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地级市为样本

        [原文标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作者简介]孙学涛，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振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广胜，辽宁大学商学院。 
    [期刊责任编辑]陈永清 
      
    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2016年城市经济占中国经济的70.24%。城市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2年以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同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2013年至2016年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下降到8.85%、7.06%、5.99%和6.16%，同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到7%左右。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城市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城市经济长期增长是由劳动投入、物质资本积累和外生的技术进步所决定的，索洛模型提出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根据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推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只有增加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或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在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产能过剩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背景下，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国际贸易顺差和劳动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发展中国城市经济的根本。高凌云和余静文等认为高房价、进出口自由化和研发投入等促进了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王德祥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负，因此需要为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寻找新的源泉。张广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着结构红利效应，即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中国城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学术界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的争议。张广胜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促进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Peneder M.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要素在不同部门（或者地区）之间流动，根据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要素之间的流动必然会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或者地区）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或者地区）。要素在不同部门（或者地区）之间的流动必然会提高经济体整体的生产效率，这种效率的提升被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时这种效率的提升并不是由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引起的。Bosworth和张军采用不同地区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要素在不同部门（或者地区）之间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而吕铁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不会影响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Fagerberg采用相关数据证实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不明显，Parteka还发现产业结构调整还会抑制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即产生“结构性减速”的困境。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截然相反的结论，本文认为现有文献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变量选择问题，现有文献主要针对产业结构某个方面研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缺乏从产业结构的不同方面研究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二是样本选择问题，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没有将样本进一步细分到地级城市；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差异，现有的研究主要在RDM模型基础上测度全要素生产率，但方向性距离函数可能出现无解的情况；四是模型选择的问题，现有文献无法将空间误差项和空间滞后项涵盖在同一个模型内。   
    对于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本文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第一，产业结构指标选择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产业结构高级化，少有文献关注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并把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引入到空间计量模型内；第二，样本选择方面，由于地级城市之间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差异较大，本文的研究主体为中国地级城市，尝试从地级城市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三，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面，在直接距离函数的基础上引入Meta-RDM模型，利用Meta-Malmquist指数重新测度中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第四，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方面，采用空间SARAR（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with Spatial Autoregressive Disturbances）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避免其他空间计量模型无法将空间误差项和空间滞后项涵盖在同一个模型内。最终的研究为中国地级城市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撑。   
    本文重新测算了中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其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发现：第一，中国地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关联性；第二，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小于-0.6105时，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大于-0.6105时，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第三，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小于2.5769时，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大于2.5769时，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倒U型”的关系。   
    根据以上发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源泉，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劳动要素（或者资本）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好“守夜人”的角色，最终实现要素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通。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将产业结构合理化放在首位，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观点已经达成共识，通过产业结构合理性调整为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自国家提出产业结构战略后，各级政府把产业结构高级化放在政策制定的重要位置，这将不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各级政府应根据自身条件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以推动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调整。 
    第三，产业结构水平不同的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起到不同的作用。高产业结构水平的城市应该积极向低产业结构水平的城市转移一二产业；低产业结构水平的城市根据自身的要素资源禀赋接收产业转移。 
    第四，应该重新认识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该积极培育要素市场，打破行政区域之间的阻隔，统一市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同时积极推进本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实现城镇化与产业化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