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周放生：国企改革的基层探索要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国企改革的基层探索要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下）
    本报记者 张一鸣
    中国国有企业历经40年发展，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哪些经验，还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能够为国企改革的再出发提供经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话题独家专访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周放生曾先后在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任职，对国企改革有着颇深的认识。他认为，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是以往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未来首先要肯定基层的探索和创造，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探索和试错，为后期顶层政策的出台，提供实践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在40年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了非常多的标志性事件，比如放权让利、承包制经营、《企业法》的出台、《公司法》的出台、三年脱困、国资委成立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这些顶层设计的出台，对当时及后期的国企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周放生：放权让利时，国企改革刚启动，当时百废待兴，中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要杀出一条血路，需要让企业能够有自主权，企业才有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空间，可以逐渐改善国家经济条件。
    承包制经营的出台，与当时企业发展需要固定资产投入，国家缺乏财政投入有关。借用农村承包制改革的经验，“包字进城”，在国企实行承包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使得企业效率明显提高，政府收入不断增加。企业靠自己创造的利润，进行固定资产投入、推动技术进步、设备更新。
    
    承包制有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提出要用公司制规范，《企业法》《公司法》相继出台。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企业作为纳税主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更加清晰和规范。
    国企三年脱困时，国企大面积亏损，给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政府拿不出更多钱帮助企业脱困。“国企三年脱困”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和困难国企，靠改制分流自救，一方面企业搞活，另一方面减轻政府包袱，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很好的企业制度基础。国资委的成立，正处在经济上升周期，国企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时报：40年国企改革，在地方实践上，有一些积极探索，您认为，这些探索对推动改革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放生：地方的探索在40年国企改革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切改革的创新都来自于地方和企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山东省诸城市大部分企业亏损，陈光作为市委书记，在当地推动股份合作制改革，就是管理层员工持股，取得很好效果，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也引发很大争议。
    一种看法认为是突破，是好的探索，创造很好的经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大逆不道搞私有化。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亲自去诸城调查，在诸城发表讲话，对诸城经验给予肯定。媒体随后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介绍诸城经验，陈光被叫做“陈卖光”。当时还有另外三个地方在推进改革，河北的丰润、四川的宜宾、广东的顺德，这些探索集中在县域经济的中小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员工持股、管理层持股，民营资本进入的改革探索，对全国地方企业和国企改革进行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全国的国企改革起到引领作用。这些探索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为后期制定文件，提供了基础的实践。
    国企改革三年脱困期间，浙江省的很多地方在探索地方国企脱困的办法，创造了两个置换的经验，即产权置换与身份置换。
    产权置换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把国有企业改制为员工持股、管理层持股、民营资本持股的企业，切断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让企业走向市场。身份置换指职工身份的置换，给职工一笔补偿金，切断企业对职工的无限责任，让职工走向市场。浙江经验迅速传到各地，在此基础上各地创造了自己的经验，比如内蒙古的包头和通辽、河北沧州、辽宁沈阳、吉林长春等，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探索，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教训。这些尝试在践行中央“抓大放小”的决定，通过改制把地市及县域的几十万个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并推向市场，几千万的职工随着改制企业走向市场，减少了上千万员工的下岗，保持社会总体上的稳定。
    国企改革再出发，要坚守、继承和发扬过去40年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首先是基层的探索和创造，包括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探索和试错，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不能一刀切，中央给出方向，要给“一企一策”留出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早期的国企改革经历了从“一企一策”到与城市协调发展的过程。当前的国企改革，再次强调“一企一策”，您认为，当前的“一企一策”，应当如何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够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实现与其他改革的配套推进，协调发展？
    周放生：“一企一策”必须坚持，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域，不能一刀切。如何做到“一企一策”，中央政策管方向、管大原则，具体实施，要把权力放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由他们按照中央总的政策文件规定，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央有关部门保留监管职权，不要审批。
    在行业改革和国企改革的协同发展上，行业改革只能是顶层设计，比如是否打破垄断，怎么打破垄断。但即便在行业改革正在推进的背景下，国企改革也可以推进，比如对垄断型国有企业的非垄断部分，可以推行“利润共享”；垄断部分考核成本费用，降低的增量部分，可以用于激励，既可以减少腐败，也可以减少浪费，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员工收入的增加。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区别，却又相互融合的发展历程？新的时期应当如何发挥两者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周放生：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原来只有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时好时坏，抑制了发展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最近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我认为，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所有制恐惧”。
    “所有制恐惧”是人们的意识，看不见摸不着。“所有制恐惧”是“谈民（民营企业）色变”，银行、国企、政府官员都是这种状态，内心深处不敢和民营企业合作，不敢支持，就是怕追责，为了避免被追责、被质疑，干脆不接触、不支持。要消除恐惧，不能随意怀疑，进而扩大化追责，有关部门应当以“文件”形式，解除体制内人员对于与民营企业合作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