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儒逸：金融政策两难背后的中国改革之困

    最近中国金融市场上演的“钱荒风暴”可谓横扫四方，波及之处一片哀鸿。台上的戏子们出将入相叽叽呀呀地唱的热闹，台子下面则有一位沉默看客呷着茶、眯着眼，冷眼旁观而一言不发。央行，或许还有幕后的政府高层，在这个场景之中，原本就打算是这么一个角色。
    可惜的是，戏份精彩，看客没有忍住，努努嘴冲上了前台。
    在之前银行业寄望央行出手缓解钱荒而不得的时候，央行的淡定赢得不少掌声。而当动荡加剧之时，央行“奶妈”似乎又不得不朝着几张待哺之口松开了乳扣，向台上台下暗送“维稳”之意。政府金融政策的两难摇摆，正可谓是当下中国改革大局进退维谷的一个缩影。
    新一届高层自从上台以来，就把“改革”做成标签摆在了办公桌案头。不法成宪，不恤人言，举国上下莫不引颈相望。目下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无疑已到不得不改的地步。纵观历史上的改革——或者称作变法，封建时代前期的“建章立制”似乎显得更易成功，而越往后成功的几率越小。即便这并非铁律，但也足以令统治阶层有所思考——积重难返，最是深忧。
    对于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现状，要改革没有问题，但改革的时间、力度却注定要破费周折——这正是现在改革的困顿之处。
    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实际的顾虑较少，可以在思维的领地信马由缰。而政治家们则不得不考虑改革进行之时社会的承受度和不能突破的底线。简单来讲，就是改革的成本。最不济的动荡，是一个十分恶劣的后果。于是，这也造就了当前广泛存在的改革心态的矛盾。其实这一矛盾自古有之，任何一场改革和变法，都不会是在围炉煮酒一派祥和之中完成的。若干年前的历史课本上，在对古代的某些改革最后评价中——无论成败，几乎都会加上一个“不彻底”的定论。现在看来，要做到彻底，又谈何容易？
    于是，久弃不用的中间派这个词，可能用来形容时下的这种摇摆不定再合适不过。
    而距离我们不是那么遥远，又比较著名的另一种中间派，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后的那一帮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欣赏欧美的民主，在经济上则赞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其中单就金融来讲，主张应由国家主导来加以经营。这一派的理论现在看来，似乎已经破产，也鲜有成功实践的案例。但是，二者如果颠倒过来，情形又似乎没有那么黑暗。而正因为如此，也成为当前这一种中间派之所以仍然阴魂不散的理由。
    两种中间派之间，本质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对不确定的道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显而易见，把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一定会破产。那么剩下的另外一种，他们所带来的担忧正弥漫在这个国度的上空，挥之难去。
    那么，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学者雷颐所言，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敞开之日。无疑，这句话应该成为执政党晨吟暮诵，真正需要念念不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