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静：欧亚时代和亚洲时间中的中国金融担当

    亚洲与欧洲经济的融合，不仅是因为欧亚大陆地理板块相连，而且还是经济发展到特定时期、特定水平和特定属性时，互补性、阶梯性、包容性和成长性需要的理性选择，亦是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必然“常态”。“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就是对“欧亚时代”新道路的庄严承诺。成立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则体现了对“亚洲时间”和“亚洲节奏”宏大实践的责任。要兑现承诺和落实责任，需要中国金融实现四大转变。
    本届北京APEC会议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浪潮。“欧亚时代”和“亚洲时间”成为其共振效应的两个关键词。
    近十年来，随着亚太（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加快形成，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壮大，全球经济传统格局正在悄然且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各种新生市场力量，不仅持续改变着原有国际分工中的市场结构，而且还有力影响着国际分工中的市场质量标准内核，并逐步走出“资源拥有丰富、产业分工低端、技术水准落后和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发展怪圈；另一方面，欧美尤其欧洲国家（经济体）由古典经济学“消费主导”理论支撑起来的经济“大厦”，正面临消费过度、福利制度挤压、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多重考验，靠技术手段领先获取劳动生产力“红利”的机会，靠创新商业模式产生竞争优势和超然利润在不断弱化甚至消失；在此基础上，以互联网产业突破性发展为重要特征，市场的充分开放、公平竞争和主动合作，既成为全球市场运行和秩序再造的内在要求，又成为市场品质提升和效率改变的主导力量，并加速平衡全球经济发达体、次发达体和不发达体的市场利益关系、资源关系、地位关系与角色关系。
    这样的大背景下，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的融合，不仅仅是因为欧亚大陆地理板块相连的便利缘故，而且还是经济发展到特定时期、特定水平和特定属性时，互补性、阶梯性、包容性和成长性需要的理性选择，亦是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必然“常态”。
    很自然，在“欧亚时代”的新道路中，亚太经济圈所具有的强大动力、活力和张力，将定格出“亚洲时间”与“亚洲节奏”。当然，这种亚洲“时间”和“节奏”，绝不是说亚洲经济将主导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而是核心点以更多和更主动的新型经济成分、经济因素和经济力量的加入，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步伐，逐步改变国际分工中的“亚洲地位与角色”，实行国际贸易和合作由“自由化”初级形态向“公平化”高级形态的跨越。
    不容否认，欧美国家（经济体）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全球经济，但“亚洲时间”能持续对其产生影响并逐步积累起可让其变化与改变的力量。本次APEC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描绘的亚太经济圈“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尤其“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实际上就是对“欧亚时代”新道路的庄严承诺。成立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则体现了对“亚洲时间”和“亚洲节奏”宏大实践的责任。笔者认为，要兑现承诺和落实责任，需要中国金融有特别的历史担当，重点是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从以对外投资的亚洲市场为主向兼顾欧洲市场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债务性被动投资（购买主权国家债券）占比大。比如在我国近4万亿外汇储备中，购买美国国债占了四分之一强。债权性主动投资（获取市场经营、控制权利）占比小；二是在占比很小的债权性主动投资又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占了全部投资的60%强。而且投资对象，主要是以市场销售网络和实体商品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为主，缺乏对重要自然资源、关键技术、公共产品和新型材料的主动投资。因此，随着“欧亚时代”的来临，需要系统优化我国对外投资的方向和结构，在增加债权性主动投资比例中，注意选择欧洲市场可以带来技术、管理和规则进步的领域。以投资为纽带，减少欧亚两大经济体由于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而在经济融合中可能产生的“摩擦成本”，增加新型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的多样选择。
    第二，从以引导贸易的“自由化”为主向兼顾“公平化”的转变。发达和有效的金融体系，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实现贸易充分自由化的重要手段，又是保障贸易积极公平化的必要前提。在以往的实践中，由于过于注重国际贸易交易的自由化及由此派生的业务量，而往往轻视了其背后产生、积累的越来越多的不公平因素与趋势。比如，以环境破坏、结构扭曲和资源低效开发为代价，换取局部利益，甚至贸易还被强行附加上若干政治、地缘因素条件。可以料想，在“欧亚时代”和“亚洲时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区域间、市场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反差，将体现得更为突出，更具挑战性。为平衡这一系列矛盾，金融业应有更多差异化金融工具和手段，以更多金融规则引导贸易规则的方法和形式，把融合、创新和互联的经济一体化愿景，转化为金融价值链条中的实现路径、操作依据。通过必要的条件、手段约束，避免贸易业务合作和交易中，以不公平换业务量、换市场的现象和趋势。
    第三，从以支持基础设施硬件的联通为主向兼顾软件联通转变。这是一项知易行难的工作。选择路径必然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标准化后个性化、先公共领域后私人领域的顺序。金融业的重要担当是，通过加大区域内的合作，加快改善或解决亚太经济圈内原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不平衡的矛盾，对特别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设立诸如专项基金的方式，实施阶段性救助式投入；努力支持铁路、公路和水、电、气等管网的互联互通，找准第一条区域一体化的“价值链”。比如以有步骤地统一投资条件为手段，严格和相对统一基础投资项目的技术参数，为未来区域内各种基础设施的连通提供无差异的“接口”和无缝对接的便利。
    第四，从以力求金融体系建设的以我为主向兼顾包容开放的转变。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够，有些领域和业务还非常封闭甚至落后，这是制约“亚洲时间”的“软肋”和“短板”，需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状态来硬“软肋”、补“短板”。不能动摇人民币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并在完成从支付货币、计价货币到储备货币的过程中，形成货币职能与我国经济总量、品质的相适应、相匹配。坚定地加快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步伐，形成以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确定其价格的运行机制。同时以这一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资金水平，尽可能减少不同区域和市场的资金套利行为。主动探索和完善在跨不同主权国家情况下资金配置市场资源的新模式，以及管控金融风险的新机制。另外，还应包容不同发展水平的金融市场，在互信、合作和共赢中，形成互为促进的区域市场发展有生力量。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