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非金融危机绝缘体

目前政府的应对策略、监管哲学以及银行业自身过于坦然甚至自满的心态，比不断膨胀的不良贷款数据本身更令人忧虑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提醒企业“准备过冬”。正所谓“祸不单行”，值此忧虑日重之时，另一个坏消息引起了舆论注意，那就是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出现反弹。本刊上期封面报道“不良贷款来了”揭示了这一值得警惕的前景。
    根据中国银监会数据，2012年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尤其是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总额环比出现“双升”。本刊对银行业一贯表现优秀的浙江省一些地区的调查也证实，不良贷款增长显著。
    诚然，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和不良贷款率总体上并不高，如多位监管官员和国有银行人士所说，即便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2%,“风险依然可控”。然而，思及问题所折射的中国经济内在矛盾、银行业治理缺陷以及企业增长困境，很难说不良贷款会止步于安全水平。中国不良贷款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化逻辑颇为相似。中国不特殊，绝非金融危机的绝缘体。目前政府的应对策略、监管哲学以及银行业自身过于坦然甚至自满的心态，恐怕比不断膨胀的不良贷款数据更令人忧虑。
    自从1825年全局性经济危机首次在英国爆发以来，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节律；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成为危机演化的基本路径。区别只在于周期的长短和强弱。在可预见的将来，市场经济不可能挣脱周期率。既然中国基于计划经济的失败体验，已选定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就应该有准备在某一个时点，接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准备充分方能应对得当。我们赞同“在经济增长下行阶段，不良贷款增加是正常的，下降反而是不正常的”之类判断，但对其可能引发的懈怠心态却深怀警觉。
    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均直接或间接源于经济基本面。此次不良贷款攀升，恰是2009年以后中国信贷狂飙的苦果。在政策面诱导下,曾经极度宽松的信贷一变而为相对紧缩，加之实体经济外需萎缩，内需不振，企业绩效大幅下滑，银行收贷势必发生困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手握过量资金而强劲扩张，出于利润动机而纷纷放弃实业，转向房地产。继而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资产价值缩水，资金链断裂，殃及银行。虽然政策环境、金融工具、产业发育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但就经济逻辑而言，中国与本轮金融危机中的重灾区国家何其相似，这正是我们说“中国不特殊”的基本依据。
    如何妥善处置新增不良贷款，在现阶段并非难事，因为已有拨备足以将其覆盖。但是，只要直面此轮不良贷款预警的中长期风险，必须从现在起做充分准备。这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政府的作为空间，首先应体现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方面。宏观调控当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统筹性，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应提上议事日程——只要“财政决定货币”的格局一日不变，不良贷款就难以从源头上铲除。与此同时，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也成为极其紧迫的改革课题。
    中国银行业改革已近十年，但各家银行依然未能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宏观经济一恶化，不良贷款便上升。由于缺乏良好的产权基础、健康的信用文化，许多银行总部和分支“两张皮”。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关系也并未摆正，因此，个别国有银行人士才会口吐“企业都被宠坏了”这样的狂悖之语，罔顾银行业自身风险控制的责任。
    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国有银行上市并未真正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政府无论是把银行当成刺激经济的工具，还是通过高层人事安排干预公司治理，都极大妨碍了银行以市场化原则运营。现实表明，政府并不适合充当商业银行大股东，应精心制定从金融业逐步撤出的中长期计划。最终，中国银行业能否走出可能的危机阴影，取决于决策层是否有决心尊重市场法则，缩回行政之手，“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邓小平语）。
    就金融风波的具体处置手法而言，从2011年温州借贷风波到现在，政府出面协调，银行相约不抽贷，成为常态。其实质是政府透支自身信用，将危机展期。如果说，部分优质融资平台贷款尚可寄望于未来现金流，那么，出于维稳需要，全力挽救某些投机失败的企业，只能培育“僵尸企业”。在金融危机面前，习见的“中国特色”只会使问题更加棘手。
    对于危机的自愈，市场化机制对冲风险、平衡风险的效率要远优于专断、后遗症严重的行政干预。欲化解中国银行业的宏观风险，创新监管文化、完善金融市场基本制度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