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摘 要：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高压，加速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裂变，里应外合“扳倒中国”已不是杞人忧天。在当今社会，有人试图在中国引入于国际社会早已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磨刀霍霍，要对国民经济的核心(金融)实现自由化，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核心裂变，基础动摇，中国经济安全遭遇空前威胁。
    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在遏制中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推动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地进行融冰之旅，开启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的大门，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先机。由邓小平、陈云等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者，在新中国坚实的建设成就上，积极推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实力稳步提高，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
    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美国的战略疏忽有很大的关联。30年来，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美国不经意间，中国已发展状大为“世界老二”的位置。而与此同时，美国或忙于美苏两极争霸(第一个十年)；或沉醉冷战胜利，消化冷战影响(第二个十年)；或积极致力于反恐战争(第三个十年)。美国民间机构、著名学者、政府部门乃至国际组织纷纷预测，中美之间照此势头延续下去，中国或将在2019年，最迟也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同时，中国会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外交、军事实力，如此以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被中国替代。习惯于老大的美国终于按捺不住了，于是便有“重返亚太”，战略东移，在中国周边、国内策动一系列事件，一时间让中国以及相关国家寝食难安。
    其实，多年来，美国对华一直实施“接触”加“遏制”的两手策略，通常在美国国内压力舒缓时，“接触”就多一些；国内压力紧张时，“遏制”就多一些。如今，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在社会危机延烧下，美国急于向外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在中东、北非等世界其他地区已无明显强敌(多半出于美国主观臆断)后，美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不断加强对华西化、分化、弱化、驯化甚至奴化的攻势，利用其强大政治、外交、军事力量外压中国。与此同时，利用多年来精心培育、在华潜伏的同盟军，里应外合扳倒中国(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语)。
    比如在财政金融安全方面，早有独具慧眼的学者尖锐指出，中国经济正“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其中的伤与毁主要来源于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利用专业特长，树立专业壁垒，欺上(决策者)瞒下(普通大众)，内引(权贵)外联(华尔街)，将巨额外汇储备廉价(实际亏本)供美国使用，廉价出售国有银行股份，为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攻城略地提供各种便利与掩护。多年来，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往往不到总收益的5%)，而不惜将巨额利润奉送给西方、奉送给华尔街，使得国家金融资产、储户资产(长期负利率)、散户股民资产陷入持续而巨大损失，对国家利益、中产阶层利益构成持久而严重威胁。当今中国经济乱象——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实体经济萎缩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
    二、中国最大的危机在思想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放言，中国这个只会代工制造，出口低端产品，输不出思想的国家，没有崛起可言。其实，多年来，中国非但不能输出思想，简直就是西方思想的黑洞。尤其是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全力遏阻中国之际，中国一部分人士就抛出他们的主张“你把美国当敌人，美国真的就是你的敌人”，“中国门口已经没有狼外婆了”，“如果得出结论，现在美国在准备全面围阻中国，那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美国新战略根本没有针对中国的意思”。这些人的逻辑是，视而不见等于不存在。这部分人乍看只是一些帮腔文人，至多是“吃了人家口软”者。还有一部分可不是这样，他们早就成为积极的行动主义者，积极架设“中美关系的桥梁”，帮助美国资本在中国攻城略地。
    近来，某国际金融组织发布一个报告，在“大众利益”、“环境保护”等靓丽包装下，核心指向就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报告建议，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行业垄断，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的壁垒，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报告认为，改革须包括推进银行系统的商业化，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深化资本市场，进一步建立独立的、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来支持中国的金融部门最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未来20年的金融部门改革应该是果断、全面和配套的改革，按照一个合理排序的路线图推进。一个优先重点是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利率的自由化。
    其实，该报告给中国开出的“良方”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其所一贯秉持的“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以洛克菲勒支持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义，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在华盛顿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的、就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的“正确”政策所达成的共识。所谓“共识”，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派(“芝加哥男孩”)在拉美推行的“休克疗法”的系统化、标准化。这一政策最终将拉美推进了金融动荡、经济低迷、社会涣散、政治分裂的糟糕境地。而且，因实施“华盛顿共识”而陷入糟糕境地的不只是拉美，还有苏东、东南亚、非洲等诸多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左派，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归类为西方的新殖民主义。
    可悲的是，当今中国所遭遇的不只是西方向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而是一批所谓的中国社会精英，他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给自己套上了“华盛顿共识”之枷，在中国推行“自我殖民”：中国还要做30年衬衫，这个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应当积极主动扮演“利益攸关方”的角色；“中美国”合乎中国利益；中美同舟共济；……
    三、中国最急迫的经济安全隐患在核心、在基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健康的金融可以有效地配置资金资源，为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服务，增加经济效率与活力。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的情势下，金融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历史一再表明，金融危机不仅可以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还可以引发政治危机，乃至国家危机。90年代初的苏联、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等国，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由金融危机而逐步陷入国家危机。
    近些年来，中国的某些金融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代言人与国际垄断资本内外联合，在金融深化、扩大开放的旗帜下，不断将中国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变为其提款机。三大评级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进入，人民币升值，QFII与QDII的启动，股指期货与A股国际版的推出，等等，哪一个不是在跨国垄断资本游说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实施的。今天，更是明火执仗要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纳入它们的盘中餐。
    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很显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国有企业，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就是破坏国家的根本制度。破坏、违背宪法者，理应得到法律制裁。
    多年来，国际垄断资本进入中国，遭遇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以及地方大中型国企的激烈与有效抵抗。实践表明，凡是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经济安全就有保障；凡是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的行业，经济安全状况令人堪忧。因此，除掉国企是国际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实施的是包括外交、军事、经济等一组政策，在经济领域，重点包括满足盎格鲁系的军工利益集团的要求，遏制、肢解中国的国有企业，消除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满足其金融利益集团的要求，施压中国不断扩大与深化的金融开放，由此进一步操纵中国金融市场，谋取巨额投机利润。于是，中美两国“同盟军”携起手来，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上，演绎了清晰、流畅、近乎完美的配合。
    首先是制造国有企业的坏名声。近几年来，一些门户网站(大多数在境外上市，且近乎都有境外机构投资者)及某报系(或多或少都与国际垄断资本有着某种联系)经常不顾事实，肆意歪曲、丑化、攻击国有企业。明明跨国企业垄断胜过国有企业主导，却有选择地渲染国有垄断，而且只要是垄断就是应该被唾弃，全然不顾垄断有积极合理的一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常态，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常态。国有企业明明为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人民福利贡献巨大(各行各业、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却造谣中伤为无益国家、伤害社会，因此必须消除。它们一贯无视太阳的光辉，而对太阳的黑子无限放大、夸大，而且即便这些黑子，恰恰就是国企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国有企业即便要改革，也是更加社会化、人民化，而不是相反——市场化、私有化。
    其次是积极推进削弱、消灭国有企业的行动。美国高调抛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实施所谓“白金标准”，包括严格约束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2011年10月，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分析》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经济威力，国有企业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近乎吹响向中国国有企业发起总攻的号角。2012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在其刊登的《美国将打击目标对准中国企业》一文中指出，“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一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这些企业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竞争中正对美国公司造成沉重打击。”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才使得美国要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波私有化，后来回看，非常诡异，一些改革者们甚至不惜用“政策性破产”(依照某种政策安排，即便经营绩效良好的国有企业，也要强制破产)的荒唐逻辑与政策，肆意破坏国有企业，为私人资本与权贵资本、最终为跨国资本在华扩张铺路。郎咸平先生的《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清晰地透视了私人资本侵吞国家财富的冰山一角。
    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曾说，“除了中国，没什么地方还对(自由)资本主义感兴趣了”。自由主义，讲求个体理性，追求个体收益最大化，是资本的逻辑，是殖民主义的逻辑，具有强烈的离散力，是共同体的大敌，是民族团结的大敌，是主权国家的大敌。当初的大英帝国，以自由主义建立帝国，但是也是因自由主义而分崩离析。北美13个殖民地，羽毛丰满，便寻求独立，反戈一击，帝国的溃散由此开始。今天，美国搞新自由主义，搞出了“次贷危机”，搞出了“99%vs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由此敲响了金融资本主义的丧钟，驱使美利坚帝国步入衰败的滑道。如今，一群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的教条者，不识时务，将“华盛顿共识”这一自由主义中的沉渣在中国泛起，试图再一次将国家财富转入他们自己的腰包，将不法利益合法化。这种违背宪法、损害国家利益、忤逆历史潮流、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行为，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抵制与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