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调节学派论全球金融危机（下）

关于如何走出危机
    
    在思考应对危机的方案问题上，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态度迥异。布瓦耶不甚认可现有措施，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性的建议；阿格利埃塔在这个问题上则提出了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化措施，观点相比其他人更为客观、务实，不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利比茨从比较宏观的角度上强调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实现“绿色”增长，为此提出了三项较为具体的措施，他的观点顺应欧洲左翼一贯追求社会公正、注重公共福利建设的传统。
    布瓦耶否定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态度。他认为奥巴马总统的政府部门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具有普罗米修斯特点的：他们必须首先修复金融体系的活力，随后努力创建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保障，以保护利益受损者。他们特别还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以弥补典型的福特主义工业（首当其冲的是汽车工业）的崩溃带来的损失，但美国对能源的依赖丝毫无法减少。由此，可以预见美国必然会经历一段很长的停滞期，因为必须消除过去（个人）和现在（国家）的过度负债。美国现在仍然在传播一种预测，这是布什总统传递给后代的预测，结果只能令建立在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孩子会比父辈获得更高地位的基础上的美国模式自行沉没。美国社会远没有接受经济衰退的思想，这会使政府行为具有变得非常困难的风险。
    此外，布瓦耶对G20推出的措施予以批判。他认为，从整体上规范金融业是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因为金融带来了太多的成本和不平衡，这都是国际社会为稳定全球经济付出的代价。但是，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三届G20峰会并没有力求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仅仅对银行资本确定了一些更为严格的谨慎规定以及关于金融经纪人报酬的一般性原则。发挥国际金融中介作用的国家，诸如美国和英国，不想受制于超国家机构制定的约束性规定。相反，诸如德国和法国之类的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比较关注的是不要再出现使这些国家国际经济活动不稳定的新的金融泡沫。基于此，G20的成果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游说集团力求使重新开启的调节不要影响他们过高的金融利润，这些金融利润是通过危险的产品获得的，就像对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事实上，保护雇佣劳动者的权利更值得政府和国际组织关注，因为他们的弱势仍然具有引发重大不平衡的危险。
    与布瓦耶不同，阿格利埃塔对G20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认为重组金融业不应低估G20提出的工作方案。他从国家对银行的监控、贷款证券化市场以及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责任这三个方面阐明如何建立新的金融结构。
    首先，除了金融危机的预警管理，重新回归监管和对金融实体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这已经是共识。但是，他特别强调，应当对高效市场的观念提出质疑。在高效市场的框架内，调节只需要干预宏观经济的层面。很多人认为，只要有这种谨慎的规则作为保障，即符合《巴塞尔协议Ⅱ》的规定，体系就会很稳定，而这次系统性危机使得这种观点受到颠覆，因为危机击溃了众多从这些标准的角度看来是无懈可击的机构。从危机中得出的教训是，央行除维护物价稳定外，还应将以维护金融稳定作为另一大目标。为此，除利率外，央行至少还应掌握两种新工具，借以控制系统性危机：一是在金融体系的惬意阶段遏制信贷失控。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的救助令银行有了免费保障，央行在其借贷功能中发挥了最后一道保障的作用，有利于“太大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这就引发了很大的道德风险。银行的兴趣在于尽可能地变大，从而影响了治理水平。于是形成了金融精英，他们不惜损害民主，通过绑架合法的政治当局并通过其压力集团的活动能力强加有利于他们的规则，以攫取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所有濒临破产的银行必须能够被银行监督者控制住，并且不论其规模如何，应被重组。如果银行的领导层不采取必要的审慎措施，金融形势每况愈下就会走向绝境。为了使金融形势不再恶化，必须让银行设立更多的自有资金，这是在市场环境还过得去且资产价格攀升的时候，银行不愿去做的事情。央行对于银行的权力必须加大，应该能够根据各大银行对系统性危机的影响度等向系统性金融机构强制规定一笔反周期的自有资金。二是债券储备在数量上必须等同于现金储备。⑩
    其次，对于贷款证券化市场，阿格利埃塔认为应当重新组织风险转移。他认为，证券化是很有用的，并不应该消除证券化，回到依靠纯银行信贷的融资系统上来。证券化是美国在70年代为了储蓄银行而最早发明的。如今受到质疑的并非证券化的原则，而是俘获证券化以促使佣金最大化所采取的手段，即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没有二级流动市场，在完全不透明的条件下任由风险头寸加倍积累。总之，证券化的组织有待重建，以便通过交易和规章制度的集中以及对各种可以被证券化的信贷进行标准化，竖起适当的防线。但是，所有这些都要求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因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市场的监管，必须是全球性的才能有效。
    最后，阿格利埃塔提出，金融监管还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股东的作用。他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认为国家的债务将会升高，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需要资金投入，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增长体制将向更大的国内消费转变。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大规模的融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募集个人储蓄将远不够，贷款会变得更少、更贵。因此，金融机构的大投资者必须承担注资的责任，也就是说作为股东，他们必须长期出资，同时强制性地对银行进行管理，这种管理针对的是与资本内在收益一致的金融收益。⑾
    利比茨提到，虽然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把保证金融稳定放在首位，限制“货币放纵主义”以防止银行破产，但是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危机爆发后还是没有人赞同欧洲采取宏观审慎的结构。而他认为，应当有一个由联邦国家控制的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的监管，并且具有政治上可以讨价还价的目标以便清楚首先应该往哪儿投资。为明确优先考虑的投资方向，他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命名为“皈依绿色”⑿。具体说来，也就是指一次更有利于雇佣劳动者但是转向生态的可持续性消费的新分配。另一方面，这也指全球生态危机的监管政策。这还指一些新的制度调节形式以及新的投资，这些都是应该优先考虑的。
    具体来说，利比茨提出了三项在构建新的金融体系时应当优先考虑的短期措施：一是利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如今非常异质化的欧洲确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是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回到公正和人性化上的重要措施，虽然实行起来比较困难，但还是可能实现的。法国曾经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令不同的大区和省达成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协议，借鉴法国的经验，欧洲可以通过确定10年的趋同界限来建立一个相似的欧洲体系。二是加强集体投资。建立一种由人民消费带动的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民利益”的切实需求。这主要在于兴建有轨电车和公交车，将所有房屋改造成能耗低的房屋，这就能比现有模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为了让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地方行政区划的住房规划获得资助，必须征收一种污染税（某种环保税）或者拍卖污染排放配额。过去在福特主义中协调工资关系时，人们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力量、集体协议、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实现收入的提高，这主要表现为日常物品的消费水平提高。但是今天，我们无法看见房地产的共同所有者群体或者将在未来建设交通网的地方行政机构敢于为投资负债。未来的发展模式是主要消费者等同于集体投资者的模式，该模式可以同时对抗自由主义危机和生产本位主义危机。因此，征收污染税或拍卖污染排放配额的做法既能为污染设定某种限制，同时也能为采取节约能源措施的行政单位提供资源。
    结论
    
    法国调节学派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注重对现实情况的具体分析，理论的提出和展开以现实为基础，把概念工具和现实条件充分结合在一起。上述三位经济学家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分析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他们对现实过于细微的关注使得调节学派表现出浓重的实用主义倾向，正如兰卡斯特大学教授鲍勃·雅索普所指出的，他们过分地偏向于现实具体的分析而严重弱化了其起始的理论立足点即价值理论。
    调节学派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在于注重对五种“制度形式”(竞争形式、货币形式、国家形式、工资关系形式、嵌入全球经济的形式)进行分析，这从他们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这些制度形式的分析均有所涉及，只是三人的侧重点略有差异。工资关系是三人都反复提及的，但是布瓦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了更为详细和深入的分析，阿格利埃塔更多地从货币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利比茨则注重国家形式的分析。但是，从他们关于金融危机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在自己创立的理论框架内对福特主义的分析是颇有成效的，但是对于后福特主义也就是当前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积累制度和调节模式始终无法给予更为明确的定论，这直接导致他们在理论的继续发展和创新上遭遇了瓶颈，也令他们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向更加明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位经济学家在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分析中均提到了中国，特别是阿格利埃塔，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影响力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实现转型，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可观的人口，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发展起来，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这些优势在基础设施政策和大规模公共投资政策上得到体现，因此它们有能力实现经济的重新攀升。随着美国增长的放缓和中国增长转向内部投资，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同时减少。中国对自身发展的融资主要依靠国内储蓄或使私人储蓄流通的银行中介，输入的资本量减少，同时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输出资本流量将会增加。因此，从全球形势来看，中国等新兴国家的逐步发展将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稳定作用。⒀
    注释
    
    ⑩Michel Aglietta，“La gouvemance du système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Regards croisés sur l'économie，N°3，2008，p．276-285．
    ⑾Michel Aglietta et Sandra Rigot，Hedge funds：la fin du laissez - faire，Revue économique，volume 60，2009，p．693-702．
    ⒀Michel Aglietta，Le dollar，le yuan et le système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L'Economie politique，trimestriel - janvier 2010，p．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