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立：IPO资源应更多地向非金融类公司倾斜(1月16日)

    十八大以来，有关金融工作的重要会议和文件都强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十九大报告对银行、保险等金融子行业均没有专门提及，但却强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可见党中央对直接融资的重视。
    无疑，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主要是指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十九大之所以把股市提高到如此重要的高度，是由股票市场的作用和功能决定的。股市的主要功能和作用除了融资，还能优化资源配置，可以有效地将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与资本结合，从而推动创新，培育经济的新动能。美国经济之所以在二战之后一直执全球经济之牛耳，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华尔街的作用。
    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8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历史经验看，只有通过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等收入国家才能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就是说，只有促进科技创新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构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倚重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十九大之后，证监会刘士余主席就提出了“资本市场强国”的目标。
    要提高股市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关键是要改革股市的一系列制度（尤其是新股发行制度），但制度改革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笔者认为，当前能做的改变是把宝贵的IPO资源向科技类公司倾斜，可行的措施是提高金融类公司上市融资的门槛。
    笔者之所以把金融类公司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它们占用了大量的IPO资源，而且与发展直接融资的目标背道而驰。
    我们发展直接融资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创新，缓解间接融资带来的高负债率风险，而现实中我们把大量的直接融资配置到金融行业，形成了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怪圈，严重影响到直接融资的目的和功能。截至2017年底，在国内上市的银行股有25家，最大的五家商业银行均已经上市。上市的证券公司有34家，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均已经上市。这些金融类公司虽然数量不多，总数不足100家，但它们的特点是市值都很大，它们的总流通市值已经超过10万亿元，占沪深两市的总市值的比重近20%。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金融行业挤占了其他行业的融资需求，加剧了金融业的脱实向虚。
    虽然金融行业通过股市融资补充了资本金，可以提高它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但宝贵的股市融资用于金融类公司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当前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都很强，上市的商业银行盈利超过了全部上市公司盈利总额的一半。金融类公司具备内源融资的能力，应该把IPO资源更多地向非金融类公司倾斜。
    2018新年伊始，IPO排队的银行仍然一拨接一拨。2018年1月5日，被誉为农商行“上市一哥”的重庆农商行，首次披露了A股IPO招股书。据国内媒体统计，目前在证监会A股IPO排队的银行已增至17家。其他16家包括拟登陆深交所的郑州银行、兰州银行、苏州银行、青岛银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和江苏大丰农商行，拟登陆上交所的长沙银行、徽商银行、哈尔滨银行、浙商银行、西安银行、厦门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江苏紫金农商行和厦门农商行。此外，药都农商行的A股上市申请日前获得了当地银监局批复，后续也将加入IPO排队银行之列。如果不加控制，进入IPO排队的银行数量还会不断增加。
    笔者以为，除了业务模式有创新的银行外，对于其他业务同质的银行，应该从严控制其IPO，让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快速进入股票市场。（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