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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 要：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发生了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从过去过度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向以大城市建设为中心、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新型城镇体系转变。本文认为，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城市化只能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工业化，城市群，新型城镇体系，非农就业
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调整。1996年以后，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发展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且从单纯的外延扩张，向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的双向增长模式转变。城市化驱动结构的转换使中国进入多元驱动时期；服务业驱动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并且将取代工业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源和驱动力。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从过去过度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向以大城市建设为中心、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新型城镇体系转变。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使城市（圈）群的形成与发展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城市化内涵的转变
1949年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到城市大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步伐加快。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采取农村突变式的逆向空间开发模式，通过发展小城镇，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带动式的顺向空间开发模式越来越明显，城市通过发挥集聚与辐射作用大大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由单纯的外延扩张，向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的双向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城市化内涵的转变主要表现为：城市化由人口流动转向功能提升，强调城市作为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别是关注经济能量的聚集度和对区域的辐射力。这一时期，城市所承担的主要功能与任务包括：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新一轮财富积累的基本动力；信息时代“五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交汇的网络节点；培育科技竞争力的创新源头；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先导中心；实现可持续目标的操作关键。
具体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很高的同质性。首先，中国城市化道路具有“城镇化”性质。城市化将镇纳入其中，所以称为“城镇化”。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率迅速提高。其次，中国城镇化呈现“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态势。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城市的发展格局是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能够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再次，中国城镇化采取“差别化”的区域布局。东部主要体现为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主要体现为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结合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西部则主要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最后，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为实现城镇化目标，着力促使城镇化从政府推动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变。中国一方面，打破城乡人口管理的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另一方面，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城镇化”的性质和倾向。
另外，中国实行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策略，长期影响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格局，其弊端日益明显，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变革节点。有研究认为，1949年以后，“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当发展中小城市，积极鼓励小城镇的发展”的政策，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建设城镇而不是城市上，这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必须从消极限制大中型城市发展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
首先，从集聚经济的规模净收益来看：低于10万人的城市规模基本没有正的规模收益；规模在100万-400万人区间时，净规模收益约占城市GDP的17%以上，最大一点出现在200万人左右；超过1200万人，规模收益又变成负值。总的来看，在10万-1000万人这个规模区间的城市，都或多或少有净的规模收益，同时，大致在100万-400万人这个区间的净规模收益最大。
其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城市规模越大，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均GDP越高，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会随着上升。而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比例越高，政府所面临的外部成本负担就越重。因而，从这一指标来看，最差的是5万人以内的小城市；其次差的是5万-20万人的城市；大于50万人和大于200万人的城市较好；而成本最低的是100万-200万人这个规模区间的城市。
再次，从用地来看，（特）大城市人均用地约60平方米，中等城市人均用地约75平方米，小城市的人均用地约100平方米，小城镇和小集镇的人均用地约450-550平方米。据此推算：以发展小城镇和小集镇的方式从农村转移4亿人，所需消耗的土地将会达到20万平方公里，即0.2亿公顷耕地；以转移到大城市的方式进行安置，则只需3万平方公里土地，合耕地为300万公顷，同比减少土地损耗1.7亿公顷。
最后，从城市人口来看，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36%，全国有1／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包括了全国600多个城市和将近2万个小城镇，镇的规模平均不到1万人。在中国4亿多城镇人门中，有将近2亿人住在镇上，真正的城市人口只有2亿多人。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城市数量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7.3%提高到45.68%。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从1949年的10个，发展到2008年的1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GDP占全国62%。其中只有77.8%的非农人口能够享受到城市人口的各项社会保障，而余下的22.2%（约1.3亿人）虽然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相关福利。
二、促进中国城市发展驱动力的变动趋势
由于受到“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当发展中小城市，积极鼓励小城镇的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国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建设中小城镇上，从而导致了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影响，而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够显著。
2.1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变动趋势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呈现高度密切的关系。特别是，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30%的阈值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入到调整期：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从主要受经济发展推动向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互动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到受城市化与工业化双引擎驱动新时期。
通过对改革开放后26年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进行断点检验。结果显示：在1986年出现了明显的断点，F统计值为2.08，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的统计值，表明1986年之前与之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在1984年对农村实行的“离土不离乡”政策，以及对沿海城市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密切相关。这两项重要政策均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提出，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效应在1986年左右开始显现，从而引起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的转折。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在契合度方面存在着比较弱的相关性；城市化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一些学者采用“人均GDP（GDPP）”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关系”两个指标，研究了118个国家或地区在1965-2005年40年间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按照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划分为4种类型：一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的高级协调型；二是发展中国家居多的城市化过渡型和低级协调型；三是城市化滞后型。中国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也较低的低级协调型（见表1）。
从阶段性来看，可以进一步将我国1965-2005年间的演变路径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改革开放以前（1965-1975年），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都非常缓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下降，城市化水平下降更为剧烈，两者之比达到1：1.91。第二，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期（1975-1995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得到稳步提升。1975-1985年，城市化的增速快于经济发展，约1.72倍，主要原因在于弥补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化滞后的状况；1985-1995年，城市化的增速略慢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快于城市化1.32倍。第三，1995-2005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95年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极大的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的6.87倍。其中，1995-200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最初的29.04%达到40.53%，期间年均递增1.43%。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急速发展的时期。
从长期关系上来看，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长期存在均衡的关系，但是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上，而城市化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1978-2002年的历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利用回归方程：
log（URB）＝1.748+0.204×log（RGDP）（式中，URB为全国城市化水平；RGDP为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相关系数达0.94，1%水平显著，表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1978年以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影响。主要原因包括：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1978年后的快速上升带有一定的自身恢复性特征；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起城市化水平提高；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导致城市的扩散效应和辐射能力不强，溢出效应较差；市场分割使城市化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不明显，导致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推动效应不够强劲等。
2.2中国城市化动力因素的变化趋势
钱纳里（H.Chenery）和赛尔奎因（M.Syrquin）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推进，并不是狭隘的局限于同比例、等速度发展，而是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二者有一合理的协调系数。有研究认为，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比值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又有研究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是工业化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进程。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总是随着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变化而变动。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纺织、服装等主导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短，产业联系不紧密，城市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空间形态呈“点”状结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主导产业转变为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品深加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依存度提高，集聚效应表现较为突出，城市规模日益增长，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空间形态也呈“带”状结构。到工业化后期，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都得到极大发展，价值链管理与产品内分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这时城市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全球城市的地理分布，“大集中、小分散”，空间形态呈“网”状结构，城市（群脉）连绵带得到发展。
同时，随着空间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程与人口区域分布格局也相应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就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明：农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离开农业的劳动力将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集聚的城市；其中工业（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呈现倒U型的变动趋势，上升到30%-40%就会陷入停滞，然后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比重又呈现下降的趋势；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与农业正好相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在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的发展将主要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与NU比（N＝非农化率）而言，IU比最开始大于1，但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的提高，IU比逐步降低。
从发展趋势来看，城市发展动力的重心也由工业变为服务业，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会被第三产业所吸收。综合三个反映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一般模式，当非农产值比重高于70%，农业产值比重低于30%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一阶段；当非农产值比重超过80%，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20%以下，这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二二阶段；当非农产值比重进一步上升到90%以上，农业产值比重不足10%时，工业化就处于后期阶段或基本实现阶段。一般情况下，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段落在前期（30%-50%之间）还是后期（50%-70%之间），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
从美国、日本等国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性高于与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来分析，中国城市化在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以后，会对第三产业产生越来越多的依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结论表明：从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看，城市化率上升，一开始与增加值比重、就业上升基本同步，但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城市化率上升主要与就业结构变动相联系，而且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联系更为密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促进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因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之中：1984年以后，中国以轻工业发展为主推动城市化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现为初步协调关系；90年代中期，随着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城市化开始推动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也进入到一个较高阶段。但是，由于大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等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推动效应不够显著。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基本原因，在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时，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非农就业的增长及其比重的提升。因而，服务业比重过低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主体已经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驱动模式出现了新的动向，城市化从工业驱动为主向非农产业发展驱动转变，由单因素驱动向多元驱动转换。与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较高，并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特别是，基于价值链的产品内分工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就业比重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非农就业比重上升的主要增长点只能依靠服务业的迅速扩张。
1980年，中国经济发展增长轴心形成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浪潮。1979-1988年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2.8%，轻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5%，而重工业产值平均增长仅10.9%，消费品需求尤其是耐用消费品需求是推动这一工业化浪潮的主要力量。中国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生活必需品消费热潮，中期的以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末期的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兴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旺盛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拉动了投资需求扩张。1984-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5倍。从投资结构来看，大部分投资集中于轻加工业领域，致使轻加工行业的生产能力急剧扩张。在以轻纺工业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经济高速增长。
90年代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结构态势是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主导的产业关联带动型的发展。在产业投资结构中，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上升。199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不断加快。这几类产品在1992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高速增长，反映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此为契机，“中国经济增长轴心发生转移，形成了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可以说，90年代的重工业化态势是以中国城市化发展为背景的，是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