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经济比较优势，能否实现自我超越

    19世纪深受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第一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开启了现代化的西方政治秩序。第二个历史事件是18世纪中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其伟大之处在于以工厂制代替手工业，标志着现代化经济的开启。20世纪的两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俄国十月革命，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另一个是美国的崛起，是一个霸权代替另外一个霸权。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并不是要替代美国，而更多意味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中国崛起的密码是什么？全世界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很多，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事实上，所有今天世界上成功的国家都不是因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特别考虑了比较优势，而恰恰是不执迷于比较优势。苏联在1956年发射了人造卫星，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就不应该发射卫星。但是，1957年美国成立宇航局，以国家力量推动卫星产业发展。再往前回溯历史，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禁止美国生产螺丝钉、马钉，而必须从英国进口。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所有的工业产品由英国来提供，美国只需发展好种植园经济就可以了。
    坦率地讲，中国崛起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相比于传统西方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的分析范式，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中解构了这一命题的二元对立，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而且始终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从而有效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府、市场”的稳定结构。
    中国对西方的超越，表面上是经济的成功超越，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超越。一方面，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和市场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而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证明了二者可以是互补的“正和关系”。另一方面，主流西方经济学话语强调工具导向的市场作用机制，而内生于传统中国、成熟于现代中国的治理结构禀赋，却给中国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确立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第一次超越。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进一步为中国的贤能政治提供了人才基础，使得整个国家治理体系趋向于稳定和开放。反观西方，以公元14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为契机，西方世界不断反思自身的发展。伴随地理大发现和近代工业革命，不断重塑新的治理体系，最终在19世纪全面超越东方。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超越直接体现在逐渐找到符合本国国情和实际的发展道路：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到“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认识和把握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下一步，中国要进一步“强起来”，经济体系必须强，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过去，在对产业体系的讨论中，主要强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后工业社会财富的组成就是非物质化的，即在所谓现代化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要有70%。这种认识是机械的、片面的。对中国而言，我们要着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而不要一味强调三次产业划分。
    同时，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这里面，强调“体现效率、促进公平”与此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重点是做强、做优、做大，而现在强调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对国有经济进行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从“主体作用”到“主导性作用”再到“做强、做优、做大”，其中有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递进。“主体作用”是强调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主导性作用”强调国有企业数量会下降但要有导向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则明确要求国有资本的全方位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绕不开所有制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混合所有制为的是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取长补短，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从实践中来看，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担心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国有资本的价值衡量缺乏科学的、全面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影响了国有资本去发展混合私有制经济。另一个是民间资本、非公有制经济在与公有制经济进行合作时，能否平等竞争、合作共赢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担忧。
    总之，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能受制于西方中心论，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