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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 要】文章运用“协调系数”和“标准差椭圆”模型，测度1998～2015年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在时间序列上，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总体上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经济结构逐渐趋于健康化、协调化；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协调性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低，尤其是西南部、西北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问题突出，说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由标准差椭圆模型各参数的变化特征可以判断出，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完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区域。文章最后提出了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协调系数 标准差椭圆 时空演变
【作 者】单良，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张涛，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
【期刊责任编辑】朱犁
【文摘】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与深化，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思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将进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劳动力在生产部门间的快速流转，引起了就业结构的相应转变。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双重转型的关键时期，剖析全国及各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特征，测度二者的协调性，把握其时空演变过程，既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状况，又能为今后制定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远景目标打好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景跃军、张昀运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第一、第三产业的就业与产值显著相关，第二产业就业与产值相关性较弱；部分学者以国内某一地区为例，发现就业结构与第一产业相关性显著，与第二、第三产业相关性较弱且不稳定；梳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虽然有助于了解产业转型对就业的影响，但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两者的协调程度。张桂文、孙亚南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得出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与产业结构演进的耦合程度不够理想，但没有突出就业结构的概念。多数学者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考察仍停留在时间序列上，没有将研究结果进行空间探索，并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侧重于分析二者的匹配度。王波和甄峰、沈体雁等和劳昕等虽然从微观尺度上对不同地区的就业密度分布做了空间分析，但没有围绕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问题展开研究。沙勇、郭洁对京津冀地区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特征进行了探讨，但关注的重点是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分布特征的影响作用。焦新颖等虽然总结了北京都市区的产业结构演进空间分异规律及特征，但并未对就业结构做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总之，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研究已有较多，但多数研究以经济学、人口学理论为基础，侧重时间序列的分析，基于空间视角、运用空间统计方法描述和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时空演变过程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首先，以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协调系数测算方法为基础，测度1998～2015年全国及31个省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其次，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运用ArcGIS软件对各地区的协调系数演变特征进行可视化表达；最后，采用空间统计方法诠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的空间格局与动态演变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1）1998～2015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都经历着与经济社会转变相适应的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总体上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尤其是2003年以后，即“十五”规划后期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期间，全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稳步提高，反映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状态逐渐趋于健康和协调。（2）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水平存在地域性差异，即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低，尤其是西南部、西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表明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依然存在，中西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调整。（3）标准差椭圆的重心、展布范围、形状和方向等一系列参数的变化特征，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方向，即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完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经济格局演变的主要区域。综上所述，推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按照一般规律，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工业低技能人员向服务业部门转移是就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形式，但各地产业发展状况、吸纳能力差别很大，同时，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传统就业岗位将会进一步受到冲击（张车伟等，2017）。因此，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应结合实际、注重实效，既要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保障其在各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又要根据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调整战略，实现劳动力就业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协同演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打破城乡壁垒，保障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成为阻碍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转移的主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该政策无疑给农民吃了“定心丸”，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后顾之忧。下一步完善劳动力技能培训政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将成为推动中西部劳动力向各产业自由流动的重要举措。
第二，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地区发展的产业路径。政府应积极推动“三农”工作，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同时根据区域内的资源禀赋条件，切实推行乡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建设，扩大农业经营范围，如发展具有西北黄土高原特色和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特色的乡村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业。借鉴“沪皖加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领域对接”的合作模式，寻求能够带动当地农业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加快西部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协调发展。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中，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建设一批能够突出地方特色的轻工业，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将轻工业产品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加强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聚集作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重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聚集在周边县域范围内，形成由“劳动力优势”向“生产力优势”的转变。另外，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中小型企业落户人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转变同步进行、无缝对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服务业领域，应着力打造全域网络化、类型多样化的现代服务业产品，将低效率、低附加值、低就业拉动的基础性服务产业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打造具有带动力、创新性、能够突破地域限制的现代服务产业，深入挖掘产业内部的纵向关联作用，最大程度地扩大就业，实现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