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金融业应告别“坐地收钱”，支持创业创新

    学者简介：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涉及国有企业、产业经济、科技金融、公司金融、发展经济学等。近期就中国金融业发展发表观点。
    一、金融业应告别“坐地收钱”
    NBD：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您对我国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待？
    赵昌文：对于金融业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理念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这40年里，我国金融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金融业发展非常滞后，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换言之，就是金融拖了经济的后腿。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如果你看一些指标，比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我们2015年就达到8.5%了，远远超过了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并且也超过了全球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这些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而从税收的角度来看，我国10万多家金融企业纳税的金额，就相当于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家工业企业缴纳的税。税收是最真实的数字，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金融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工业企业。现在的金融业已经不是拖后腿，更多的是导致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失衡问题。
    所以，上述两个不同的阶段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到今天，首先从理念上一定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对金融业发展最大的期待就是，要改变发展理念，不能像过去一样“坐地收钱”，要和实体经济共同发展，共生共荣。
    第二个期待的变化，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金融业要改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平衡发展。我们金融业最大的问题是银行业部门一家独大，其它金融部门相对较小，导致整个经济发展对银行体系的依赖性特别大。当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与货币政策的关联度非常高。原因就在于，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手段的发展总体上滞后。所以，国家也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消除资产替代限制。
    第三个期待的变化是创新发展。金融部门自身也有很多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了很多金融业部门自身创新发展的机遇，比如金融科技。所以，金融业也应该利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实现金融业部门自身效率的提升，提供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信息化的发展比如区块链技术等，进一步解决过去金融部门很难并且一直没解决好的问题，比如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
    二、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业
    NBD：据我了解，您似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科技金融”这一概念的学者。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科技金融”？它与“金融科技”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
    赵昌文：我们曾在2009年出版的《科技金融》一书中做出过如下定义，即科技金融是指通过改革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及创业投资等各类资本，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模式，搭建服务平台，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为初创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
    通俗地讲，科技金融是服务于科技进步和企业创新的金融，是以金融为手段、科技为目的的科技与金融的结合。
    而金融科技是一个伴随“互联网+”与金融行业深度结合而快速兴起的产业概念，是指将新的科技成果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科学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通过改造和创新，融合产生的金融领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等。换言之，金融科技就是科技在金融业的运用，就是使金融成为具有金融功能的信息产业或信息科技产业。
    我觉得，现在科技金融还是应该作为重点。因为科技金融实际上是支持创新创业的金融，而金融科技已经开始显露出越来越多的泡沫。有些企业利用金融科技的概念，去做很多并没有真正有科技创新的事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是一项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目标的重要任务。为此，我们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深刻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二是要深度促进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三是要深入探索把握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四是要深耕更加有利于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生态环境。
    三、资本市场是把“双刃剑”
    NBD：在您看来，“创新”更容易发生在那些汇聚更多资源的大企业，还是更容易发生在充满活力的小企业？
    赵昌文：这些年，我一直提一个词叫“纵向流动性”。所谓“纵向流动性”就是一个企业从诞生到成长为大企业的概率。纵向流动性更强，就说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更好。
    总体而言，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更强，因为他更愿意创新；而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但创新动力更差。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大企业往往在某一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在商业模式上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拥有垄断地位就可以获得垄断收益，没有更大动力改变当前的格局，去摧毁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新世界”。当然，大企业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相对而言，小企业虽有创新动力，但有时会缺少创新能力，比如在资金、人才等各个方面有天然的劣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既需要有创新活力的大企业，也需要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两方面都要有。
    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导向应该做两件事情。第一，针对更多的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创新政策要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很重要，因为即便是公平的市场环境，小企业都不见得能生存下来。第二点，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要更多地鼓励那些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去创新。对大企业特别是依靠商业模式创新的平台企业来说，更多的是加强规制监管，防止他们形成新的垄断，恶化创新创业生态。
    NBD：对“双创”企业的发展而言，资本市场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赵昌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可以为风险投资提供一个退出机制，所以这些资金才愿意投资。当然，风险投资也不见得都要通过上市来退出，并购、回购等方式也可以做到。但由于资本市场是最主要的退出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创业投资，而没有创业投资，或者叫风险投资，也没有创新的上市企业，这个是一个天然的逻辑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独角兽企业开始选择不上市。实际上，资本市场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提供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创新创业；另一方面，有些企业上市之后，就更多追求短期财务效益，可能反而在一些中长期的创新方面做得不够。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不上市，原因就在于资本市场从短期来看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宁愿去找非公开的私募股权投资。
    四、创新创业的关键在人才
    NBD：当前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哪些新的特点？对于位于中西部城市而言，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赵昌文：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是多年来的一个基本特点。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用在区域经济上也是非常准确的描述。
    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说，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一定要按部就班地按照东部地区过去的发展模式，重走同样的发展路径。就像中国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在很多方面借鉴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等。但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能超越他们，所以很多方面也可以“弯道超车”、“跨道超车”。
    从发展战略上来说，西部地区首先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工业化、城市化这些东西是跨不过去的，这种约束会一直存在。另一方面，也要有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路径。总体而言，两方面应该结合起来。成都的这两个条件都很好，创新资源和要素，像人才、市场条件、产业基础等，在西部地区中都是最好的。
    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把自己的资源优势尽可能用好。创新创业要素很多，一个地方的创新创业能力关键取决于有多少人，有什么样的人。
    深圳之所以比很多其他地方的创新创业搞的好，主要就是这两个指标：一个外来人口多，一个是年轻人多。年轻人多，创新创业的动力就足，愿望就强；外来人口多，创新创业的动力也同样越强。所以，一个地方要成为创新创业的城市，在双创方面领先，其实一定要有一个开放式的人才的流动机制，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口来到这个地方。当然，人才选择进来，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创业创业环境更好。所以，现在很多城市的竞争就体现在人才方面。
    所以，只有创造出一个好的创新创业生态，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在这里发展他们的事业，进而这个地方的经济竞争力就会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