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摘要：本文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高市场集中度、低盈利能力以及高不良资产率并存的事实。文章证明：在政治家主导的经济中，选择垄断性大银行是最优的；当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存在利益交换的途径时，政治家与银行家实现合谋，交换的金额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与合谋获得的租金；进一步，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改变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都能削弱这种合谋的力量，并提高社会效率。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合谋；转移支付
    收稿日期：2008-06-02
    作者简介：钟宁桦（1982-），男，上海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
    陈斌开（1982-），男，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银行体系创造流动性，管理金融资产，并为市场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由于银行业的业务依赖于声誉与信用，该领域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数据显示，核心资本量列世界前10位的银行控制了前100家银行核心资本总量的近30%，并拥有前百家银行总利润的1/3.相似的，前20家大银行掌控了超过45%的总核心资本以及超过50%的总利润②。由此可见，银行规模越大，盈利能力往往越强。
    然而，银行业存在规模经济这一特征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按拥有的核心资本量“，四大”国有银行排在世界前40位，但是，与其他同等规模的大型银行相比，四大国有银行在盈利能力上存在着明显差距③。与国内其他所有制的商业银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同样没有显出规模经济。2007年国内上市银行相关指标数据表明，在存款总额方面，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显著高于其他银行一个数量级。然而，它们的净资产收益率位列14家银行的中下游，而不良贷款比例显著地高于除了深发展以外的其他所有银行④。Lin Zhang （2008）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资产质量方面都不及国内其他所有制的银行，包括国内股份制银行、合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
    中国银行业表现出来的行业集中度和企业利润的不相关性，以及事实上的规模不经济性（谢平，2003）难以在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下做出解释。标准理论认为，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将带来更高的利润（Demsetz and Lehn，1985）。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市场集中度是企业行为的结果，而垄断来源于竞争与创新。然而，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垄断结构却源自于政治家的偏好和政策。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使得过去20多年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行政干预与市场运作并存。在不同时期，政府对银行的不同干预方式以及干预程度决定了银行业的集中度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政治家行为作用于银行业结构与绩效的机制，以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高市场集中度、低盈利能力以及高不良资产贷款率并存的事实。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就业以及由就业带来的社会稳定都是考察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Shleifer Vishny （1994）将科尔纳著名的“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内生于政治家能够从就业中获得的政治利益——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而迫使企业雇佣多余的人员，作为回报，政治家通过财政部门给予企业补贴。双方博弈确定冗员以及补贴的数额，而企业人事任命权与财权的不同配置将影响最终博弈的结果。在他们的模型中，掌握着国有企业人事权以及财权的政治家的行为是企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且正是来自政治家的压力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
    现实中，当政治家迫使国有企业承担了冗员之后，动用财政收入给予直接的补贴并不是支持企业的唯一方式。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选择通过银行向承担冗员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特别是在联邦制与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有激励通过银行而不是财政来补贴国有企业（钱颖一，1998）。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下放以及税制改革的推行，以税收为支撑的政府财政相对集中能力下降，而与此同时，以民间储蓄为支撑的银行金融能力却迅速加强。
    从1978年至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例从31.2%下降到19.3%，而银行存款余额与GDP 的比例却由78年31.3%逐年提高至2004年的176.4%⑤，由此出现了“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此格局出现的直接结果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其他超经济的手段对“产权不清”的银行金融资源进行争夺，力图将银行作为支撑政府运行的“第二财政”（巴曙松，2005）。林毅夫（1997，1999，2003）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这一机制做了描述：政治家迫使企业承担了诸如冗员等的政策性负担，之后，政治家通过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廉价资金，由此，政策性负担扩展到了金融体系，而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和低盈利能力均内生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基于以上事实与洞见，本文试图将Sheifer Vishny（1994）阐释的机制进行扩展，将政治家谋求政治利益行为的影响从企业延伸到银行体系。我们描绘政治家、银行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博弈。政治家劝说大银行向承担了冗员的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作为回报，他们对银行业实施管制以维系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国有银行的垄断利润越高，政治家动员其拥有的金融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这一途径将国有银行的绩效与国有企业的绩效相联。冗员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而国企的低效造成了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政治家的管制行为导致了银行业的垄断格局，而政治家争夺金融资源方式决定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以及不良贷款比例。本文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高但利润低下、不良资产率高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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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小结
    本文探究了国有商业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却盈利能力低下的政治经济学原因。文章指出，银行向低效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负担根源于政治家通过冗员获取政治利益的意愿。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类似于国有企业，其功能有着很强的政策性。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中国的银行体系都背负着为了实现政治利益而施加的负担，而国有商业银行绩效提高的必要条件是政策性负担的剥离（林毅夫，1997，2003）。进一步，文章揭示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改变与金融市场的开放都能削弱政治家与银行家形成联盟的力量，从而提高整体社会的效率。
    伴随着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转向市场调节，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逐步走向有序、正常。表1显示，与2006年相比，三家国有上市银行2007年的盈利状况都有显著改善。以此，我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银行业将会同样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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