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中国经验惠及全球

    G20杭州峰会公报概括的包容与联动式发展成果内容丰富，开创性地将G20机制塑造为一种内涵全面的全球发展机制；包容性发展强调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取得普惠性发展成果，并将公正合理置于全球发展治理机制的核心；联动式发展强调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各区域和国家层次之间的合作、互通和关联，强调世界经济与全球发展中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峰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其重要原因在于，杭州峰会背后有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中国经验”作支撑。
    以贸易和投资促进发展。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中面临资金短缺、技术短缺和国际市场短缺的问题，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借助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有效地吸收和利用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资金、技术和贸易市场，使自身获得更快发展。
    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实现发展的先行步骤。基础设施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基础设施制约瓶颈不断松绑、国内大规模投资和经济不断成长的过程。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正效应。在能源领域，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的电力生产能力增长了11.6倍，发电量供给增长了11.8倍；在交通领域，中国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实现了快速发展，铁路营业里程增长了50.9%，公路里程增长了3倍，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增长了17.9倍，主要沿海港口年货物吞吐量增长了11.5倍；在通信领域，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的通信基础网络，全国固定电话用户和局用交换机容量分别增长了189倍和125倍，移动通信和宽带网络规模都居世界第一。自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要性，并结合中国经验将之确定为对外合作和经济援助最为务实的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一带一路”构想等更是中国以自身发展经验主动为世界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式创新增长”。在中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式创新增长”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首先表现为在技术短缺的条件下，对外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成为弥补“技术短缺”的最重要创新发展渠道，对外贸易、外来投资以及由此带动的工业化进程是中国发展中最重要的创新性增长来源；其次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创新和以“互联网+”为核心内容的新工业革命和智能产业的崛起，成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扬长避短、实现创新的新兴经济增长点；再次是以自身发展面临的结构问题为牵引，积极探寻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方式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并在近30年来的发展中成为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议程。
    “中国式计划和执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党和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贯彻执行和评估督查规划任务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备有效的发展经验。中国在发展中形成的“五年计划”与中长期规划和战略目标制定的经验，以及督查和考核任务完成的硬约束制度等，都给今天的全球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当然，看到重大成果的同时，也还要检视其中可能存在的短板和阻碍因素。
    G20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以将各项任务目标分解落实到贸易投资等各个部门和工作组的任务议程之中，而非仅仅在发展工作组予以推进。发展工作组在机制设置上属于G20协调人渠道下的一个单独工作组，其影响力与协调力相对有限，而近年来该工作组取得成果较大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与营养、侨汇和普惠金融等领域，与其他工作组议题相关性和交叉性强，在措施制定和推进方面需要进一步协调。因此，发展工作组需要提高层级设置以便发挥其应有的协调和推进功能。
    G20需要更为严谨的发展评估机制。G20发展议题的国家行动方案评估强调非比较功能和成员的自愿性，与联合国大多数发展议程的评估机制相比较为松懈。再加上其强调的国别方案依据自身情况确立自身优先发展领域，自行选择政策指标，就执行结果的评估可以自行开展“自我量化评估”，以及针对不同的成员执行各项指标仅要求反映各自行动进程的“仪表盘”指示和解读方法等，这些都使得发展领域的国别行动方案仅具有展示作用，而很难具有督促效应。G20要想在发展议题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应将联合国内有关发展议程的评估机制适当引入。
    G20应该在成员间拓展更多的发展授权。G20的多项发展机制阐明，成员可依据自身情况选择优先领域制定国别行动方案，这客观说明了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议题上具有不同优势，G20发展机制可以就某一具体发展议题建立起激励机制或进行某种形式的授权，以鼓励相关国家依据自身的发展优势，推动和引领相关领域的发展进程。比如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贫困和普及基础教育等领域具有更为充足的经验和能力，G20可鼓励中国在G20平台上组织和召集相关领域的论坛、推进委员会、全球研究和推广中心等，以发挥各个国家特定优势，推进相关领域的治理进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