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金融危机的本质——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

    
    需从金融投资亏损和实体经济冲击两个层面评估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影响，80％自给率的欧洲或将在危机中获益，而危机的落脚点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格局调整
    这次危机在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是对需求方过度消费能力、供给方过剩生产能力的总调整
    中国的资金参与维持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而这种过度消费回归的过程中，中国借出去的钱就会受到亏损
    现在，整体经济形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低迷、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走低、利率形势的走转，都让热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热钱在短时间内流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严重的
    今年6月16日本报曾刊登宏源证券结构融资部总经理宋鸿兵先生的文章——《次贷危机没有过去，警惕美国金融风险进一步升级》。因一本备受争议的《货币战争》进入了人们视线的宋鸿兵，对次贷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也一直有更深刻的观察。他在前述文章中指出，金融危机可能有四个阶段，一是流动性危机（2007年2月到2008年5月），二是CDS市场信用违约危机（从2008年6月进入第二阶段），三是利率市场危机，四是美元地位危机。
    在关键的第二阶段中，宋鸿兵指出信用违约危机的到来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金融灾难。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型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出现倒闭或被收购。随着房地美和房利美危机、雷曼破产、美林被收购，以及更多的华尔街机构进入困境。《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宋鸿兵，从更宽的视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解读此次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会受到怎样的冲击，以及世界金融体系会因这次危机而会有怎样的改变。
    美国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终结
    《第一财经日报》：虽然危机已经持续了一年，但华尔街风暴的原因我们还需要继续总结，你的观点是什么？
    宋鸿兵：总的来说，等危机真正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房地产市场危机、雷曼倒闭、美林被收购等都是细枝末节的事。美国危机的本质是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而如果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也要放大到一个更大的逻辑框架，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总框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次危机在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是对需求方过度消费能力、供给方过剩生产能力的总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提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宋鸿兵：是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西方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大危机，1929年危机的本质也是生产过剩，有人说是股票市场暴跌引起的整个危机，实际上根本不是，本质是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然后是长达10年的“柯立芝繁荣”，美国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在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同时，消费需求能力并没有跟上，这种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需求能力。也就是说，当生产线大量上马之后，发现消费严重不足。当时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需求市场，都在努力出口的同时相继设置贸易壁垒。这样，越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国家，其庞大的生产能力越会找不到消费者。
    生产过剩带来的是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破产、信贷收不回来、坏账增加，伴随严重产能扩张的是信贷膨胀，而在生产过剩之后银行面临亏损，并产生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经济大萧条。
    《第一财经日报》：1929年之前的信贷扩张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而美国这次次贷危机之前的信贷扩张主要是美国的消费领域，尤其是房地产。
    宋鸿兵：这是美国此次次贷危机区别于1929年大萧条的地方。当时的信贷扩张是基于供给方、生产方，在产能过剩之后在供给方的危机导致了金融业的危机，而这一次美国银行业的信贷扩张是在消费方、需求方。
    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尤其是房价上升，美国银行业在住房按揭贷款上的创新，发行了大量的消费信贷，推高了美国的消费能力。这20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从1984年的10.08％到1995年的4.6％，2004年为1.8％，2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真金白银越来越少，债务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美国成了全世界的火车头，实质上却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性风险。而在房价不能无限上涨、债务系统撑不住之后，债务回归也将导致美国过度消费能力的回归。
    中国面临产生类似1929年生产过剩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前面提到的以美国、中国为代表的过度需求方和过度供给方中，中国似乎面临的是1929年之前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
    宋鸿兵：在这个框架之下是的。也是我理解的中国经济在当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真正的风险所在，中国经济在这次经济金融危机中会受到的影响所在。
    1929年之前，当时西方世界体系内主导了一场生产过剩危机，而当下则是在全球范围内主导了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在美国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的刺激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创造了很大的生产能力，这表现为中国连年提高的出口和贸易顺差。
    而在美国消费需求萎缩之后，没有了更多的外部需求，中国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企业倒闭、就业形势加剧等等，同时会给银行业带来很大的信用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有很多人提到过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你的角度是从全球来看，将1929年的西方生产过剩危机框架放大到了当下的全球框架。如果从国内形势来看的话，比如加上内需，生产过剩问题是否还如此突出？
    宋鸿兵：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出口刚才已经谈过了，另外两个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这两个行业都是产业链条极其庞大的。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房地产市场目前是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即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已经被严重透支，另外有大量的没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房地产市场危机在销售下滑之后，即将到来的是大量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破产以及贱卖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导致资产价格继续下滑。
    从汽车市场来看，中国目前的汽车生产能力是1200万辆，但能卖掉的是800万到850万辆。汽车是涉及到钢铁、电子、橡胶等很多产业的行业，这种牵动性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多个层面的金融亏损和冲击
    《第一财经日报》：以上是从实体经济角度谈到中国在当下这场经济金融危机中可能会受到的冲击。在金融层面，如何评估这种冲击？
    宋鸿兵：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中国受到的冲击是金融、实体经济两个层面上的。在金融层面上，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资金参与维持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而这种过度消费回归的过程中，中国借出去的钱就会受到亏损。
    总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在美国资产上的投资，比如两房债券、股票、其他债券等等，这类投资如果现在按市场价值评估，其亏损额会是相当大的。其次，是中国企业销售给美国产品所形成的1000亿美元以上的应收账款，这部分欠款的信用风险是很高的。再次，是很多金融机构、个人的投资，包括QDII等等，这些都会是中国在金融层面上的亏损。当然，这没有包括对中国持有的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资产的评估。
    总结来看，对于如何评估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受损，从金融、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评估会是比较全面的。
    《第一财经日报》：这还属于中国自身主动型的受损，是我们自己的投资受损。从被动的角度看，比如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中国还面临什么风险？
    宋鸿兵：完全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止于上面提到的亏损风险。我要着重提的是中国巨额热钱的潜在流出。
    虽然在热钱规模上有争议，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境内累积了大量的热钱。但是现在，整体经济形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低迷、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走低、利率形势的走转，都让热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热钱在短时间内流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严重的。我们需要评估中国能够承受多大规模的热钱流出，2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1万亿美元？还是更多的1.75万亿美元？资金撤出的时候不只是热钱，国内资本同样会有外逃。
    62万亿美元的CDS市场危机未解
    《第一财经日报》：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5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已经只剩下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2家。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处于什么层次，今后还会有什么恶化？
    宋鸿兵：6月份我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发表文章（6月16日《次贷危机没有过去，警惕美国金融风险进一步升级》）时曾提出过，美国次贷危机只是美国全面债务危机的引爆器，危机发展大致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流动性危机；第二阶段是信用违约危机，主要标志是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DefaultSwap）市场出现危机；第三阶段是利率市场危机；第四阶段是美元地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恶化到现在，更加深了我对这四个阶段的判断。
    当下我们仍然处在危机第二阶段之中，包括贝尔斯登、两房、雷曼、美林等机构或被收购、接管、倒闭，其核心都是CDS市场危机，这一点大家还认识不够清楚。6月份的文章我曾强调，因为CDS危机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型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出现倒闭或被收购。可以这么说，如果贝尔斯登、两房没有被收购或接管，CDS市场早就出现严重问题，两房被接管但是它的CDS危机还没有完。
    今后随着更多的金融机构面临倒闭风险，CDS市场更多的交易对手风险还会继续暴露。
    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危机将现
    《第一财经日报》：CDS市场领域之外呢？
    宋鸿兵：除了投行的危机、CDS市场的危机，现在核心要关注的还有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危机，也是美国传统银行业危机的继续。
    FDIC对个人存款账户的保险额高达10万美元。2008年以来，美国已倒闭了包括IndyMac等12家银行，FDIC出面进行救助，但这种救助有时间差，目前IndyMac的存款人还没有完全拿到存款。上周五美国新倒闭的Ameribank拥有1.15亿美元资产和1.02亿美元存款，估计该银行倒闭会令存款保险基金损失约0.42亿美元。
    但是现在更为严重的是，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正处在倒闭的漩涡，这是美国第一大存贷银行，资产3000亿美元，其中2390亿美元是房地产贷款，其中530亿是最具危险性的可调整利息贷款（ARMs），这其中的损失已经高达185亿。目前该银行的坏账率已达到40％，倒闭已经只是这个月或下个月的问题。
    除了华盛顿互助银行，FDIC的观察名单中，还有117家银行处于严密监控之中，包括Wachovia等银行。问题是，一旦华盛顿互助银行倒闭，FDIC的自有资本将会耗尽，变为“资不抵债”。要知道，FDIC只有5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来为这些存款提供保险，而美国全国的存款额高达1兆亿美元，FDIC的担保杠杆是为比自身资产总量大101倍的全美银行储蓄保着险。显然，FDIC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应付更多的银行倒闭。
    在后面的一两个月，随着美国银行业的继续破产，FDIC的问题会立即凸显出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会造成全美银行业的挤兑风潮，这可不是小事。我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在美国的家人，是要考虑把银行存款换成现金了。美国民众似乎也在逐步失去对FDIC的信任，现在有很多民众排队取款。
    出于问题的严重性，我相信美国国会、美国财政部会立即行动对FDIC注资，否则美国全国将陷入银行挤兑狂潮。但即便是政府出手救助，同样会重创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美国总共有7500家中小型银行。
    6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危机在后面
    《第一财经日报》：这会是最坏的情况吗？
    宋鸿兵：远不是，我认为美国银行业的问题是会随之到来的，对FDIC的救助也会很快到来。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传统银行业的风险、倒闭等问题，会加剧信贷紧缩，而这会对美元利率市场带来更大的威胁。市场总量6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将迎来严重的危机。要知道，目前出问题的CDS市场规模是62万亿美元，利率掉期市场是这个规模的10倍。
    在CDS危机、银行倒闭、信贷紧缩等各种危机之下，美国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将再度出现流动性枯竭危机、这会推高美元利率，在利率掉期市场上长期看跌的人就会赔，而这个市场最大的看跌者是美联储的大股东之一摩根大通银行。可以说，在等到金融衍生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利率掉期市场面临危机，
    摩根大通这种机构出现危机时，金融危机才可以说到顶，当然这还不包括对美国财政体系、国债偿付性危机的评估。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在这类利率市场上的投资也面临亏损。前段时间已经暴露出的欧元固定期限交换利率CMS（Constant Maturity Swap）巨额亏损即是其中之一，很多机构在中国推销的利率型投资产品在今后都将面临这类亏损，投资者需要密切注意。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又谈到了美国财政体系的问题，怎么看美国整体的救市能力，包括美联储、美国财政体系？
    宋鸿兵：美联储和美国财政的救助能力可以放在一起来看。救助无非是用现在的资金盘子救，还是继续发行国债借钱来救；要么就是印钞票。美国财政部上周末刚提出的7000亿美元金融市场救援计划，需要通过把国债上限从10.6万亿提高至11.3万亿美元，这就是印钞票。但是如果再无节制地发债或者印刷美元，会引致世界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降低，进而抛售远离美元资产，而这种抛售会是致命的。
    欧洲、伦敦、欧元或受益金融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的框架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度需求方”，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度供给方”，都会在这次危机中调整。那么有没有世界的哪个地方会在这场危机中获益，或者说受损较轻？
    宋鸿兵：有，是欧洲地区。我相信欧洲会是这场大型金融、经济危机中最大的获益者。伦敦会取代纽约重新回归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欧元、欧元体系也会受到益处。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欧洲经济相对脱离以美国、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供需体系。目前欧洲地区经济的区内自给水平是80％，它既没有大规模的进口，也没有大规模的出口。既不像美国那样，生产能力严重外流和缺失，也不像中国那样内需无力。这种情况会给欧洲经济避免受到大的冲击。
    危机落脚点：世界货币体系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美元地位的下降，会不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深刻的变化。自二战以后，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一直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货币。
    宋鸿兵：这可能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金融创新，让世界来分担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就是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种国际货币发行权和铸币税收益是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甚至核心内容。
    而目前这种货币体系面临着游戏规则的改变。在美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之后，人们会坐下来总结，“世界货币体系是怎么了，美元这种玩儿法不行，我们是不是需要新的游戏规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实际上如果你留意到国际上的一些讨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包括一些知名人物，著名投资者索罗斯、罗杰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指出，世界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还有对黄金重新货币化的讨论等等。我提议读者更多地留意国际上这方面的讨论。作为国家战略，更需要对危机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