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削平“融资高山”更要构建“制度平地”(张锐；12月12日)

    数十位民营企业家冒着严寒按时到京参加日前由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的座谈会。不出意料，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参会民营企业家的焦点话题。
    民企之难事关发展大局。高层发布“动员令”不到两个月，各种援助与惠及民企的政策频繁与快速落地。一方面，央行推出了信贷、发债、股权融资“三支箭”政策组合，在已增加15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的基础上再增加1500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规模，今年总计3000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大红包”都给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与此同时，央行还创造了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为民企融资服务机构保驾护航；另一方面，银保监会明确提出了未来民企贷款的“一二五”目标，即在新增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3年以后银行业对民企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不仅如此，财政部联合20家机构共同组织发起设立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计划今后3年支持相关担保贷款5000亿元左右。金融财政机构抛向民企的都是携带着真金白银的橄榄枝。
    商业力量与地方政府构成了驰援民企的又一恢弘阵容。全国11家证券公司达成了出资210亿元设立母公司资管计划的意向，最终形成了针对民企的1000亿元规模的资管计划；保险公司设立了纾困民企发债的保险资管产品，由中国人寿设立的首只产品已落地。此外，京、沪、粤、川、皖等10多个省市设立了资金规模不等的纾困专项基金。初步统计，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纾困专项基金规模超过1700亿元，再加上规模不等的资管计划以及保险相关产品，全国民企纾困基金规模逾4000亿元。
    这种集体“总动员”所产生的市场效果有目共睹。比如年底民企融资杠杆微降，债券融资体量有所扩充，民企的焦虑不安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抚。然而，集体性和临时性的外部救助并不会产生制度性与久远性的动能优势，政策导向显然不能满足于短期目标。在帮助民企跨过了“融资的高山”后，政策指向理应转向构建“制度的平地”。
    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观念问题。给民企“输血”还不如让民企能够主动“造血”。为此，必须全力破除束缚民企手脚的各种现实制度壁垒，在秉持“竞争中性”原则的基础上，给民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所有领域所有项目的新增投资与经营都须对民企平等开放，在混合所有制的存量改革中，划定国企向民企出售优质资产的绝对比重，在竞争性股权安排上优先考虑优质民企获得控股权；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企经商环境的常规制度评价机制，围绕与民企密切相关的公司注册、办理建筑许可、获得信贷、纳税、办理破产等方面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建立科学化与系统化的评价标准，借助第三方力量开展经常性的营商环境评价，打造出市场化、法治化的商业热土。
    以创新为导向的金融制度安排，可视为民企融资顺畅化的稳定之锚。一方面，政策层面针对商业银行还存在比较宽阔的放权与赋能空间，包括适度放开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信贷控制额度、允许企业专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纳入小微企业信贷抵押品范畴、适当降低商业银行针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甚至可考虑让商业银行自主决定对民企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另一方面，伴随资本市场的扩容，更多优质民营企业都将登陆A股。因此，必须将维系股市的平稳运行提到战略管理高度，使股市不仅成为民企的融资高地，更成为优化股权结构与释放扩张红利以及提高自身影响力的理想场所。
    无疑，在金融科技创新的同时，打通银行与保险的连接渠道，进而构建常态化风险识别与共担机制，能开拓出金融机构最大限度释放资源配给量能的安全航道。既然民企信用风险程度及相应的抵押资产真伪程度判识难鉴别难，商业银行完全可搭建或借用区块链技术平台，依托区块链技术不可更改、可追踪的独特优势建立具有去风险化与去信任化的KYC（认识你的客户）风险屏蔽机制；另外，即便部分商业银行囿于要素禀赋限制而暂时难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也完全可在银行与保险之间建立信贷风险转移与补偿连接机制。基本框架可以是：保险机构为民企提供信贷保证保险，银行信贷风险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政府财政兜底建立信贷保证保险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分担补偿保险机构经营风险。若经营亏损，则亏损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由保险机构和资金池共同补偿；若盈利，则盈利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注入资金池。
    毋庸置疑，围绕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制度创建，不应仅局限于常规政策配给与优化，还须涵盖民企的诚信修为、自主性行为约束、内控机制创新及公司化的管理制度搭建等核心要素。（载《上海证券报》201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