著的推动了福利水平的增长；同时相比于服务业，福利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上游制造业外资自由化；外资自由化对福利的提升主要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实现。
关键词：贸易福利 外资自由化 企业中间品 生产率
【作者简介】孙浦阳：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侯欣裕（通讯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项目】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外资政策自由化、产业动态演化及其竞争力研究”（16JJD790026）的阶段性成果，是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的成果。
【期刊责编】曹永福 李元玉
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持续高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而且还通过降低商品价格、增加产品种类以及提高企业效率等方式提高了国家福利水平（Feenstra，2006；陈勇兵等，2011；陈勇兵等，2014）。
现有研究贸易福利的文献大多认为贸易成本是影响一国贸易福利变化的主要因素。Baldwin和Forslid（2010）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的作用，发现贸易开放、贸易成本的降低通过提高要素回报导致总福利的上升。Arkolakis等（2012）则认为无论是商品种类还是生产效率的机制，可变贸易成本下降引致的福利上升程度只与本国产品的支出份额以及进口的贸易成本弹性相关。在此基础上，Edmond等（2012）将价格加成内生化后发现，由贸易成本下降所导致的竞争程度提高同样是引起贸易福利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Holmes等（2014）将贸易成本引起的价格加成变化分解发现，相对于价格变化，生产成本变化是引起福利改变的主要渠道。现有研究更多将关税下降、贸易自由化作为引致贸易成本变化的主要政策因素，例如盛斌（1995）、陶剑（1999）、Hsu等（2015）、Felbermayr等（2015）均认为贸易成本中关税下降是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福利收益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考察中国市场开放过程中可以发现，2000-2006年中国平均关税率下降幅度高达56.28%，在这之后仅2007-2008年期间出现8.8%的下降，此后中国的产品关税率基本维持不变。加入WTO的6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的关税减让承诺几乎已全部履行，贸易开放政策影响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短期的关税下降并不足以解释中国长期持续的福利变化。而除了关税政策外，实施外资开放政策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政策着力点。本文将中国发改委和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和限制外资的产品和行业信息匹配至中国国民经济4分位行业下（GB2002）发现，1997至2011年中国禁止或者限制外资进入的4分位行业数量从193个下降至137个，其中1997至2002年降幅为18.48%，2007至2011年降幅达到18.03%，中国外资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外资开放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还带动了中国出口的增长（Blalock和Gertler，2008；黄玖立和冼国明，2010）。但在外资自由化政策的影响研究上，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外资管制放松对推动企业出口、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Djankov等，2002；Duggan等，2013；Bas，2014；孙浦阳等，2015）。但这些对出口、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的考察间接的体现了外资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却不能揭示外资自由化对整体贸易福利水平的直接作用。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方面研究外资自由化的贸易福利效应。首先本文对Melitz和Redding（2015）的一般均衡贸易福利分析框架进行前向延伸，引入包含外资自由化政策影响的企业生产率内生化决定过程，从在理论上揭示了外资自由化政策影响贸易福利的机制。具体来说，外资管制下降通过降低下游企业购买外资中间品的成本，导致企业购买的具有质量优势的外资中间品种类扩大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在贸易开放的条件下，企业生产率水平提高引起总体价格水平降低，导致整体福利上升。其次，为了验证本文的理论模型，本文基于Melitz和Redding（2015）的贸易福利估算式，利用Head等（2014）的估计方法，使用中国海关数据中的微观企业出口数据，首次测算出中国2000-2013年共68个制造业行业的贸易福利规模，全面刻画出中国贸易福利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分行业情况。然后本文对外资自由化和贸易福利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将1997-2011年中国《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中关于禁止和限制外资进入的信息指标化，结合投入产出表构建衡量中国上游外资自由化进程的具体指标，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说。
主要创新点和贡献
本文的创新和主要贡献体现在：（1）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的角度考察了外资自由化与贸易福利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运用Melitz和Redding（2015）中开放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福利框架并进行生产率内生决定的拓展，将外资自由化引入企业生产率的决定过程中，从理论层面揭示上游外资自由化对贸易福利的作用机制。（2）在衡量中国贸易福利的指标方面，本文基于Melitz和Redding（2015）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的贸易福利估算方程，结合微观企业出口数据，构建了中国横跨14年（2000-2013年）的行业级别贸易福利指标。统计分析发现，中国整体平均的贸易福利水平在2007年前较低且存在较明显波动，而在2007后则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贸易福利在行业间差距明显，在本文样本期内中国贸易福利主要体现在具有传统出口优势的行业，例如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业。（3）本文首次利用上游外资管制指标就理论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外资自由化显著的提高了贸易福利水平，上游禁止外资进入程度每下降10%，中国贸易福利平均增加1.07%，而上游禁止或者限制外资进入程度每下降10%，贸易福利平均增加2.9%。经过拓展分析发现，相比于服务业，制造业外资自由化的福利效应明显更大。此外，贸易方式也是影响外资自由化对福利作用的因素，通过一般贸易获得的福利受到外资自由化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加工贸易。处理了内生性、指标度量、样本选择等问题后，本文结论保持稳健。
命题与图（表）解
本文运用Melitz和Redding（2015）中开放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贸易福利分析框架，刻画了外资自由化过程中企业生产率的内生决定过程，说明外资自由化引起企业购入由外资生产的高性价比中间品，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然后由外资自由化引发的企业生产率提升使得本国贸易开放条件下总体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最终提高了贸易福利水平。
本文提出的命题为：在贸易开放的条件下，本国政府放松中间品市场中上游行业的外资管制，本国的福利水平将会增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就外资自由化对贸易福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研究。首先在一般均衡贸易福利分析模型中加入外资自由化影响，通过理论分析表明随着外资管制程度降低，企业购买的具有质量优势的外资中间品种类增加，生产率水平随之提高，经济中总体价格水平下降，整体福利水平会提升。接着，本文基于贸易福利的理论公式，首次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海关数据测算并分析68个投入产出表分行业下的贸易福利规模。并且本文基于历年《外商投资指导产业目录》和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上游外资自由化指标，将外资自由化和贸易福利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上游外资管制程度的下降显著的提高了中国贸易福利规模。此外，通过区分上游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自由化，本文发现相对于服务业，上游制造业外资管制的下降能更大程度上提高贸易福利水平。此外，上游行业外资管制下降对贸易福利的有利作用与贸易方式密切相关，上游外资管制放松能显著的提高以一般贸易方式获得的福利，而对加工贸易的福利影响明显较低。
中国作为世界出口大国，如何利用已有的出口优势提高中国贸易福利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开放外资进入、提高外资自由化程度，重点降低中间品市场中上游行业外资管制水平，充分发挥外资进入对福利的促进作用。其次，在实现中国进一步开放外资的同时，加快中国出口行业升级，配合以适当的产业政策实现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方式的转变，从而更大程度的发挥外资自由化对贸易福利的提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