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未衰退：数字技术将驱动未来

      （苏珊·伦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主任 劳拉·泰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 编译:刘丽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衰退的论调甚嚣尘上。尽管全球化的反对者设置了新障碍，但实际上全球化并未让位于去全球化，只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前的全球化以贸易为基础，且由西方主导，今天，全球化正转由数字技术驱动，并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所引领。虽然，以全球供应链为基础的贸易正在放缓，但新的数字技术意味着更多行为体可以参与从小企业到跨国公司的跨境交易。
    随着美国重心转向国内以及英国脱欧进程推进，经济领导权正在向东方和南方转移。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5/6月刊发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主任苏珊·伦德（Susan Lun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劳拉·泰森（Laura Tyson）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新时代全球化的特征及影响。
    数字技术成为全球经济的推动力
    过去将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牵引线正在磨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以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丛生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1986—2008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速是全球GDP的两倍多。然而，在过去五年中，贸易增速几乎从未超过全球GDP的增速。尽管为了应对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差异，生产场所不停地在国家间转换，但这些转换只不过改变贸易格局，并不会提升贸易总量。2008年金融危机后，跨境金融流动下降了三分之二；服务贸易虽然有所增长，但也难以承担推动全球化的角色。
    但是如今，数据流动已经超越传统的物理交易，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驱动力。根据思科系统公司的统计，2005—2016年，跨境带宽的使用量增长了90倍，并将在2023年前继续增长13倍。数据流的激增不仅带来了其本身的巨大流动，也促进了其他类型的流动。现在，全球服务贸易的一半都依赖于数字技术。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通过安装跟踪传感器，企业可减少30％或更多的货物运输损失。阿里研究院和埃森哲咨询公司预测，到2020年跨境电子商务将惠及10亿消费者，全球跨境B2C电商交易额将达1万亿美元。
    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领导世界的国家未必是那些在全球化新时代蓬勃发展的国家。以爱沙尼亚为例，它的人口只有130万，但却是数字时代的巨人。其开创性的电子政务计划使其公民仅凭一张数字身份证就可以在网上投票、缴纳税款和出庭。曾经的爱沙尼亚经济严重依赖于伐木业，而现在的爱沙尼亚是Skype创始人和许多其他科技创业者的故乡，而且是欧盟中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数据流也给企业界带来了颠覆式影响。数字平台增加了小企业的准入机会，所谓的微型跨国公司可以使用在线市场来接触更多客户。亚马逊拥有200万第三方商家，而阿里巴巴则拥有超过1000万第三方商家。约有5000万中小企业使用Facebook进行市场营销，其近40％的粉丝不是美国人。这些数字平台和市场正在为小企业创造广阔的新机遇，这些企业构成了大多数国家就业的基石。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随着全球化走向数字化，它的重心已经转移。在2000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中仅有5%的企业总部位于发展中国家，但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5％。与美国、欧洲相比，中国将拥有更多年收入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虽然世界大部分地区所消费的数据内容将继续产自美国，但随着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中国互联网巨头迎头赶上，这一局面将会改变。按价值计算，现在中国已占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量的42％。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上的投资落后于美国，但却是欧洲的两倍多。2017年，中国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力图在2030年之前将中国打造为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全球化的地理分布在发生着变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在未来十年，大约全球GDP增长的一半将来自约440个快速扩张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地区，如巴西的圣卡塔琳娜州。此外，这些地方将有多达10亿人的收入会增加到每天10美元以上，足以使他们成为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与此同时，数千万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将退休，并削减开支。
    世界经济已在顺应这一新现实。今天，所有国际货物贸易中有一半以上涉及至少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即南南贸易已从2000年占全球总量的7％攀升至2016年的18％。亚洲的开放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1990—2016年，该地区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翻了一番以上，从15％上升到3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贸易的一半以上是在该区域内部展开的。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剩下的11国缔结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许多亚洲国家正在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行谈判，这一贸易协定包括东盟十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新西兰和韩国，但并不包括美国。如果谈判取得成功，该协定将涵盖约40%的世界贸易和几乎一半的世界人口。
    在这次全球化调整中，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为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中国发起了一系列倡议，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AIIB吸收了57个成员国，其中有许多是美国的盟友，它们是顶着美国的压力加入的。中国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一起推动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建。始于2016年的中非投资论坛发展势头迅猛，有力地促进了非洲贸易。联通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可能使全球投资模式发生重大转变，从而带动亚洲经济增长，并将在上次全球化进程中落后的国家连接起来。
    全球化时代将面临巨大挑战
    虽然全球化的新时代将带来无数新机遇，但它也将给个人、公司和国家带来巨大挑战。首先，新时代的全球化加剧了公司之间的竞争。新观念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传播，使公司能够比以往更快地对需求做出反应，诸如爱马仕等时装零售商可以在短短几周内将新的时尚理念转化为货架上的服装，但这也同样意味着，公司从创新中获利的周期大幅缩水，因为竞争对手复制新创意所需的时间也缩短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些行业的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了30％。同时，各种产品正在爆炸式增长，许多行业正采用“大规模定制”，在不牺牲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利用技术生产定制商品。
    由于数字流动的兴起加剧了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竞争，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正在增长，从而形成了围绕专利的新型竞争形式。其中一个例子是“专利丛林”的发展，即企业为了控制广泛的经济活动、阻碍竞争对手而获取的重叠专利簇。另一个例子是专利封锁，即企业在相关领域申请多项专利，意图封锁未来的研究，智能手机行业和制药行业受到的这类打击尤其严重。此外，随着数据流的增长，一些政府已经转向数字保护主义。根据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数据，数字保护主义抑制了经济增长，使增长率减少了1.7%。
    在新时代，数字技术将成为国家经济的助推器。因此，首要的应对措施即建设稳健的高速宽带网，但政府还应鼓励企业投资新的数字技术和人力资本。由于数字知识与能力在未来十分重要，学校需要重新考虑课程设置，以突出数字技能。在谈判贸易协议时，决策者应把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目前，各国之间的数据管理规则差异很大，政府应尽力在个人权利保护与对数字流动的开放之间保持平衡。谈判者还应该设法消除妨碍计算机硬件、软件和其他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关税和其他壁垒。为了保持对数字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支持，政府应确保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惠及众人。政府应该扩大和改进工人培训计划，以传授在数字时代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全球化并未衰退。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之下，全球化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前一轮全球化已成为两派对立势力的战场：一方是受益最多的政治和商业精英，另一方是受打击最多的工人和社区。尽管这两派就全球化的影响进行了辩论，但全球化依然在持续推进。今天，尽管数字形式的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但关于全球化对就业和不平等影响的辩论仍在继续。然而，现在是接受全球化新时代这一现实最大化收益的时候，而不是继续执着于争执。
    专家点评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张晓涛：
    从历史发展来看，科技进步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比如航海技术带来的地理发现，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的每次进步都会推动全球化，包括这一轮席卷全球的数字技术革命。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二战以来，国际协调对全球化的重要影响，包括关贸总协定、WTO，以及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因此，判断当前全球化不能只从技术发展角度，要关注多边贸易体系、诸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与相互影响，以及主要经济大国与强国的全球化政策取向。经济周期也可能对全球化产生阶段性的推动和阻碍作用。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一方面在数字技术领域推动跨境电商等新外贸方式发展，一方面积极推动WTO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增加世界人民福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
    数字全球化这一新的全球化范式将有助于重塑全球化。首先，全球价值链正在缩短。2011年之后中国出口增长率放缓至一位数，2011—2014年大约有一半类别的中间品贸易额出现了下滑。其次，新型跨国企业会出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企业正成长为微型跨国公司。第三，数字全球化重塑了国家竞争优势。在这次全球化的调整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作为全球化倡导者的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机会。数字全球化给予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公平机会，是实现工业升级、开拓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最好机会。数字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矫正全球化的弊病，进行全球利益的再平衡，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衡，也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衡。再平衡的根本是实现利益的相对公平分配，克服全球化中出现的赢者通吃现象，实现共赢。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沈国兵：
    目前，实体经济遭遇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壁垒，这是实体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挫，并不是逆全球化的表现。在这一背景下，数字贸易的兴起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了信息成本。一个国家要想发展数字贸易，必须解决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问题。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在数字贸易上有着后发优势，要抓住机遇，提升硬件技术条件，并在数字贸易的国际标准制定上占据先机。由数字贸易推动的新贸易是对实体经济贸易的一个有力互补，而不是替代，预计未来数字贸易份额将会超过传统贸易。中国的经验并不一定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但通过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以“一带一路”新发展的“网通”援助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形式，中国将继续为世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