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推动广东产业升级转型——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广东省经济总量达7.28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一，GDP增速为8.0%。从这些经济数据中，我们能够解读到哪些信息？广东社会经济转型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国今后经济良性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与经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长期奔波在广东各地调研，关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本报记者就广东社会经济转型的相关问题采访了王珺。 
    广东经济转型仍在探索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广东对外开放程度又较高的情况下，广东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那么，广东主要靠什么取得这样的成绩？
    王珺：这里仅从产业转型升级角度看，我以为，这几年来，经过不断的对新产业与新组合方式的培育，广东已在新旧动能转换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体以工业部门为例，从产出的指标看，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了2.3%，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了8.9%。广东省这两个指标分别增长了8.2%和9.8%。从投资角度看，全国工业投资增长了7.7%，其中工业民间投资增长了9.3%，广东省这两个指标分别增长了20.8%和19.9%。这些数据显示，在工业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广东省工业投资增长率能快于全国13个百分点以上且民间投资活跃，这与几年来创新带动的新产业与新组合方式，如互联网快速成长紧密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广东近年来在做有关产业升级的努力，或者用官方的表达“腾笼换鸟”。那么，什么是“新鸟”？“新鸟”从哪里来？
    王珺：“新鸟”就是适应时代发展与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需要的、在未来具有竞争力的新项目、新产业与新组合方式。“新鸟”，一是靠引进，二是靠自主创新。就引进来说，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后，当跨国公司等外商投资进入有所放缓后，广东引进了相当一部分规模较大、技术实力较强的央企，如生物医药、重型装备制造业、航运设备以及电子设备等，这是很重要的，但还是不够。因为，在一些成熟产业中，国内外相关技术的差距已大幅度缩小，引进空间日益有限。于是，在2012年后，自主创新对持续发展的动力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2015年，广东在创新发展战略中先走一步，诸如孵化器，高水平大学建设，广东省科学院重组以及推动作为创新发展“牛鼻子”的高新企业发展，促进科技链、产业链与资金链融合，使资源流入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营造“双创”环境等。实际上，这都是近几年来持续努力的结果。
    不能忽视传统产业创新升级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2月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全中国城市创新指数”，深圳与北京成为中国创新的南北两极，而整个“珠三角”创新指数也形成“中心—外围”的区域分布特征。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您认为是不是意味着发展差距的拉大？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创新有何区别？
    王珺：理解这个问题要从城市的聚集与扩散机制入手。为什么会形成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聚集差异，这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比如，像北京、上海、深圳与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都在1.5以上，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是1左右或在1以下。显然，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是远大于人口流出的，而二三线城市中的一部分城市是人口流入与流出平衡，甚至有许多城市是流入小于流出的，这表明人口向一线城市的聚集。
    相对来说，进入一线城市的高素质劳动力会更多一些，因为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就会吸引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流入一线城市。高素质劳动力在一线城市的聚集，使其比二三线城市具备更多的创新资源与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线城市，人口密度明显高于二三线城市，进而造成一线城市的地价更高。在高地价下，一些占地较多的制造业生产环节就不得不外迁，这就会形成中心区以营销与研发等环节为主，而周边地区以生产制造为主的空间分工格局。比如说，大疆科技公司在深圳进行无人机的研发与设计，而生产放在东莞松山湖。当然，这不能简单用“中心—外围”框架来理解，因为经济活动环节放在不同地区的空间分布并不一定会拉大两地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这是与传统理论中所说的“中心—外围”逻辑不同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依托于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并不会均匀分布，因为这种聚集特征已说明了这一点。
    必须指出的是，创新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大城市往往以多样化创新为主，而中小城市可能会依托具有优势的资源以专业化创新为主。揭阳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揭阳市在广东可能连二线城市都算不上，工业以生产不锈钢产品为主。通过与德国中小企业协会的合作，吸引了大量的德国相关企业流入，改进了生产技术与设备，不仅餐具生产的质量明显提高，而且也极大拓展了产品种类。这就是基于专业化的创新。
    开放依然是促进体制改革的推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政府在一系列创新发展中的角色？政府在一般性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与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王珺：依我的理解，在一般性经济活动中，政府主要是扮演一个便利的、可预期的法治化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供者的角色，这涉及降低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成本，企业与行政部门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相互打交道的成本以及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然而，在创新活动中，政府仅提供这种角色是不够的，因为创新作为一种不确定的投资活动，不可能仅靠市场来激励行动主体进行巨大投资。否则，就会出现经济主体的创新投入不足。为了激励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政府需要分担一部分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风险与代价，这包括搭建一些孵化平台，给予一些项目贴息优惠等。可见，在创新活动中的政府与在一般性经济活动的政府行为是不一样的，其中，创新活动中的政府角色要比一般性经济活动中的政府角色更复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新一轮改革开放，您怎么理解？
    王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在国内外存在着较大技术与经济发展差距背景下提出的，当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一些。在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许多产业都处在技术成熟阶段，但在国内仍处于新兴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加快发展，就需要大力引进资金与先进技术，这决定了这一轮的改革开放主要通过自身的优势扩大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以及吸引外资为重点。到了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世界平均水平的80%左右。随着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构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从以发达国家为重心扩大到广泛的发展中国家，诸如“一带一路”就扩含了63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引进为主转向以引进与“走出去”并重，其中更注重“走出去”发展；从以按既定的贸易规则开展交易活动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行业规则制定，并在许多国际组织中增强话语权与影响力等。所以，新一轮开放与30多年前的开放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过去几十年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走过来的，那么，在未来，开放依然是促进体制改革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