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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优税收理论
米尔利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使得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激发了对于最优税收理论研究的热潮，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其中著名的理论有：①拉姆齐法则（Ramsey rule）。在政府不能征课归总税的前提下给出了对不同需求弹性的商品如何征税才能做到效率损失最小的原则。②科利特—黑格法则（Cofiet & Haguerule）。主张对与闲暇呈互补关系的商品应更重地课税，而对与闲暇呈替代关系的商品则应较轻地课税。③最优线性所得税。它的目标是确定合适的边际税率和归总支付，使得社会同时实现合意的收入分配和所得税效率损失的最小化。④最优非线性所得税。主要研究累进所得税税率如何确定，出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考虑，该理论提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不但反对将最高的边际税率定为100%，反而甚至主张将其定为0。⑤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取得重要成就的是阿特金森，他的研究表明，除非作出极为严格的假定，最优的选择还是二者的某种结合，而二者之间如何实现最优的平衡，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合意的平衡取决于税收可及的范围，以及个人的差异程度等。
4.税制选择的理论
税收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必然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税收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纪各国纷纷进行税制改革的原因，而在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关于税制选择的理论也在不断的更新发展。税制选择理论的发展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是传统财政思想框架下的分析，一方面是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的分析。传统财政思想下的税制选择提出了帕累托改善型改革和福利改善型改革（即一项税收改革，应该要么是帕累托改善型的，给所有人都带来福利的增进；就是福利改善型的，受益者的福利大于受损者的福利损失，从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有所提高），并提出了“二者择一定理”。而鉴于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有人的利益会受损，帕累托改善型改革难于实现，提出了最优税收改革的补偿方法（是指政府直接运用补偿的手段消除或减少改革引致的损失，从而在实际上做到帕累托改善）或贯彻实施改革的方法（是指当补偿方法不可行时，应该找到一种贯彻实施税收改革的时间表，从而可以降低改革引致的损失，并使考虑了最优税收改革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并给出了这种福利函数的形式）。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对税制选择的分析基于现实的政治过程展开，大致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在竞争的政治过程之中政治家出于获得最大化政治支持或使政治反对的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最优选择；二是选民在宪法层次进行的选择，旨在针对政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府一味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政策作出事先的防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5.关于逃避税收理论模型
随着社会的进步，纳税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再加上税收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税收征管中的漏洞等因素，使得逃避税收的现象不可避免的频繁发生，这便促使了逃避税收理论研究的发展。最早出版的对逃税的研究之一是1965年Rey对意大利一般销售税的研究，他估计此项税收的收入占GNP大约4%，而逃税的数额约占实际收入的52.46%。他的研究使得政府非常重视对逃避税收的，而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于逃避税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而最早严谨讨论个人逃税政策的理论模型是由阿灵罕姆和桑德莫（Allingham and Sandom）于1972年在《公共经济学杂志》提出的，分析了逃税者的最优决策以及影响逃税的主要因素。随后，关于逃税经济分析获得了不同层面的发展，其中主要集中在逃税对税收收入、福利水平和工作努力的影响，以及针对逃税的政府政策的研究等方面。
（二）信息经济学在财政学中的应用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而且对于公共部门的激励难度比私人部门相比可能更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公共部门效率低下、腐败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信誉，因此，理论界和不同国家的政府纷纷对公共部门的激励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拉丰关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以及在法国国营事业改革中的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公共部门是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看不见的行动模型（委托人与代理人理论）应用于分析选民与政治家、政治家与官僚、官僚与政府采购供应商之间的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并提出了“刺激兼容约束”（该条件的作用是保证有一定的刺激使得代理人没有欺骗行为，也就是代理人真实地表露出已经发生的世界状态）的条件以寻求使得公共部门效率增进的激励措施。另外，根据代理人所扮演的角色，区分了“逆向选择模型”与“信号传递和甄别模型”，来分别对如何克服代理人隐藏为了自身利益隐藏或者想委托人误传信息提出了激励措施，如合同制、垄断市场中的非线性定价、拍卖设计和公共产品的生产等。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
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同意的计算》一书，从而开创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经过阿罗、唐斯、尼斯坎南等人的发展，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关于投票规则的研究，主要是对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中的投票规则的理论模型分析；二是官僚制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对参与公共选择过程的各个角色的政治行为的分析；三是关于寻租理论的发展，主要分析了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干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寻租行为，如通过管制的寻租、通过关税和配额的寻租、政府承包中的寻租以及寻租与政治过程的分析等等；四是公共选择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如政治竞争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宏观经济业绩的分析、对政府支出规模和增长的解释等；五是公共选择理论对再分配的规范分析。
（四）政府预算理论的发展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芬劳（Fenno）和瓦尔达沃斯基（Wildavsky）的努力下，公共预算的理论建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渐进主义学派风靡，一度成为公共预算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当然，与渐进主义学派并存于60年代的，还有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预算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公共预算专家，像鲁宾（Rubin）和勒娄普（Leloup），不满意渐进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对预算的解释，提出了研究公共预算的其他路径——政策过程模型或宏观预算模型。经过了70年的理论建构之后，在公共预算领域至少存在这样一些预算理论：渐进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规范公共财政学派，政策过程模型，新的探索和努力。
渐进预算理论。最初由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这些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主流理论。规范性的渐进预算主要包含三点理论假设：（1）渐进预算理论认为多元主义的决策模式是在竞争的预算要求者中分配资源的最优办法。在渐进主义学派的学者看来，各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政策制定过程允许不同集团的利益输入公共预算。（2）渐进预算理论坚信全面而又理性的预算，对于人类行为和政治而言纯属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像计划规划预算和零基预算那样试图将完全理性引入预算的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3）渐进预算理论对于社会实验中的适度的微调有着一种规范性的偏见，它主张渐进的学习而不是大幅度的信念上的跳跃。在渐进预算理论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主社会的政治代表都遵循适度原则。因此，从渐进主义预算理论角度来说，预算过程不仅实际上是渐进的，而且从规范意义上来讲，也应该是渐进的。
公共选择模型。公共选择的理论家创建的两个最重要的预算模型是，中位投票人模型和尼斯坎南（Niskanen）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前者是一个关于公共产品需求的模型，后者是一个供给的模型。中位投票人定理指出，在简单多数的规则之下，中位投票人的偏好决定了公共产品的均衡产出水平。可见，在中位投票人理论中，预算决策就被转化为中位投票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也许就是由于这些方便之处，自60年代后期起，该模型就已经被广泛用于预测和解释公共产品的需求、公共支出和预算行为了。
政策过程模型。由于对渐进主义预算模型和公共选择的预算模型不满，一些理论家开始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解释预算过程与结果。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当数鲁宾。鲁宾的公共预算模型是一个将宏观预算与微观预算结合在一起的预算模型，它不仅研究预算行动者，而且研究预算过程和环境对于预算决策的影响。在这个预算模型中，预算被分成收入、过程、支出、平衡和执行这5个相互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决策束。在每个决策束中，单个预算行动者的策略、预算过程和预算环境这些因素对预算结果的影响都需要考虑。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公共预算过程的五个主要特点及其影响，它们是环境的开放程度、目标相异的多元行为主体、纳税人与预算决策者的分离程度、预算文件定义公共责任的有效程度以及公共预算受到的各种限制与约束。该模型的特点是聚焦政策，因而实质上是一个预算领域中的政策过程模型。
新的努力和探索。当前，一些学者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公共预算制定与执行中的一些制度安排，例如赋权型预算、专款专用、议会的制度选择及影响、预算执行中的控制选择。史密斯和贝特茨运用委托一代理理论解释了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并用纽约州的预算数据检验了他们从委托一代理理论推出的结论。新制度主义正在成为公共预算的又一新兴研究方法与角度。此外，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公共预算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方法，加深了我们对不同预算体系下的公共预算过程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理解公共预算。但是，该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公共预算中的大部分问题不能仅仅用文化来解释。
（五）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的发展
1.蒂布特（Tiebout）模型及其发展
蒂布特1956年10月在美国《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并没有受到关注，而是直到1969年奥茨的文章《财产税和地方公共支出对财产价值的影响》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对政府间财政关系即联邦财政制度的关注后，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后，蒂布特的“用脚投票”模型得到广泛的引用和发展，而其中大量的文献是致力于评价蒂布特观点的正确性以及蒂布特模型一般化问题，并试图确定其理论上的限制和对进行经验检验。奥茨是第一个重视并试图完善蒂布特的，他关于财产税和地方公共支出对财产价值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蒂布特模型提供了经验验证，从而为蒂布特模型注入了活力。对蒂布特模型极为重视的著名经济学家费雪则全面研究了分区问题，并讨论了“重新分区”和“过度分区”问题。：布鲁斯·汉密尔顿和威廉姆·费雪的分区研究对于蒂布特模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分区限制消除或减轻了“搭便车行为”，从而确保布特模型均衡存在。只有在存在分区限制前提下，利用财产税工具，就可使地方公共服务供处于帕累托有效水平。然而，分区的直接结是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重新分区还可能导致数人合法剥夺少数人利益，这些都是蒂布特模两难问题。还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里茨、布坎南等在不同角度对蒂布特模型进行了评价，这为蒂布特模型的应用和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在近期，更是有许多一些学者将蒂布特模型与公共治理联系起来，从而试图把蒂布特模型进行扩展。例如，约翰·多纳休考察了分权化与蒂布特模型的关系，夏皮罗和罗伯特则试图用蒂布特模型来描述地方公共学校的需求模型，罗戈夫斯基则把蒂布特模型与全球化和治理等联系起来，试图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之间的竞争，看成蒂布特式的“地方”之间的竞争。
2.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1.3上升到了1995年的1.94（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这一普遍性的分权趋势，推动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主要有以下特点：
（1）公共选择视角取代AMS（即由Samuelson（1954，1955）、Musgrave（1959）和Arrow（1970）所构筑的对于公共部门性质的基本理解。根据这一视角，公共部门的职责在于通过恰当的政策手段纠正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市场失灵。它的一个潜在假设就是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会尽一切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视角成为考察公共部门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分权，突出了政府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在AMS视角下，只要居民偏好不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分权关系一旦确定了就不会变化。但在公共选择视角下，即使居民偏好没有变化，但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的各级政府会不断地挑战现有分权规则，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因此，财政分权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利益再分配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间政治权力的配置情况。因此，它体现了政治结构对于财政分权的经济意义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委托代理关系取代职能分割关系，成为考察政府制度设计合理与否的出发点。第二代理论不再将各级政府视作利益一致的整体，因为注意到了政治结构对于分权效果的影响，所以更加强调信息不对称在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核心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委托一代理模型来分析政府间政治关系。运用类似于讨论企业组织结构的方法，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指出，民选的议会代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等之间也构成了各种类型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财政分权的优劣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3）经济增长成为新的与财政分权相关的政策目标。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中，与财政分权相关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三类：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第二代理论则增添了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赋予了财政分权新的政策含义。
四、财政学面临的挑战
尽管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财政学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理论的需求已经超出了现有的一些理论，许多现实的问题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可以提供解决的方法，这便对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也是财政学理论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一）比较财政制度的研究
比较财政学随着西方财政学的引入在我国才逐渐产生的，关于比较财政学的著作和文献并不是很多，其主要人物有厦门大学的邓子基、张馨、杨志勇，北京大学的平新乔、还有财政部财科所的姜维壮等。尽管我国在实行市场化的改革，但是毕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有差别，而西方财政学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如果将其直接应用来解决我国现实中的问题，可能会存在不同层面的问题。而比较财政学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出双方同异之处；二是详细分析和探究中西方差异的根源；三是对西方财政的可资借鉴之处提出看法。所以，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是持有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它的发展对于我国财政学理论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指导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从邓子基1987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比较财政学》后，国内一部分学者对比较财政学的构建做了许多基础性的研究，使得比较财政学取得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寻求解决现实财政问题的方法，通过比较，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会更加清楚。二是探寻比较的逻辑，寻找能一以贯之的比较研究方法。三是为构建一般财政学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点。
来源：《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