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回顾我国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探讨防范危机的途径，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利用国家信用制造金融泡沫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创，各国经济界都从不同角度对其成因进行反思。概括起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三：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过多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说；二是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的经济过度杠杆化说；三是政府债务膨胀导致的主权债务说。这些貌似正确的观点，经过国际主流媒体的反复传播，使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诚然，如果站在某些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或从某一侧面来看，这些结论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绝非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优势，吸引资金、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出口有了较快增长，这是生产要素在全球优化配置的结果。在出口增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扩大了进口，为发达国家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发达国家跨国集团则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不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又直接为其提供了利润增长点。这种互利共赢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各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历史趋势。综观世界发展史，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均衡则是相对的。近代以来，英国、美国都曾长期作为主要出口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时至今日，美国仍是服务贸易主要输出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把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说成是导致世界经济不均衡以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完全是本末倒置。
    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但造成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对风险极大的金融产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各国投资者会竞相购买？为什么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美国曾吸取教训，通过了加强金融监管的一系列法律，而到了80年代，这些法律则被认为妨碍金融业的发展而予以废除。在金融衍生产品泛滥时期，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的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加强金融监管立法，但这些法律一提交到国会即遭否决。为什么自称代表选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们会放任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他们又受到哪些利益驱使？总之，金融过度杠杆化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导致主权债务危机，也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仍然不是根本原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对货币发行具有倒逼机制，货币发行必须保持在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所确定的合理范围之内，超过一定比例就意味着超发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事实上，美国长期依靠财政赤字和政府发债来满足开支需要。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上升，2010年底，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4%；公共债务9.02万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2.1%，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很高的水平。然而，美国的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并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利率水平较低，这完全得益于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吸引了外国资金和廉价商品的大量流入。可见，无论是危机之前或之后，美国政府大量举债只是对金融海啸能量的积聚起到助推的作用。
    爆发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滥用国家信用，利用其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推行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双赤字政策，维持国内居民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超额支出，不断积聚了金融海啸的巨大能量。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利用全球垄断地位，掩盖国家信用风险，颠倒债务债权国的风险关系，把大量国际资本引入风险高度集中的地区，使金融危机的防范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信用成为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信用可以降低一个国家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反，滥用国家信用，特别是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滥用国家信用，侵吞其他国家的财富，积累和传播金融风险，最终必然给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灭顶之灾。
    美国成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托国家信用制造的金融产品，必须与其实体经济规模相适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倒金字塔。金融危机前，作为底部的次贷大约有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崩塌。如果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那么，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依靠国家信用形成的毫无节制的金融产品供给能力，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二、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发动机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做出果断决策。按照出手要快、要狠的要求，我们抢在2008年年底之前出台了总量为4万亿元、分两年执行的财政投资计划。2009年，由于发达经济体受到危机影响国内市场萎缩，致使我国出口比上年下降了16%，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往年的2个多百分点转变为负拉动2个百分点。由于我国投资的超常增长，弥补了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年GDP增长速度保持在9.2%，在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一年仍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受影响最大的是加工贸易，约2000万农民工因此失去了工作，直到第二年才得以恢复。相对于发达国家进口普遍下降40%以上，中国的进口仅下降11.2%，对抗御国际贸易和经济下降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而且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充分显示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稳定器。
    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由回升向好到平稳较快增长的转变，全年GDP增速达到10.3%；出口增速达到31.3%，恢复到比2008年更高的水平；进口则出现了超常增长，增速达38.7%，进口总额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进口增量达3892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占全球进口增量的15%，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最大引擎。随着“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仍将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我国在对外贸易上将逐步减少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进口将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增长。去年我国进口总额近1.4万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进口总额将达12万亿美元。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预示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方兴未艾，无疑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
    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关键在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注重扩大公共服务，包括发展各类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使新增投资能够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明显效果，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它将留下一批优良资产，不会出现无效投资和偿贷困难。
    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还在于始终重视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注重淘汰落后产能，把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作为强制性指标，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
    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有共产党的领导，全党统一认识，上下齐心，采取一致行动。在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我国能够综合运用财政、金融、规划、土地等调控手段，形成整体合力。加之我国政府组织协调能力强，行政效率高。这些优势是许多国家所不具有的。
    三、采取多种有效措施规避国际金融风险
    鉴于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绝对控制地位，美元出现问题必然是全球性的。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密不可分，今后一个时期，美元危机将是我国面临的主要国际金融风险。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形成的。尽管随着欧元的出现，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已有所下降，但目前在国际储备货币中仍占60%左右，在国际贸易、投资结算中仍占70%左右。短期内，这种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变。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其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做了许多不顾后果的事情，已经过度透支国力，到了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的地步。如果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发生动摇，各个国家和企业都将把美元当作烫手山芋，美国国债发不出去，美元的危机就将进一步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联储最近不顾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实施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向美元大量注水，造成美元贬值，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正是在帮美国人民的倒忙。最近，美国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的国家信用等级走势判定为负。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联储已宣称不再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是，如果不继续发钞票，就只能求助于扩大财政赤字，否则，庞大的开支就难以维持。最近美国又在讨论是否要修改赤字率的上限，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满足政府开支所需。从各方面来看，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和贬值，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剩下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主要是靠全国人民省吃俭用挣来的血汗钱，大部分为美元资产，仅美国国债就有近万亿美元，其安全性牵挂着全国人民的心。美元贬值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我们有上百亿美元的资产蒸发掉了。因此，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如果说第一轮冲击波被我们挡住了，那么，以美元贬值为主要特征的第二轮冲击波何时到来、如何应对，需要我们百倍警惕，认真研究，预做对策。
    扩大海外投资，把部分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储备转变为能源资源矿藏等物质储备，是避免美元贬值风险的重要途径。除了必要的外汇储备外，其余部分都应使用好。为此，应发挥商业银行和企业用汇的积极性。目前，用汇单位到外汇市场用人民币购汇的办法，是把汇率风险推给用汇单位，难以调动其积极性。如能把央行部分外汇转存于商业银行，再贷给用汇企业，就能把银行系统和企业用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实施外汇储备多元化，根据各国经济和货币走势，适度分散储备，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是规避外汇储备风险的途径之一。
    从根本上说，规避外汇储备和金融风险，要靠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应当朝着这个目标积极前进。当前，应继续扩大货币双边互换规模，推动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使人民币成为兑换方便、投资回报高、吸引力强的硬通货。特别要利用好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我们的财富能够以人民币的形式储存，我们就能真正掌握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主动权。
    四、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维护我国正当权益
    我国作为经济和金融大国，国际金融体制的每一项改革都与我国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多提建设性意见，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针对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源，要找到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治本之策，构建高效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保障国际金融安全的三道防护门。
    第一，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根本途径。展望未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是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组成的多元体系。各种货币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相互融通，哪种货币出现贬值风险，人们会争相抛售之；哪种货币比较稳定或有升值空间，人们会争购之。以竞争和优选机制促使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及其央行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稳定，维护国家信用。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才能改变目前国际储备货币过分倚重于一种主权货币的现象，才能避免国际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某一种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金本位取消之后，以竞争机制来代替金本位，形成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机制，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正确选择。
    第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监测预警制度。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货币价值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依托美国国家信用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就使美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向国外转移债务。从1971年到201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约97.2%，给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说美元贬值使美元资产拥有者的财富缩水是一个缓慢过程，那么，这次金融危机使一些美元证券资产瞬间化为乌有，说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其金融安全的影响已超出国界，关系着所有拥有美元资产的居民、企业和外国政府的切身利益。因此，对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实施监测预警和国际监管十分必要。目前，由国际金融组织履行这些职能，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金融出了问题，往往会出现连锁反应。为了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各个国家应当联合起来，抓紧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清迈协议”，就是这种行动。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规模，并根据各国经济和贸易在全球中的比重变化，调整各国在特别提款权中的比重，增加新兴经济体投票权。当某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及时救助，防止危机蔓延，并帮助其找到摆脱危机的办法，以维护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