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强监管下的银行同业业务(9月19日)

    过去几年，在净息差不断收窄、传统业务收入持续萎缩的背景下，同业业务成为银行业务扩张的主要方式，也是维持收入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但同时，由于监管体系不完善和银行内部管理不到位，部分同业业务在发展中异化为监管套利的重要手段，沦为金融乱象的渊薮。
    正因如此，今年以来的监管风暴主要指向便是同业业务领域。从短期来看，监管强化将限制部分同业业务的发展空间，降低其在银行业务中的占比。但就长远而言，监管强化将有助于同业业务回归本源，对推动银行业长期稳健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同业业务的演进与异化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是指以金融同业客户为服务与合作对象，以同业资金融通为核心的各项业务。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最初主要承担司库职能，是为商业银行之间平衡头寸而进行的短期资金拆借和划拨，主要作为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就我国的实践而言，198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各专业银行互相拆借资金，算是我国银行同业业务的滥觞。
    随着业务逐步发展，同业交易对手方扩展至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特殊目的实体，业务范围也从传统的同业存放、同业拆借等衍生出同业代付、买入返售等各项创新业务，从原来的仅指商业银行之间所进行的同业业务，扩展为既包括商业银行之间的同业业务，也包括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及特殊目的实体）之间所进行的业务。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划分，可将银行同业业务分为三大类：从资产角度，同业资产主要包括“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以及近来兴起的“应收款项投资”等科目；从负债角度看，同业负债主要体现在“同业存放”、“拆入资金”、“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以及近年扩张迅速的“应付债券”（包括同业存单）科目；从中间业务角度看，包括代客外汇交易、基金和年金等托管、代理清算、代理开票、代开信用证、第三方存管、代理基金买卖、代理保险买卖、代理信托理财买卖、代理债券买卖、代理金融机构发债，等等。
    2002年以前，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模式相对单一，主要是资金拆借、回购、同业存放和存放同业等。2002年之后，债券市场快速发展，部分银行开始把债券结算代理作为同业业务重要发展方向，这一业务为银行作为债券结算委托人开拓了债券交易的空间。此后，同业业务进一步繁荣，信托、保险、证券、基金和财务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更深入的参与，为同业业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成为银行提升的重要方向，这又推动了与保险、基金、证券以及信托等非银行机构在交叉销售方面的广泛合作，同业业务的中间业务逐步兴起。
    与其他业务相比，同业业务市场化程度较高，且参与者风险管理能力较强，有关部门一直有意识地将其视为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试验田”。2005年，人民银行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2013年，人民银行又在银行间市场推出同业存单作为同业存款的替代与补充。作为探路先锋，银行同业业务对推动利率市场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化利率与管制利率双轨并行的转型期，同业业务也很容易演变成监管套利的利器。
    2010年之后，随着宏观环境和监管环境的变化，同业业务开始从单纯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衍生发展成为利用同业资金或理财资金，以扩大各种表内外同业资产。会计科目不断变化，除了传统的同业存放、同业拆借、同业票据转贴现、债券回购等，又扩展到诸如转贴现、信托受益权、信贷资产转让与回购、同业代付、买断式回购、票据对敲和应收款项投资等，模式创新令人眼花缭乱。
    在此过程中，同业业务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部分业务开始沦为纯粹的监管套利工具。2010年至2012年之间，随着信贷管理收紧，监管套利的主要目标在于绕开贷款规模管制（合意贷款规模）和存贷比指标。2013年之后，资金供求失衡状况逐步缓解，《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正式实施，监管套利的主要目标又变成减少资本占用，主要方式是通过拉长交易链条来转换资产形式（或调整会计科目），以降低资产的风险加权系数，或实现出表，以此来降低资本、拨备计提等要求，或粉饰财务数据，等等。
    过度套利的风险
    同业套利业务的过度发展，引发了诸多金融乱象和潜在金融风险。
    一是导致信用过度膨胀。同业业务运作模式不同于传统存贷款，表面上虽不直接影响信贷数量，但会对货币流通速度和信用总量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变化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的控制能力，容易导致信用总量的过度膨胀。
    二是导致银行信用风险低估。具体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通过监管套利，大量银行信贷被转移出表外（或仍在表内，但转换成了同业投资）。由于这种转移在法律以及在实践操作上，都很难达到风险的完全隔离，这就意味着，有许多表外项目，银行不需要为其计提资本和拨备，但在风险曝露时，有可能由银行承担最终的责任；其二，经由同业套利业务的操作，部分信贷资金进入了原本被禁止的行业和领域。这些较高风险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其三，通过同业套利的操作，将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风险的信贷资产转移出表外，以掩盖真实的不良资产状况。等等。
    三是加剧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通过金融同业融入资金，然后再投向收益较高但期限较长的资产（债券或非标资产），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加杠杆模式。在市场资金充裕、利率较低的环境下，银行可以通过滚转发行短期限的同业存单来维持这一交易结构，并获取利差收入。但如果市场资金面趋紧，融资利率快速上行，银行就面对两难选择：要么抛售资产，承担即期账面损失后完成去杠杆；要么继续持有资产，同时以更高的利率进行融资。后者会导致息差收入不断减少甚至为负，而且，如果在资产最后到期时，市场仍未改善，银行还会遭受本金的损失。不管哪种选择，随着市场资金趋紧，部分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都会显著上升，并对金融市场整体预期和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监管强化的深远影响
    针对同业套利业务，从2009年起，监管部门就开始密集出台规范同业业务的监管政策；到2013年的“8号文”和2014年的“127”号文，同业业务的监管体系已逐步成型。但由于银行业务扩张冲动较大以及监管执行力度不够，并未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以来，根据中央“抑制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同业套利业务再次成为金融整治的重点。
    货币政策从量、价两端入手，价格上通过抬升利率水平来消除套利空间，推动金融机构逐步消解存量业务；数量上则用MPA考核来约束和控制增量。银行监管方面，则通过对各种套利行为进行全方位自查与清理，并加大处罚力度，直接抬高金融机构的违规成本，打压套利动机。经过近三个季度的整治，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
    根据中国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8月末，银行表内同业业务持续收缩，同业资产、同业负债分别较年初减少3.2万亿元和1.4万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3.8%和-1.6%。其中，股份制银行同业资产与年初相比降幅达45%。表外同业业务（同业理财）累计减少2.2万亿元，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理财余额同比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40和90个百分点。
    从宏观数据上看，8月M2增速进一步回落至8.9%，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低增长态势，已接近实体经济（名义GDP）的增长水平，意味着同业往来引发的货币创造受到了明显抑制。
    总体上看，强监管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同业套利业务而形成的金融空转和过度杠杆问题正在有序去除。就目前情况判断，这一进程已过半，对银行的短期冲击也在逐步减弱。但从中长期看，监管强化对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方向影响深远，套利型业务空间显著缩小，但适应利率市场化和业务发展需要的合理的同业业务，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此我们有如下一些判断。
    一是同业业务回归本源。同业业务本质上是银行流动性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手段。传统存贷款业务因为市场敏感度低、流动性差，难以满足日益迫切的风险管理需要，金融机构必须要借助同业资产、负债的合理运用。从这点看，同业业务仍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潜力。此外，基于客户需求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意味着，金融机构之间在产品创新、交叉销售等领域的合作，同样有着广阔的前景。
    二是同业套利业务的发展空间显著缩小。强监管并不是要否定所有的同业业务，而是要限制同业业务中涉及套利的那一部分。从目前看，在负债端过度使用同业负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来加杠杆，而在资产端对接各种特殊目的实体（各类机构的通道），是套利交易的主要模式。随着监管强化对同业负债的约束（同业负债占比不超过三分之一）和资产端对特殊目的实体投资的穿透，这部分业务的规模已出现明显萎缩。
    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似乎更关注监管对同业业务中的某一类工具（如同业存单）的限制和影响。但事实上，同业资金来源的渠道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来自于这种渠道的资金规模是否合理（有无过度杠杆），以及获取这部分资金的目的（是用于套利交易还是用于流动性管理）。正因为此，我们认为，尽管套利业务规模会大幅萎缩，但某一类工具（如同业存单或特殊目的实体投资）的绝对规模并不一定会下降，尤其是同业存单，作为同业负债来源中透明度最高和流动性最好的一种工具，规模上仍有较大扩张空间。
    三是同业业务贡献度下降，银行业务结构回归正常化。过去几年中，同业套利业务是银行同业业务收入，也是银行总收入的重要贡献来源。相当多的同业业务收入都体现为非利息收入，也是银行收入结构优化（即净息差收入下降，非息收入上升）的重要动力。在强监管背景下，我们预计，同业业务收入贡献度将明显下降，银行业非息收入高增长的势头也会出现逆转。部分高度依赖同业业务的中小银行，短期内会受到较大影响。不过，套利型业务的消退，将迫使银行将注意力回转到企业和零售客户，切实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从长期来看，这会更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健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9月19日）