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金融与世界霸权：美国如何利用美金转移危机？

    
    
    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主要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当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债券。截至2011年7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达11735亿美元，占世界各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6%，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将面临资产缩水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面临的债务危机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只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的一个侧面。当前，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已经积累了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元。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币值的不稳定引起了中方的很大担忧，因为美元的贬值意味着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贬值。由于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数额位居世界首位，因此美元贬值幅度越大，中国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资产缩水也就越严重。
    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其贬值意味着美国对持有美元储备的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也是美国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同时，美元的贬值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发展等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探讨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贬值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美元贬值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根源。“经济逻辑往往限定了政策选择的合理区间，但是政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政治力量塑造的，如政治理念、利益集团以及国际关系。”本文将解析国际政治，尤其是霸权的“权力贴现率”是如何影响美元币值的。
    二战后的三轮美元贬值浪潮
    二战以后，美元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即便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重大冲击以及欧元的挑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如表1所示，2002年，超过70%的国际储备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2008年，这一比重仍高达64%；到了2011年第四季度，尽管美国危机不断，这一比重仍达到了55%左右。世界各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使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了明显的主导权。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主导权，通过美元贬值，从他国获得铸币税收益，进而转嫁危机与负担。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指出，货币至少可以带来四个方面的权力。首先，货币带来了政治的象征意义（political symbolism）。由于使用该货币，让货币的使用者感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内。其次，货币还会为政府带来铸币税（seigniorage）。由于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政府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等方式，使货币的名义价值高于实际成本，因此，政府不用征税，也不用借债，就能增加政府收入，获得铸币税。再次，政府可以通过货币进行宏观经济管理。通过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政府能够影响经济的总产出与就业水平。最后，政府可以实施 “货币隔绝”（monetary insu-lation）。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自主性，政府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在本国与他国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经济界限，以免本国对他国过度依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享有上述诸多权力，甚至享有更多的权力。
    有研究者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个中性的体系，拥有国际货币地位使得货币发行国享有铸币税和金融服务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享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此外，国际货币的发行国通过对其货币的调节，可以主导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拥有国际货币地位还为货币发行国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便利，从而使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符合该国利益。美国政府还通过超额印刷美元，制造美元的对外贬值和对内通胀，来压低外国政府与民众所持有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减少美国的对外负债。
    可见，作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可以通过调整其币值转嫁内外危机。近年来，美国经济遭遇了次贷危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又相继遭遇债务危机。而与此同时，中国等国家持有的美国国债则越积越多，如果迫使人民币升值，或者能成功地进行美元贬值，美国就能通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的优势地位获得铸币税，抵消美国债务，进而达到转嫁危机的目的。而这样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二战后，美元经历了三轮贬值。第一轮贬值始于1971年，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6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美国维持了八十多年之久的贸易顺差转变为了贸易逆差，西欧主要金融市场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或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货币的浪潮。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迫使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的货币升值，以图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1971年12月，十国集团首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召开会议，并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即《史密森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元对黄金贬值，将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各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其中，德国马克升值13.57%，日元升值1.69%；另外，汇率的波动幅度也由最初规定的上下1%上升到2.25%。《史密森协议》签署后，美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仍未得到有效改观。1973年，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黄金官价由每盎司38美元上涨到42.22美元。1973年3月，针对美元的投机风潮再起，十国集团召开紧急会议，此次会议引入了浮动汇率制，美元针对其他主要货币又贬值了13%。经过这一轮贬值，美国的国际债务问题得以缓解，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也得到了遏制，其经常项目赤字在零水平附近波动。与此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遭受了损失。这轮贬值不仅波及欧洲和日本，还波及到了通过石油提价而获取大量美元的石油输出国。
    经过第一轮美元贬值以后，欧洲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挑战逐渐减弱，欧洲经济告别了战后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失业。而此时，进入80年代的美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和政府债务又开始大幅攀升。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与里根时期的政府预算赤字问题更让美国的困境雪上加霜。相比而言，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就显得格外引入关注。在这一背景下，1985-1995年间，美元进行了第二轮贬值，再次通过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的特殊地位，从其他国家获得铸币税，进而转嫁危机。这期间，美元针对世界其他国家主要货币贬值了34%。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包括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在内的五国集团代表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与会代表达成协议，让美元针对德国马克和日元贬值。在五国代表宣布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有序贬值以后，不到一周时间，美元对日元贬值了10%，对德国马克贬值了8%。到了1987年，美元对日元贬值了42%，对德国马克贬值了38%。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后，到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再次恢复到接近零的水平；而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2001年开始，美元针对其他国家主要货币开始了第三轮贬值。2001-2008年间，美元贬值了35%。美元近年来出现的贬值并不是孤立的，它是2001年开始的美元第三轮贬值的继续。而这三次美元贬值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美国 “权力贴现率”的变迁，是理解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重要视角。
    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已有的关于汇率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元贬值。有研究指出，汇率受到国内制度，尤其是选举与立法制度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美国的选举与立法制度相对稳定，因此，此类研究对二战后的三轮美元贬值的解释就显得相对乏力。也有研究强调利益集团的影响。此类研究指出，对进口产品有竞争力的部门与缺乏竞争力的部门有不同的汇率偏好，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也有不同的汇率偏好。
    因此，它们实力的此消彼长会影响汇率政策。而我们知道，无论是美元的贬值还是升值，都有集团受益，也有集团受损。所以，即便美元走势受利益集团制约，也需要在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某些支持美元贬值的集团会有更大的空间发挥其影响。因此，本文引入“权力贴现率”（discount rate of power）这一概念，以便更好地分析霸权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的不同影响。
    霸权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重要影响。英国霸权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是金本位。其中，英镑是体系内最强的货币。英镑币值比较稳定，信用度也较高。因此，在这一时期，英镑常常被用作黄金的替代物，金本位有时也被称作“以英镑为基础的金本位”（the sterling-based gold standard）。在英国主导下建立的以金本位为代表的国际货币制度，为当时的贸易与投资提供了货币基础，也为当时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了不同的国际货币安排，它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如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资金短缺、外债负担加重等。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严重动摇。同时，由于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混乱，战后各国的利益竞争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国以黄金为担保，向世界提供美元；同时，美国在战后还实施了“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大量的援助，协助欧洲重建。美国的这些举措为战后欧洲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展开。美国在战后初期发挥的作用，与此后通过美元的三轮贬值掠夺其他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此，我们看到，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积极的、良性的，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仁慈霸权，也可能是消极的、恶性的、掠夺他国、转嫁危机的恶性霸权（ma-levolent hegemony）。探讨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对于霸权国家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国际关系的文献存在诸多争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
    有学者认为，霸权的性质是良性的。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 leberger）就指出，霸权国家作为国际经济运行的稳定器，承担了三项重要功能：首先，它为世界的商品提供开放的市场；其次，它担当了“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即当世界其他国家遇到经济危机时，霸权国家需要为其提供长期贷款；最后，霸权国家发行国际货币，为世界经济的运转提供流动性。因此，在金德尔伯格看来，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国际货币领域，霸权国家都在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由于其他国家在免费使用霸权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因此，不是强者掠夺弱者，而是弱者掠夺了强者。可见，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良性的。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一步指出，美国的霸权是良性的。美国为了让世界各国服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而进行战略性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美国建立了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这不仅减少了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解决了集体行动的问题，还限制了美国滥用其权力，把其行为锁定在可预测的轨道上。此外，伊肯伯里还指出，美国的霸权是自由主义的霸权，它是透明的、开放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increasing returus to institution）。在这种良性霸权的主导下，美国的单级体系是可持续的。按照伊肯伯里的逻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转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际组织能限制美国滥用其国际货币权力，让美国货币霸权变得开放、透明、可预期。因此可以说，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良性的。
    但是，伊肯伯里等人对美国霸权的描述只展示了霸权的一面，其另外一面则是由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出来的，即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中赢得了不对等的收益。同时，霸权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强调霸权的自利性，认为霸权带来了具有强制力的领导权，它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来维持国际秩序。同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霸权会采取扩张性政策，会尝试控制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也会利用其强制力盘剥其他弱小国家。在贸易领域，霸权国家会通过实施最优关税（optimum tariff）盘剥小国；在货币领域，霸权国家会利用他国对自身的货币依附，影响他国的经济政策与政治决策。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霸权国家的行为反应了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掠夺本国的工人，也通过霸权国家控制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等掠夺其他国家的民众。
    针对霸权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掠夺他国的论断，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霸权利用其权力和地位盘剥他国，尽管会获得短期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会损害其权力。因此，一个理性的霸权不会采用最优关税，也不会过分抽取铸币税，因为这样的短期行为难以为继，会损害其长远利益。如果按照这一逻辑，霸权国家也不应该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操纵货币贬值等手段来获取铸币税，化解债务负担，转嫁危机。但事与愿违，我们常常能看到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攫取短期收益。
    根据已有的文献，霸权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从国际经济史看，霸权国家发挥的作用也的确存在两面性。具体到美国而言，其在国际货币领域发挥的作用既有良性的一面，如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制度、协调国际收支平衡、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向世界提供稳定的货币秩序等；同时也有其恶性的一面，如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贬值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既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既可能发挥良性的作用，也可能具有恶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确：霸权在什么时候会发挥良性的作用？本文试图从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变迁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
    有研究指出，统治者从大众那里获得的收入受三个因素的制约：相对议价能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以及贴现率（discount rate）。当统治者的相对议价能力降低或者交易费用增加时，都会减少其税收收入。而贴现率是统治者对未来的估计，即统治者是更看重当前的收入还是更看重长远的收入。当统治者面临统治危机，预计其统治难以为继时，他们往往会采取短视行为，加大对民众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掠夺性统治理论”（theory of predatory rule）。如果霸权国家是理性的，是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体，那么，上述几项约束不仅适用于国内统治者，对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国家也同样适用。由此，对个体统治者“个人层次”的分析可上升到对霸权国家“国家层次”的分析。霸权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从国际体系中获取收益也受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以及贴现率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取决于世界政治的权力分布。当霸权国家的地位稳固，尤其是在其走向单极霸权时，它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议价能力。因此，在美国权力优势明显的时候，世界变成了一个“失去制衡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家在相对议价能力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强调霸权的五项权力：保护盟友、引导知识经济、储备货币的地位、所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以及议程设置。在霸权国家虽然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但其霸权地位并未被取代的情况下，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也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为霸权国家在军事、国际货币以及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权力还没有受到明显的撼动。也就是说，在有新兴国家挑战霸权但却没有取代霸权的情况下，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其次，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获取资源还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国际关系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和国际制度联系在一起，霸权国家往往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由于国际制度具有“粘性”，因此，即便霸权国家实力相对衰落，但是国际制度仍旧会发挥作用。因此，在有新兴国家挑战霸权但却没有取代霸权的情况下，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获取资源的交易费用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最后，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中获取收益还受其“权力贴现率”的制约。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就是它利用其权力，在世界政治经济中获得未来收益的现值有多大，它反映的是霸权国家的时间意识。霸权国家对其霸权的稳固性越有信心，越看重将来，那么其“权力贴现率”就越低。“权力贴现率”高的霸权国家不太关心将来，即不太关心如何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持续繁荣，而更关心对现实收益的获取。“权力贴现率”低的霸权国家会关心未来收益，会致力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长远发展，若其获取收益的行为会威胁未来的产出，那么其攫取行为会到此为止。
    当霸权国家遇到强有力的挑战，面临衰落预期时，其行为可能会从着眼长远变为短视，会具有较高的“权力贴现率”。因此，要想统治者具有长远的眼光，就要让他避免受到短视行为的干扰，其中一项重要的保障就是让其统治具有稳固性。而在国际关系中，霸权存在周期性的更迭。霸权的衰落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源于诸如技术进步放缓、过度消费等内部原因，也有诸如过度扩张带来统治成本上升等外部原因。当霸权国家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其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无法得到长远保障时，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会上升，此时的霸权国家会更加重视当前利益而罔顾长远利益，其行为也更具短视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会上升，但如前所述，它在国际体系中获取资源的相对议价能力与交易成本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此时，霸权国家的掠夺意愿增强，相应的能力却未下降。在国际货币领域，此时的霸权国家会利用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获取更多的铸币税，转嫁内外危机，盘剥其他国家，以获得更多的短期利益。有研究表明，在石油美元循环的过程中，美国霸权就显示出了明显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一面。这是因为，美国霸权面临衰落，未来前景暗淡，难以保障其长久的领导权以及相应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采取了过度掠夺的政策。可见，由于“权力贴现率”的改变，即在美国预期其霸权统治难以为继时，其自利性表现得更为明显，采取的短期行为也更为直接。
    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指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其具体走向取决于贸易预期，即对未来双方可能展开贸易的预期。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的相互依赖程度才会是和平导向的。霸权对未来的信心不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也会影响到国际货币。如果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上升，将会促使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对他国进行掠夺，转嫁危机，而货币贬值就是霸权国家在“权力贴现率”提高时，获得铸币税收益和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
    20世纪七八十代，欧洲和日本的崛起及由此给美国霸权地位带来的挑战，改变了美国的“权力贴现率”，进而导致了二战后的前两轮美元贬值。
    美国霸权与战后第一轮美元贬值
    二战后，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享有的霸权优势非常明显，具体体现在：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世界总量的二分之一，拥有的商用船舶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的商船总额相当，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此外，在军事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上述因素，加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向盟友提供援助与国内市场的意愿增强，此时的美国愿意做出一定让步来整合资本主义世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试图让欧洲走上复兴的轨道。在国际货币领域，美国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承诺确保美元的价值，向世界输出美元，提供流动性。为了履行这些国际承诺，美国需要承担一部分风险与损失。有研究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双挂钩体制不仅不是美国力量的来源，相反，它使美国的经济变得非常脆弱。表面上看，当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时，欧洲（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日本）在为这些赤字提供融资。但是，按照美国的承诺，欧洲国家可以随时把手上持有的巨额美元兑换成黄金，这成为悬在美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尤其当美国资不抵债时，这种脆弱感就更加强烈。美国领导人一直担心，如果美国不再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任由国际货币的汇率安排走向浮动汇率制，那么可能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国际货币危机，即各国竞相贬值，实施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这会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乃至引发世界大战。因此，在1971年以前，美国对该体系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霸权国家在承担国际义务。此时，美国作为一个稳固的霸权，更关注长远收益而非短期利益，因此它更多地着眼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建设。可以说，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霸权对世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良性的作用。
    但是，当美国霸权面临衰落时，其“权力贴现率”开始改变。在美国更加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时，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便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霸权变得更具掠夺性。而促使美国 “权力贴现率”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后欧洲与日本对美国的赶超。
    1950-1973年间，欧洲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经历了战后的 “黄金时代”。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战后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西欧国家的人均GDP为1950年的2.5倍；其中，增长速度较快的几个国家，其收入更是达到了1950年的3倍；即便是经济增长最慢的英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与美国相当。
    如果将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1913-1950年间，西欧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4%；1950-1973年间，达到了4.6%；1973-1996年间，则又跌至1.9%。因此，与二战前以及70年代以后的经济绩效相比，1950-1973年是西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此时美国的经济增长则相形见绌。如表2所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美国，其中，苏联为5.4%，亚洲为5.6%，拉美为5.2%。同时，在美国的盟友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3%，联邦德国为5.9%，而美国仅为3.7%。同时，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可以发现，法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高达72%，联邦德国为70%，英国为66%，日本为59%，而美国仅为41%。美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如西欧国家。因此，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样描述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在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低于欧洲，“从经济和科技上来看，美国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呈现相对倒退的趋势；而其他国家则奋起直追，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欧洲的快速发展是很多美国学者始料未及的，战后初期欧洲呈现的混乱状况干扰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他们认为，战后美国的工业增长将持续超过欧洲国家，因此，美国将维持长期的顺差，而欧洲国家则会处于连续不断的危机中。但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情况改变了。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美国加大了对欧洲的军事开支和援助，每年流入欧洲的资金比此前又增加了20亿美元。因此，不是欧洲国家，而是美国自己陷入了困境。
    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其进出口的快速上升。到1973年，欧洲的出口额已升至二战结束初期的6.5倍。1950年，欧洲的商品出口额仅占其GDP的9.4%；而到了1973年，这个比重已达到了21%。到1973年，一些欧洲国家的出口额甚至达到了一战前的10-15倍。1950年，联邦德国的制成品仅有8%出口；到了1974年，这一比重已接近四分之一。因此，欧洲经济的恢复，尤其是对美贸易的展开，让美国面临严峻的压力。到1968年，美国进口的汽车数量已超过了其出口汽车的数量，这对长期以汽车作为重要出口商品的美国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1971年，美国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这是美国八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贸易赤字。
    经济与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欧洲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欧洲美元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展了起来，而且越积越多，这正是美国竞争力衰落的一个表现。到了70年代初期，欧洲金融市场的 “欧洲美元”已经达到500多亿，而且在继续增加。同时，由于对欧洲的援助、在欧洲的军事开支以及越南战争的巨额开销，美国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巨额的债务侵蚀着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到了60年代，美国贮备的黄金总额已经小于其外债规模。当时，美国的外债已经超过了210亿美元，而其国库只有175亿美元的黄金。70年代初期，美国国债高达4000多亿美元，创美国历史记录。按照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黄金与美元挂钩这一承诺让美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有研究显示，为了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58年开始，美国就一直为黄金外流所困扰，因为美国债务的持有者可随时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美国不断为其流失的黄金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性犯难。以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代表的势力对美国货币霸权的冲击最为典型。当然，戴高乐攻击美元不仅是因为对美元的币值稳定没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法国将手中持有的美元当做外交筹码。因此，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被法国掌握的 “黄金利剑”攻击。法国对美元霸权的冲击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到1965年达到了高潮。
    1962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刊载了一篇法国报纸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戴高乐总统随时会亮出一张外交王牌，即法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如果美国的欧洲政策与法国的政策相冲突，那么，法国可能利用手中的美元给美国制造大的麻烦。这份文件被广泛传阅。事实上，法国持有的大量美元的确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1965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并呼吁国际货币体系回归金本位。同时，戴高乐还呼吁其他国家以法国为榜样，将持有的盈余美元兑换成黄金。由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变得不再可靠，从1961年到1968年，外国投资者和政府提前兑换了70亿美元，导致美国黄金储备的40%以上被兑换。
    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困扰过美国的好几任总统。肯尼迪总统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其智囊说，“最令我担心的两件事就是核武器与国际收支赤字”。他还说：“自二战以来，我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国际收支上，我们已经损失了120亿美元，而我们的黄金外流还在继续。”当然，尽管肯尼迪总统如此焦虑，但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并不是肯尼迪，而是其继任者约翰逊以及再后来的尼克松。当然，美国遇到的问题还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安全领域，欧洲盟友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法国脱离北约，造成了世界影响。在与苏联的竞争中，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地位也从对苏“优势”逐渐变为美苏“均势”。在亚洲，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的前景很不乐观，从政界到学界也开始讨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权力贴现率”大大提高，即更重视当前收益而罔顾长远利益，其政策也变得更加短视——利用其霸权地位及其仍可控制的国际货币体系转嫁危机，为庞大的欧洲驻军融资，为越南战争融资，为缓解赤字、减少债务融资。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曾说：“美元也许是我们的通货，但它是你们的问题。”此话很好地反应了此时美国的政策取向。
    第一轮美元贬值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并迫使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进行货币升值。此后几年里，美元经历多次贬值，并于1973年引入了浮动汇率制。这是美元在二战后的第一轮贬值。经过此轮贬值，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得到缓解，其国际债务问题也得以缓解。相反，此次贬值却使得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遭受损失。可见，70年代出现的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浮动汇率制的引入以及美元贬值，不过是美国霸权面临黯淡的前景“权力贴现率”上升的结果。进入80年代以后的第二轮美元贬值，不过是在重复第一轮贬值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竞争对手有所更替而已。
    “权力贴现率”的变迁与第二轮美元贬值
    经过70年代的美元贬值，美国的危机得以转嫁。此后，欧洲的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工运动也风起云涌。而此时日本的经济却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在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日本是世界上工业生产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如表3所示，70年代至80代中期，几个欧洲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日本的一半，甚至连一半都达不到。而此时的美国，经济遭遇滞涨，经济增长远逊于日本，通货膨胀率呈现两位数。80年代，里根执政初期，中西部主要州的失业率高达10%-13%。因此，相比而言，日本的经济发展格外引人注目。日本不仅经济发展快，通货膨胀率也不高，失业率也维持在2%以下。日本强劲的增长态势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剧烈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超过了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进入80年代后，美国的劣势更加明显。1980年，美国生产的工业品中有26%用于出口；美国消费的工业品中，进口份额占20%；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但五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明显恶化。美国工业品中的出口份额下降至18%，而其消费的工业品份额上升至32%，贸易逆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8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出口额是美国对日出口额的两倍，这一时期，美国每年的对日贸易赤字约为500亿美元。日本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当日本开始主导国际民用电子产品市场时，很多美国企业的敌对情绪在显著上升。当时很多观察家认为，日本正在挑战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他们指出：在很多领域，日本从美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在未来20年内，日本制造业的总产出将超过美国。就彩电行业来看，从1975年开始，在短短的18个月间，美国市场的日本彩色电视接收器所占份额就从15%迅速上升到40%。1955年，美国还有27家工厂生产电视机，但到了80年代，就仅剩下一家了。日本不仅在低端电子领域有着良好的业绩，而且开始冲击美国在高端电子产品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往，美国在高端电子产品领域遥遥领先。在微电子领域，美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与大量的突破性进展，美国在晶体管、半导体以及计算机领域优势相当明显。而在美国一直遥遥领先的计算机行业，日本也对其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一些观察家注意到，美国在计算机行业的领导地位在不断受到侵蚀。在日本崛起时期，美国微电子产品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迅速下跌到40%；在集成电路领域，日本所占的世界市场份额迅速上升至75%。日本的扩张使得美国相关部门，包括这些部门的工人与企业家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开始意识到日本经济实力的扩张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当时，美国电子工业工会与制造业主曾向政府请愿，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电子产业。美国民众对日本的抗议活动还一度引发种族暴力冲突。1982年，两名底特律工人将一名美籍华人误认为日本人，他们用棒球棍殴打这名“日本人”，致其死亡。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对凶手的处罚相当宽松，两名被告被判缓刑三年并处以为数不多的罚款。
    日本经济的增长不仅冲击了美国的国内产业，其产生的国际影响也冲击着美国的霸权地位。崛起的日本已经不满足于扮演跟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的“小伙伴”角色，而是开始试图减弱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附。尽管日本人口相对稀少，土地面积也相对狭小，难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二战后的技术进步缓解了原料不足对日本经济的制约。外汇储备的增长可以视为日本逐渐积累实力的重要指标。随着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多，日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拓展投资、信贷以及对外援助。从1964年的日内瓦贸易与发展会议开始，日本就展开了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援助。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对外援助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此时的日本，已经显示出要与美国分享领导权的动机，包括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权。
    日本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国内外的经济威胁。在美国国内，来自日本的大量进口产品损害了美国的相关产业部门，降低了美国的就业率；在国际领域，日本在贸易、投资、金融和对外援助等领域的扩展，也严重消释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因此，即使日本的威胁和苏联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但由于日本的经济挑战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国内产业与国际影响力，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此颇为担忧和不满。
    一项调查显示，有86%的美国民众情愿牺牲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不愿意日本经济获得更快的增长。这项问卷还发现，美国人相信日本会在将来成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当时，随着来自苏联的威胁减弱，美国对来自日本的威胁的感知日益强烈。根据1991年的一份报告，当被问及哪些问题损害了美国关键的国家利益时，无论是美国的民众还是领导人，都认为日本对美国经济上的挑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已经超过了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其中，60%的美国民众和63%的美国领导人认为，日本对美国经济上的挑战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而只有33%的美国民众和20%的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危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美国的国会议员、商界领袖以及其他访日人员的逐渐增多，他们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强。这些人意识到：美国与日本的较量至关重要，但是美国却开始落后了。美国众议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相信，日本工业化的成就以及现有的经济目标对美国造成的冲击，会跟当时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的冲击一样严重。”
    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日本的崛起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尽管这个威胁与来自苏联的威胁有所不同。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国内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启用新的指标体系来评估国家的军事能力。日本对美国的技术冲击被纳入了国防部的考虑范围。8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半导体的24个技术门类中，
        
    
    
    日本在12个门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仅在4个门类中领先，在其余8个门类中，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水平旗鼓相当。
    我们看到，经济相对实力的变化使得美国的“权力贴现率”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和民众相信日本终将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还对欧洲和不发达国家实施一些国际贸易的特殊优惠条款。但是，到了此时，美国开始按照自身利益修改国际贸易规则。”尤其是“到了七八十年代，轮到美国开始担心海外势力，尤其是日本所获得的过多收益了”。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的研究也发现：由于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关注美日技术合作中的收益不均等问题，美国对日本的技术政策开始调整，控制范围涉及飞机、卫星等领域。当时美国不少研究警告说，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日本的高科技政策，因为不仅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关系到国家安全，日本的技术领先同样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当心以后日本取代美国的霸权。
    当美国的“权力贴现率”再度提高时，当美国更加关注眼前收益而不是长远收益时，美元币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1985-1995年间，美元进行了第二轮贬值。在这期间，美元针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货币贬值了34%，而这轮贬值的起点就是广场协议。1985年，五国集团代表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此后，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美元对日元贬值了42%，日本持有的美元储备和债券遭遇贬值。美国再次通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的特殊地位，从其他国家获得铸币税，化解了债务负担，扭转了贸易颓势，同时转嫁了危机。到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再次恢复到接近零的水平。可见，美元的第二轮贬值与第一轮贬值重复的是同样的故事。遭遇霸权危机的美国，从上升时期的良性的、开放的霸权转变为更具掠夺性的、恶性的霸权。
    由于日本比欧洲更为脆弱——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因此，当谈到 “贸易国家”的成功故事时，也要看到其脆弱的一面。尽管日本在广场协议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其调整余地却有限。日本受制于狭小的国内市场，在经济上仍难以摆脱对外部的高度依赖。因此，日本的外汇储备长期居世界首位，直至2006年才被中国超过。而这种高度依赖，使日本在遭遇新一轮的美元贬值时，还要再次承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样的危机转嫁负担。
    新一轮的危机转嫁
    从2001年开始，美元针对其他主要国家货币又开始新一轮的贬值。与前两次美元贬值相比较，此次美元贬值的驱动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美元贬值依旧是在美国霸权面临危机时，“权力贴现率”上升导致的短期行为与转嫁危机的举措。只不过与前两轮相比，在第三轮美元贬值中，改变美国“权力贴现率”的对象变化了：以往主要是欧洲与日本对美国的挑战，当前则是来自中国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让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受到的外部军事威胁大大降低。此时，中国的经济业绩与日益发展的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关注的焦点。
    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修改计算世界各国财富的方法，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评估GDP。这种评估方法使中国的GDP从世界第十位上升为第三位，略微落后于日本。此时，中国的实力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日益显现出来，我们从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就可见一斑。外汇储备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权力，戴高乐就曾挟巨额美元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原本长期不足，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9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此时，美国的外汇储备仅为691.9亿美元，居世界第15位。到2011年，中国已经积累了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日本外汇储备的上升有所不同——日本外汇储备上升的过程相对缓慢，中国外汇储备在几年间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国防实力与世界影响力也在显著增强。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因此，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凸显出来的。据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因此，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从2002年起开始升温，2003年以后则更为明显。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以及总统布什——都曾公开表示希望人民币升值。2003年，美国国会还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了大量的听证会。2003年10月，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一项法案建议，如果中国在六个月内不浮动汇率，就向从中国征收制裁关税。
    美国众议院的法案也要求政府进行贸易报复。因此，新近出现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只不过是第三轮美元贬值的继续。而这一问题的缘起，则是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进而导致美国“权力贴现率”的改变。如果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强劲势头，美国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将会持续上升，美国将更加看重当前利益，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的压力不会有实质性的缓解。
    2011年，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在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相信，中国会取代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事实上，调查发现，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悲观。在欧洲国家中，持这种看法的人所占比重普遍较高，例如法国为72%，西班牙为67%，英国为65%，德国为61%。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也有4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而不同意此观点的民众占45%，双方大体持平。同时，持这种看法的民众所占比重上升很快。如表4所示，2009-2011年间，欧洲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的比重在迅速上升。在短短两年间，西班牙上升了27个百分点，德国上升了20个百分点，而英国和法国各上升了13与12个百分点。而且，在这些国家中，已经有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
    具体到国际货币领域，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元所承担的国际角色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未来的美元可能从没有任何争议的、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变成几种国际关键货币之一。在霸权预期发生变化了的情况下——即霸权前景黯淡，美国的“权力贴现率”进一步上升了；但与此同时，美国操控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加大了美国通过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贬值等方式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变迁，正在改变着美国的“权力贴现率”。此外，从短期来看，美国的债务危机、军事过度扩张、欧元区的挑战、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增强等因素都在撼动美国的霸权，这些因素也在改变着美国的“权力贴现率”。而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权力贴现率”构成了更为根本的影响。如果这一趋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美国通过其掌握的国际货币领导权来转嫁危机的动力就不会得到实质性的削弱。
    同时，美元的第三轮贬值可能比前两轮贬值的驱动力更强。毕竟，欧洲和日本与美国存在诸多的共同点与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欧日与美国接近。在发展模式上，尽管日本的经济模式曾被称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较多的政府主导痕迹，且日本倡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努力也被视为美日在发展理念与身份认同上存在差异而导致，但是，欧洲和日本在发展模式上与美国的区别仅仅在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此外，欧洲与日本实行的都是美国所认可的西方民主制。在军事上，欧洲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欧洲与日本长期驻军。因此，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会使美国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变化更为显著，这使得第三轮美元贬值的驱动力更为明显。
    美元霸权的未来
    从二战后美国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操纵美元贬值，从其他国家获取铸币税，进而转嫁危机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思考与认识。首先，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受其“权力贴现率”的影响。当霸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霸权的“权力贴现率”较低，它对长期收益更为看重，因此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来换取长远的回报。因此，这一时期的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积极的、良性的。而当霸权国家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霸权前景黯淡时，会导致霸权的“权力贴现率”提高，这一时期的霸权国家对短期收益更为看重，它会通过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用货币贬值等手段，从体系内的其他国家获得铸币税，化解内外危机，同时将负担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二战后，美元的几轮贬值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权力贴现率”的变迁是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转变的长远驱动力。因此，单纯探讨美国霸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具有误导性，因为这取决于霸权“权力贴现率”的变迁。
    其次，美元的货币霸权具有较为宽广的权力基础，如果这一权力基础没有受到整体性的削弱，那么局部的冲击难以实质性地撼动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在货币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会获得非对称的收益，而排序较低的国家则可能遭受损失。原则上，一个国家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同时，一个国家的债务也不能过度积累。但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其国际债务也一直在积累。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与国际债务问题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都是巨大的问题，它会影响一国的清偿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因此，当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南美国家等遇到国际债务问题时，其经济就会出现巨大的危机乃至动荡。但是，美国却是例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后，美国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国际收支赤字。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离不开其权力基础，而且这个权力基础不仅仅是金融权力，而更像斯特兰奇所说的结构性权力，它由较多因素支撑。当欧洲、日本持有过多美元的时候，美国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优势，将美元贬值，以转嫁危机。当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价的时候，美国也能利用其自身实力同沙特阿拉伯进行一系列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欧佩克承诺只用美元为石油定价，美国再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优势，让美元回流，同时通过美元贬值，向石油输出国转嫁负担。当伊拉克准备以欧元替代美元作为偿付石油的货币时，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消除了这一威胁。因此，美国享有的货币霸权具有深厚的权力基础，美国庞大的市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等都为美国的货币霸权提供着支撑。在这种权力基础没有被整体性撼动的情况下，美国的货币霸权也难以很快终结。
    最后，一国在经济与安全上的自主性会影响到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收益。“如果想要政治上的自主性，就不要依赖于他国的货币。”而是否依赖于他国货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与安全上的自主性。在国际货币领域，利益在很大程度为大国所攫取：大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提高相对自主性，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其他政治目标，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推动本国金融部门在全世界的利益。霸权国家之所以能从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较多收益，离不开霸权国家在安全上、经济上较强的自主性。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有较强的自主性，坚持发展独立的核武器，建立法国独立的防务，因此，戴高乐总统可以不顾美国的劝阻，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相比而言，联邦德国则因为军事上严重依赖于美国，故不得不持有大量的美元，直至在美元贬值中遭受损失。阿拉伯世界通过石油提价，获得了大量的美元，但是我们也看到，产油国家出现了所谓的“资源诅咒”问题。这些国家国内产业落后，经济上缺少自主性，因此大量美元回流到发达国家。当美元贬值时，这些石油输出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在遭遇几轮美元贬值后，仍严重依赖出口来维系国内的经济，这也是日本这样的“贸易国家”缺少足够的国内市场，进而在国际经济中缺少自主性的表现。日本因一度积累了大量美元，深受美元贬值的危害。可见，如果一国缺少安全与经济上的自主性，当霸权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转嫁危机时，该国就会缺少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