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勃：在补短板实践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令人向往的未来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使我们这座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更文明、更有温度。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必须以“新作为”持续推进城市从管理向治理的根本转变。
    不断推进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应当说，精细化管理不只是面对难题的暂时应对策略，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内容。作为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长期目标，有效而持续的精细化治理不是单靠几个政策和几个项目可以一蹴而就的。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个复杂和完整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系统思考和设计。换言之，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努力，要进行不断地演进。
    通过问题导向型的政策设计，相关部门集中管理资源，有的放矢地解决城市治理难题，能够使治理行为更加具有针对性。例如细分管理单元，将管理单位进一步落实到“管理单元”和“管理网格”，确保管理资源的有效投入和绩效产出；通过更加细致的“微机制”“微组织”“微平台”，实现更加细致入微的治理行为。又如前移管理重心，推动行政权力向基层下放；管理资源下沉，人财物等管理要素尽量投放到城市管理的基层前端。再如项目化治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成为重要的管理策略，针对市容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安全监控等问题，进行项目化的强化治理。这些年我们聚焦影响城市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持续用力补短板，在补短板实践中提升治理能力，市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以创新构建高效的体制机制
    率先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必须牢牢把握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机制创新。
    现代城市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光谱系列，各色人等，形形色色；“情、理、法”等诸多因素相互纠葛；城市治理还必须追求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多元目标。相对于高难度的治理任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以治理机制自身的复杂化对应治理环境的复杂化。
    复杂化的治理机制，首先就表现在复合型的政策选择和多元化的政策风格。针对不同的治理领域和情势变化，复杂治理机制拥有多项政策菜单可供选择，包括属于行政范畴的政策，依靠社会志愿参与的志愿型政策，以及混合了管制和市场因素的混合型政策。用不同的政策钥匙，开启不同的治理难题，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更为精准地实现治理目标。公共政策的研究还发现，多元主体参与的水平越高，治理体系的政策选择就越多，治理行为则更加精细精准。
    因此，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和居民自治，强化郊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加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要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管理创新，坚持眼睛向下，一切围绕基层转，主动适应，更好服务街镇、村居的新变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权更多下沉街镇社区，让基层有更多精力、更多力量、更多资源做好服务管理。
    寻找精细化治理的文化支撑
    从靶向明确的政策设计到复杂化的治理机制，均属有形的精细化。要确保创新的可持续和可复制，需要将精细化之魂逐渐沉淀到治理文化的层面。
    现代化要求公共治理以量化数据为基础进行科学管理，即所谓“数目字”管理模式。构建精细化治理文化，应当高度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例如“工匠文化”和“精致文化”。“工匠文化”和“精致文化”是一种精神和态度，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追求卓越和极致。“工匠文化”和“精致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并有机地结合到当前的精细化治理实践之中，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战略命题。
    寻找精细化治理的内在文化支撑，要求我们挖掘蕴含在社会之中的精细化元素。社会不仅是治理对象，也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帮手。成熟社会具有自我调整、自我救济和自我修复的机制，在处理一些结构性、复杂性、争议性难题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公共治理的任务应当是积极培育社会、修复社会功能，使社会那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动起来。
    精细化文化对治理演化的支撑是全方位的。在微观层面，可以使治理主体加强自我约束，在行动中充分贯彻精细化理念；在中观层面，可以帮助精细化工作机制和平台的有效运行和扩展，避免制度和行为之间的背离；在宏观层面，有利于培养尊重社会、敬畏苍生的理性治理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城也是如此。
    城市治理走向精细化要历经政策、机制和文化的三重境界。努力把城市管理好、建设好，需要不断提升境界，提高“治理站位”。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