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改（下）

金融准入有限松绑
    近几年来，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系统快速发展，占据了绝大多数信贷市场份额。温州试点的未来前景，就是要让多种形式的贷款公司争取更多市场份额，从而相对降低银行信贷的占比，这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健康地发展。一位熟悉中国金融改革历程的前央行人士表示，若从温州开始的这些试点，可以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上述国务院批复的“十二项任务”第二项即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目前，温州市正在起草放宽民间资金金融准入的实施细则。其中包含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引入民间资本参股，对辖区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股本扩充，优化股权结构。
    2011年11月，按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思路，温州市政府出台了 “1+8”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此方案与试验区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一脉相承。
    上述金融改革创新方案明确提出优化股权结构的具体安排，对市区三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入省级、市级、县级国有企业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其他八家县域机构实行市、县两级国有企业参股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原本并无引入民间资本入股的制度安排。
    近日，张震宇公开表示，上半年必须完成两家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改革，“要把民资引进来，进行公司化治理，把机构下沉，开到中心镇去。”由此可见，民营资本有望直接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但具体参股比例、股东资格仍在讨论中。
    与民间资金有限参与农村合作银行股份改造相比，成立新型金融组织，是近几年民间资本流入金融领域的主流渠道，例如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张震宇称，“未来将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发起或者参与组建村镇银行。”这将打破过去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的制度，董事长由发起行任命的形式。此外，张震宇亦透露另一个突破是，在小额贷款公司转型村镇银行的规定中，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将享受同等待遇。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温州市更倾向于先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方式，实现民间资金的金融准入。2012年，温州市转为村镇银行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望达到三家到五家。
    村镇银行是由银监会于2006年底推出的新兴金融机构，目的在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准入，要求股东至少有一家为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且主要发起人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而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两者设立标准有较大差异。在制度设计初期，银监会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但银监会牢牢把握村镇银行的审批权。
    “村镇银行合法化三年来，还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功转制为村镇银行。”巴曙松表示，“转机取决于落实。”究其原因，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发起人的苛刻条件，堵死了小贷公司转制的大门。
    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在温州，截至目前，已成立27家小额贷款公司，预计今年底达到65家左右，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良莠不齐。
    一位温州小额贷款公司高层说，现在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就像危机前的担保公司，吸储、高息放贷，委托放贷现象普遍存在，合规经营者甚少。
    这次金融综合改革，提出大幅增加小贷公司数量的目标，门槛将大大降低，亦有当地人士担心，小额贷款公司会陷入一放就乱的情形。
    此外，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发起或者参与组建村镇银行，受这一政策利好引导，温州部分小贷公司已经内部启动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准备程序。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捷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温州捷信），便是其中一家。
    “为适应银行的监管要求，我们已经在业务领域和经营思路方面开始调整。”该公司一位高层人员透露。业务方面，放弃原来期限短、利润高、风险低的转贷业务，而是压缩转贷量，增加期限稍长的中小企业贷款。经营思路上，放弃此前疯狂扩张、激进的做法，而是选择平稳的过渡。
    据了解，温州金融办正在跟银监部门沟通协调，未来将出台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具体细则，转制门槛有望降低。
    温州市金融办一直在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考核，已出台详细的考核细则，根据评分高低，将小贷公司分为标兵、先进、合格、不合格四档。
    温州金融办的考核指标有贷款利率、大小额贷款占比、贷款期限、不良贷款率等。如每笔贷款利率需在法定利率以内，即不超过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其中包括借贷利率、咨询费、手续费、承诺费等所有费用；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占所有贷款总额的70％；两个月期限以上的贷款，占所有贷款总额的70％；贷款不良率低于1％（今年这一指标可能略有放松）。
    满足以上指标，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才能达到合格，这一考核标准将有望成为转制村镇银行的参照指标。
    随着温州试验区对民间资金金融准入的开启，似乎也意味着中国金融改革方向的明确。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国务院参事夏斌表示，国有大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未来不同时期，国有资本对各类金融机构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即可，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间资本出售。
    主流金融业务再下探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试点方案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导民间资金有序进入金融领域；另一方面，鼓励银行机构发展小微企业信贷。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中称，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
    温州当地的现实情况却是，部分国有大行已经在考虑适度收缩小微企业业务，将客户逐渐转移到相对优质的中小业主。虽然银监部门要求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增速，但银行往往只是形式上满足监管要求。
    原因在于，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提供者的银行，在经历了去年民间借贷危机后，资产质量有所下滑。温州当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1.74％，比去年8月末上升1.37％。
    当地工农中建四大行不良率均明显攀升，其中建设银行温州分行贷款不良率已超过4％。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分行一位中层人士说，“现在这边按下去，那边冒起来，压力很大。”
    与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率迅速上升相比，温州当地小贷公司的风险控制远远好于银行。究其原因，上述温州捷信小额贷款公司高管认为，一方面，小贷公司带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熟人基础上的资金交易行为，参与方知根知底。另一方面，小贷公司经营非常灵活，恰恰能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周转快、频率高顺利对接。
    由此可见，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组织，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不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绝对离不开主流金融的融资渠道支撑。
    马蔚华认为，中国的银行确实需要进一步向小微企业倾斜。为追求资本的节约和回报，招商银行今年准备在支行层面上不做大中型企业客户，只做小企业、小微企业。目前，招商银行小微企业的贷款已经占贷款总额的52％。
    银行不愿为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自身的商业模式有关。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受人力成本约束，不可能依靠“人海战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王叶毅认为，商业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处在控制成本和追求赢利的两难境地。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民生银行早已突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只重资产负债表和抵押品的限制，而辅以熟人社会游戏规则的多重考核标准。
    事实上，间接融资仅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一种渠道，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直接融资是解决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主流渠道。而长期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腿太短了”，上述温州金融办副主任表示。
    2011年，温州市银行业各类贷款余额6000多亿元，直接融资额仅为100多亿元。今年以来，温州市已经上报企业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材料4家，这相当于2011年以前温州当地上市公司总和。
    此外，温州市金融办已与部分重点中小企业沟通，希望企业关注中国证监会即将推出的高收益债券，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丰富融资手段。
    4月5日，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制度框架基本已建立，正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制定完毕即有望试点推出，浙江省将成为率先启动试点的省份之一。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多层次融资市场的搭建，在于市场的开放，各显其能，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
    探路地方金融监管
    除了市场准入和向小微企业倾斜，地方监管体系的补缺亦是温州此番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顾历史，曹远征表示，每一次危机出现，都会带来监管体系的进步，上世纪90年代初股票市场的“过火”，直接促成了1993年证监会的成立；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保险公司大面积浮亏的一个后果，是1998年保监会的挂牌；而到了2003年，面临大笔呆账坏账的中国银行业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管家——银监会。
    “但这一次的改革，则主要侧重于地方金融体系、监管体系、防范机制等。”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说。总计十二项金融改革任务中，有四项为强化地方监管。除了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民间融资监测体系的建立，还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和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方案机制。
    无论是张震宇还是周松山等地方金融官员，还是包括巴曙松的学界，均认为地方监管体系的构建是难题。周松山透露，央行一度期许温州中心支行接过监管权，但考虑到与市政府的协调，温州中心支行认为还是由市金融办接手较为合适。
    一直以来，地方金融办职能是金融服务、协调利益，并无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在突破现有金融监管总体框架后，温州市政府于2011年11月，成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下称监管中心）。
    监管中心是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编制15人，规格为正县级，归口温州市金融办管理。监管中心计划设立监管服务一处、监管服务二处、综合统计处三个职能处室，来承担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和检查工作。
    具体包括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配合相关金融监管和其他管理部门开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专项管理；聘请第三方组织对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和相关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统计、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
    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各县（市、区）均成立了监管中心，把银监局、人民银行、保监局、证监局这些中央监管部门不管的，在温州进行资本运作的公司，统一监管，逐步进行实时监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认为，此举将“一行三会”的垂直监管和地方监管结合起来了，赋予地方政府许多金融管理权力，也解决了“一行三会”怕风险、怕出事的问题。
    而巴曙松的担心则是：杭州市金融办只有二十几条“枪”，温州市金融办多一点，也只有40多人，监管缺位很难避免。
    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由此确立“一行三会”为主的垂直的金融监管体系，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最低延伸到县级，证监部门只到省级（计划单列市除外）。业界普遍认为，监管力量严重不足，极易引发地方和中央监管的利益博弈。
    巴曙松建议，考虑到县一级央行在最近十年间仅以清算业务为主，而机构仍然不小，可以考虑将部分民间金融机构监管权力交由县一级央行行使。
    无论是上世纪的几次民间借贷危机，还是半年前的温州风波，民间金融机构“越位”一直是难解之题。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抬会揽储放贷，还是过去两年间众多不具备揽储放贷资格的投资、担保、寄售、典当等公司违规操作，均给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
    今后随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政策的逐步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步伐加快，小微金融机构数量将呈激增之势，加之其涉及客户众多，业务类型多样，与地方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仅依靠“一行三会”监管体系，显然难以满足监管需求，而中央将民间金融监管权限下放地方，亦将给温州金融监管部门带来沉重的压力。
    张震宇表示，自己有两点担心，一是如何防范风险，二是推出的制度设计能否和现实对接，老百姓、民间资本是否买账。
    利率市场化暂缓
    
    尽管半年前的民间借贷风波，凸显了利率管制背景下的金融风险，但在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众所瞩目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写入。
    3月29日，回到温州的张震宇公开表示，方案中没有提及利率市场化，是从全局考虑。若在温州启动，全国的钱会不会涌到温州来？其他地方的人，会不会涌到温州来投资？
    和实体经济的先行先试不同，金融资本如水般无孔不入的特性，在信息化社会的今日，使资本自由化试点难以单点突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均已有过先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结构单一的美国得克萨斯州经济增长乏力，当地银行也随之遇到经营困难，某些银行想到的办法是：提高利率吸收存款，用规模效应应对利差收窄和潜在的坏账。由于羊群效应，这种做法很快在该州的银行业普及，以至于全美国的银行都知道，到得州存款可以获得一个“得州溢价”，全美存款开始涌向得州。
    由于得州银行受联邦存款保险制度（FDIC）的保护，存款人并不担心银行倒闭，这场试点最终以金融危机收场。到上世纪80年代，得州是银行倒闭的重灾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为此付出了巨额代价，靠财政支持方才存活下来。
    2010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的盛松成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利用党中央和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会，争取国家允许东北地区率先开展存款利率上浮的试点。这一提议，当时获得部分学者附议。然而后来这一提议，却随着盛松成调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而无疾而终。
    而在这之前数年，天津滨海新区“港股直通车”的叫停，同样源自“得州风险”。
    利率市场化制度性突破的付之阙如，令业界对温州金融综合试验的前景心存疑虑，担心民间金融被正规金融“招安”后会因为受到存贷款利率限制，而不再热衷于小微企业贷款。
    “那不见得。”美银美林董事总经理、中国区行政总裁刘二飞认为，中国贷款利率上限已经放开，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后，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依然是合法的。以当前贷款基准利率6％来估算，最高贷款利率可达24％，那么从银行拆借资金的利率假设是8％，借出去的利率是20％或者15％，仍有可观的收益空间。而以往商业银行不愿借钱给小微企业，是因为缺乏风险防控机制，而这正是民间金融的优势。
    国务院参事夏斌也表示，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30年来从未停止，目前仅剩存贷款利率未市场化，即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受管制。由于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变革。现在已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很难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而在本轮宏观调控期间，长达21个月之久的负利率（直到2012年2月，一年期存款利率方才跑赢CPI）催肥了理财市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理财利率几乎等同于市场化的存款利率，债券利率几乎等同于市场化的贷款利率，两相夹攻，利率管制的空间已大为收窄。
    但其中的难题是，中国尚无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业破产条例，使利率市场化改革难以开花结果。夏斌说，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会出现银行倒闭、破产。
    最新一期《中国金融》杂志刊登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文章称，目前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周小川表示，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财务软约束问题、开始在市场竞争中产生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为推进下一轮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小川在日前召开的博鳌论坛上也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此外，据周小川透露，201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重提金融危机前提出过的“建立存款保险机制”这一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